时间在忙碌与焦灼中滑入1949年的春天。积雪消融，黑土地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但沈阳的工厂区，依然被沉默和锈蚀笼罩。李云龙的“车间大学”和赵刚的“书斋沙龙”取得了初步成效：工人们的热情被有效组织起来，一些简单的设备经过“土法”检修开始恢复运转，个别车间甚至试制出了一些简易的工具和配件。技术科在韩工带领下，绘制出了一批关键设备的草图，建立了初步的技术档案。管理框架也开始搭建，人心逐渐稳定。
然而，深层次的困境，如同顽固的冰层，并未因表面的热情而融化。李云龙和赵刚都清晰地认识到，单靠内部的热情、有限的“土办法”和捉襟见肘的资源，根本无法让这座庞大的工业体系真正“活”过来，更遑论为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战争（此时渡江战役正在筹备）和未来国防提供可靠的装备保障。
韩工等人反复提及的那些“卡脖子”难题，日益凸显：大型精密机床的核心部件无法自产；特种钢材（如炮管钢、装甲钢）的冶炼技术和配方缺失；重型锻压设备（水压机、汽锤）损坏严重，修复无门；弹药生产所需的无烟火药、高级炸药、雷汞等化工原料的合成工艺近乎空白；光学仪器、精密轴承、高级合金等更是完全依赖外部。许多设备图纸残缺，工艺标准混乱，技术储备断层。
“李部长，赵政委，”在一次技术研讨会上，韩工指着一张复杂的水压机结构图，声音沉重，“像这种1500吨的水压机，是加工大型火炮零件和重型锻件的关键。现在主缸体有裂纹，密封系统完全失效，控制系统瘫痪。我们查遍了国内可能的技术资料，也咨询过一些老技工，以我们现有的技术能力和材料，根本不可能修复。没有它，75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身管毛坯锻造和关键大件加工，就无法进行。”
另一位负责化工的工程师也补充道：“无烟火药生产线，关键的反应釜和硝化设备腐蚀严重，温控、压力控制系统失灵。更严重的是，稳定的原料供应渠道和精确的合成工艺参数，我们掌握不全。没有合格的发射药，造出来的炮弹就是‘哑弹’，甚至可能在炮膛里爆炸。”
会议室里一片沉寂。这些冰冷的术语背后，是残酷的现实：没有这些关键技术和设备，恢复的“生产”，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造不出真正堪用的、能与敌人抗衡的武器。
李云龙眉头拧成了疙瘩，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赵刚扶了扶眼镜，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技术干部和工人代表焦虑的面孔。他知道，到了必须向外寻求突破的时候了。
“同志们，”赵刚缓缓开口，打破了沉默，“困难，大家都说得很清楚了。这些难题，靠我们关起门来，短时间内确实无法解决。我们的工业基础太薄弱，技术积累几乎是从零开始。但是，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大家知道，”赵刚继续说道，“在北方，有一个刚刚建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他们经历了工业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拥有强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也积累了大量技术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寻求苏联‘老大哥’的援助，是我们打破当前困局、加快建设步伐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正在考虑的战略方向。”
这话引起了一阵低低的议论。寻求外援，尤其是向苏联求助，在一些老技术人员和党员干部心中，既有期待，也有疑虑。期待的是能得到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疑虑的是别人是否真心帮忙，以及可能带来的依赖和代价。
李云龙一拍桌子，声音洪亮：“老赵说得对！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咱们自己搞不定，就得找帮手！苏联‘老大哥’打过法西斯，工业底子厚实，咱们现在缺的，说不定在他们那里就是‘破烂’！用咱们东北的大豆、粮食、木材，去换他们的旧机器、旧图纸、哪怕派几个专家来指点指点，都行！总比让这些铁疙瘩一直烂在这里强！”
他看向韩工等人：“你们技术科，还有各厂的老师傅、工程师，立刻动手！把咱们最急需、最要命的技术和设备清单，给老子列出来！要具体！什么型号的水压机、什么精度的机床、什么配方的钢材、什么工艺的化工设备……越详细越好！别怕丢人，咱们现在是学生，学生向老师请教，天经地义！”
赵刚补充道：“清单要分门别类，注明用途、国内现状、急需程度。同时，准备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我们现有基础、恢复进展、主要困难和请求援助的具体内容。这份报告和清单，将作为我们向东北局、中央，以及未来可能与苏联方面接触谈判的重要依据。这不是简单的伸手要东西，而是要展现出我们自力更生的决心和已经做出的努力，让‘老大哥’看到帮助我们是值得的，是有基础的。”
一场围绕“求援清单”的紧张工作迅速展开。这不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对自身家底和需求的深度盘点与梳理。技术科灯火通明，韩工带领着技术人员翻阅残存资料，回忆、核对、争论。李云龙则带着几个助手，再次深入各个重点工厂，召集老工人和技术骨干开座谈会，现场核实需求。赵刚坐镇机关，协调各方，将汇集上来的海量信息进行分类、归纳、提炼，力求使最终的报告和清单既有专业性，又具备说服力。
过程充满挑战。许多设备只有模糊的俗称或日文旧型号，需要反复比对确认。技术要求如何表述得既准确又不过于专业晦涩？优先顺序如何排列？哪些是可以缓一缓的，哪些是事关生死、刻不容缓的？争论时有发生。
一次，在讨论是否将“光学玻璃熔炼技术”列入优先清单时，发生了分歧。一些同志认为，当前恢复火炮和步枪生产是首要任务，光学瞄准镜属于“锦上添花”，可以暂时搁置。但韩工和一些从兵工系统出来的老技术员激烈反对：“没有合格的光学瞄准镜，我们的炮兵就是‘近视眼’，步枪的射程和精度也无法充分发挥！这在战场上要吃大亏！日本人和国民党当年都花大力气搞光学，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况且，光学玻璃的技术涉及高温熔炼、精密退火、光学冷加工等一系列复杂工艺，是精密制造的标杆，攻克它对提升整个工业技术水平都有带动作用！”
李云龙听得头大，但觉得韩工说得有道理。他看向赵刚。赵刚沉吟片刻，说：“韩工的意见很中肯。军事需求要兼顾眼前和长远。光学仪器确实至关重要。不过，我们也要考虑现实可能性。这样，在清单里，把光学玻璃及相关加工设备列为‘第二类优先’，注明其战略意义和技术带动性。同时，在报告里强调，我们愿意从最基础的学习和试制开始，哪怕先引进一些旧设备或技术资料，派遣人员去学习。”
最终，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打磨，一份厚达数百页、附有大量简图和说明的《关于请求苏联援助恢复与发展东北军事工业的报告及急需技术设备清单》终于定稿。报告详细陈述了沈阳、鞍山、抚顺、大连等地主要军工及相关企业的现状、已做的恢复努力、面临的核心技术瓶颈，并提出了具体的援助请求，主要包括：
1. 关键设备与图纸：请求提供或转让一批国内无法修复或制造的大型精密机床（如重型车床、镗床、磨床、齿轮加工机床）、重型锻压设备（水压机、汽锤）、冶金设备（电炉、轧机）、化工设备（硝化、磺化装置）及其图纸、工艺文件。
2. 原材料与配方： 请求提供特种钢材的冶炼配方和工艺，无烟火药、高级炸药的稳定生产工艺参数和关键催化剂，光学玻璃、精密轴承合金等材料的配方与技术标准。
3. 技术资料与标准： 请求提供火炮、弹药、引信等武器的设计图纸、生产工艺规程、检测验收标准等成套技术资料（以弥补日军和国民党销毁、带走的部分）。
4. 专家派遣与人员培训： 请求派遣冶金、机械、化工、军工等领域的专家来华进行技术指导和现场解决问题；同时，希望接纳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赴苏联工厂实习、培训。
5. 易货贸易建议： 提出可以用东北地区丰富的农产品（大豆、玉米、小麦）、木材、煤炭、部分矿产等，交换上述设备、技术和资料，逐步偿还。
报告和清单被立即呈送东北局和中央。等待回复的日子，每一天都显得格外漫长。李云龙像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在工业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不时打电话询问进展。赵刚则继续埋头研究从各种渠道搜集来的、关于苏联工业的零星资料，试图预先了解可能的合作模式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央批复同意东北局先行与已经在哈尔滨的苏联商务代表及部分技术专家进行初步接触，试探苏方态度，并就最紧迫的易货贸易和专家派遣事宜进行磋商。中央同时指示，要本着“平等互利、争取外援、以我为主”的原则进行谈判。
李云龙和赵刚被指定为东北工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即刻赶赴哈尔滨。与他们同行的，还有韩工等几名核心技术人员，负责具体的技术咨询。
哈尔滨，这座有着浓郁俄罗斯风情的城市，此时已成为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与苏方的会晤安排在一栋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办公楼里。苏方代表是一位名叫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商务参赞，身材高大，头发灰白，穿着合体的西装，表情严肃，带有典型的苏联官僚气质。陪同他的还有两名工程师模样的随员。
会谈一开始，气氛略显拘谨和公事公办。彼得罗维奇首先表达了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胜利的祝贺，以及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新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然后，他话锋一转，开始大谈苏联自身战后重建任务繁重，工业能力也有限，暗示大规模援助的困难。
赵刚作为主谈，不卑不亢。他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然后简要介绍了东北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遭受的严重破坏，以及解放后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为恢复生产所做的巨大努力。他着重强调了恢复生产对于支援南方前线、巩固新生政权、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性。
“参赞同志，”赵刚语气诚恳而坚定，“我们深知苏联同志也面临重建的艰巨任务。我们并非一味乞求援助。我们带来了详细的报告和清单，这首先是我们对自己需求的清醒认识，也是我们真诚希望开展务实合作的体现。我们拥有丰富的农产品和自然资源，我们愿意用我们拥有的东西，来交换我们急需的、对恢复生产至关重要的设备、技术和知识。这是一种互补的合作。”
接着，李云龙让韩工等人，用带来的图纸和模型（简陋但用心制作的），具体说明了几个最紧迫的技术难题，比如那台1500吨水压机的修复，无烟火药工艺的缺失。李云龙在一旁补充，语气急切但直率：“参赞同志，咱们当兵的讲实在话。这些机器不转，我们的战士就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火炮和炮弹，在战场上多流血！咱们用粮食换机器，用木材换技术，这是兄弟之间互相帮忙！你们淘汰的旧设备，对我们可能就是宝贝！派几个专家来指点一下，可能就救活我们一个厂子！”
或许是赵刚有礼有节的陈述和李云龙直白朴素的“兵话”起了作用，也或许是苏方本身也有其战略考量（巩固东方阵营、获取农产品等），彼得罗维奇的态度逐渐缓和。他表示对中方的困难和努力“理解”，承诺会将中方的报告和清单详细转报莫斯科。对于一些相对简单、不涉及敏感技术的设备需求（如部分通用机床的配件、一些基础冶金和化工资料），他表示可以在哈尔滨现有的苏方机构中“设法调剂一些”。关于派遣专家，他原则同意可以先行派遣一个小型综合专家组到沈阳进行短期考察和咨询，但具体领域、人数、时间需报批。关于易货贸易，他原则接受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换取设备和技术支持的思路，但具体品类、数量、价格、交付方式等，需要进一步详细谈判。
首次接触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初步成果。虽然距离获得实质性的大规模援助还很远，但大门毕竟打开了一条缝。最重要的是，苏方表现出了愿意接触和商讨的态度，并且同意先行派遣专家组，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返回沈阳的火车上，李云龙兴奋不已：“老赵，看见没？‘老大哥’还是讲点同志情谊的！能先派专家来就好！咱们可得好好准备，把最硬的骨头留给专家看！”
赵刚却显得更为冷静：“老李，别太乐观。这只是开始。彼得罗维奇的态度很谨慎，很多话留有充分余地。援助不会白来，贸易也会很艰苦。专家组来了，我们要抓住机会，真正学到东西，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我们自己的努力一刻也不能放松。外援是助力，根本还要靠我们自己。”
“这个我懂！”李云龙点头，“就像打仗，友军支援再好，最后冲锋陷阵、占领阵地的，还得是自己的部队！咱们该挖工事挖工事，该练兵练兵！”
第一批苏联专家小组共七人，辗转抵达沈阳。小组包括一位冶金工程师、一位机械工程师、一位化工工程师、两位技术员和两位翻译（其中一位是中方派出的俄语干部）。组长是那位冶金工程师，名叫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五十多岁，身材敦实，秃顶，不苟言笑，工作作风严谨甚至有些刻板。
专家组的到来，在沈阳的工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工人们好奇地围观这些高鼻梁、蓝眼睛的“洋师傅”，技术人员则既期待又忐忑。李云龙和赵刚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然后立即安排专家组到各重点工厂进行考察。
最初的合作，充满了微妙的碰撞。苏联专家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一到车间，就拿出笔记本、卡尺、放大镜，仔细查看设备，询问参数，记录数据。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严谨态度，让韩工等中国技术人员深感佩服。然而，双方在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上存在明显差异。
苏联专家习惯于在完整的图纸、规范的数据和既定的工艺规程下工作。当他们看到中国工厂里大量残缺的图纸、凭经验操作的工艺、以及因陋就简的“土办法”时，常常皱起眉头，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这不符合规程！”“没有精确数据，无法分析！”“这种维修方式不科学，存在安全隐患！”
一次，在铸造车间，一位老工人用自创的“看火色”、“听风响”的方法判断铁水温度，正准备浇铸。陪同的苏联冶金专家用光学高温计一测，发现温度偏低，坚决要求重新升温，并强调必须使用仪器监测。老工人觉得自己的经验从未出错，有些不服气，双方发生了小小的争执。最后还是赵刚闻讯赶来，一方面肯定老工人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也强调科学仪器的重要性，建议将老师傅的经验与仪器测量结合起来，建立更可靠的操作标准，才化解了矛盾。
类似的情况在多个车间发生。苏联专家带来的科学管理理念、严格的技术标准和注重数据的作风，与中国工厂原有的经验主导、灵活变通但不够规范的传统产生了碰撞。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李云龙和赵刚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召集各厂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开会，明确提出：“苏联专家带来的，不仅是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业思维和工作方法。我们要虚心学习！他们的批评，哪怕尖锐，也是为我们好！要把专家的建议，和我们工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更科学更规范的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
他们要求各厂为苏联专家配备得力的中方技术人员和翻译，全程跟随学习，详细记录专家的每一个诊断、建议和操作演示。同时，组织技术工人观摩专家的现场工作，安排专题讲座，请专家系统讲解相关技术原理。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最初对中国工厂的混乱和“不正规”感到头疼，但很快，他也被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创造精神所打动。当他看到韩工等人凭借残缺图纸和记忆，几乎完美地测绘出一台复杂机床的结构时，也不禁表示惊讶和赞赏。当他看到工人们在缺乏起重设备的情况下，用枕木、撬杠和人力，将数吨重的设备部件移动就位时，更是竖起了大拇指。
合作渐入佳境。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那台关键的1500吨水压机主缸体裂纹被成功采用“金属扣合”加“焊接预热”的复合工艺修复（虽然专家认为最好更换，但在没有备件的情况下，这是可行的方案）；无烟火药生产线的一些关键反应参数被重新标定，并改进了温控系统；一批急需的机床配件图纸被绘制出来，并指导中国技术人员用现有设备尝试加工；冶金专家还对鞍钢恢复生产提供了宝贵建议，并帮助分析了几种急需的特种钢的初步成分设计。
更重要的是，通过朝夕相处和工作中的交流，中苏技术人员之间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和友谊。中国技术人员学到了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方法论，苏联专家也对中国同志的坚韧和智慧有了更深了解。尽管语言不通，文化各异，但共同的目标——让工厂运转起来——将他们联结在一起。
李云龙和赵刚也没有闲着。他们通过翻译，尽可能多地与专家组交流，了解苏联工业的组织模式、管理经验，甚至请教一些宏观的发展规划问题。李云龙还别出心裁地请专家品尝东北的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用他特有的方式表达感谢和增进感情，让严肃的安德烈脸上也偶尔露出笑容。
第一批专家组的短期考察即将结束。在送别宴上，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对李云龙和赵刚说：“李同志，赵同志，你们面临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但你们和你们的工人、技术人员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能力，也让我们印象深刻。我们已经将这里的情况和需求详细报告国内。我相信，更大的、更深入的合作是可以期待的。不过，”他话锋一转，语气严肃，“真正的技术进步，不能只依靠外部援助。培养你们自己的人才，建立你们自己的研发体系，才是长远之计。”
这句话，深深印在了李云龙和赵刚心中。送走苏联专家，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两人知道，与“老大哥”的交往才刚刚开始，前方既有获得宝贵援助的机遇，也必然伴随着复杂的博弈与自力更生的永恒命题。但无论如何，封闭的坚冰已经打破，一缕工业现代化的新风，正随着北方的气息，吹入这片亟待复苏的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