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第一批苏联专家组，沈阳的工厂并未恢复宁静，反而陷入一种更加亢奋而有序的忙碌。专家的建议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许多技术死结的思路，但要将这些思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依然需要消化、试验、攻关。更重要的是，安德烈临别时那句关于“培养自己人才”的忠告，如同重锤敲打在李云龙和赵刚心头，回响不绝。
“老赵，‘老大哥’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在返回沈阳的列车上，李云龙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已经开始泛绿的田野，若有所思，“光靠借人家的‘鸡’下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咱们得有自己的‘鸡’，能下更好的蛋，甚至能孵小鸡。”
赵刚点头，深以为然：“这正是中央和东北局也在重点考虑的问题。依靠外援是必要的，但不能产生依赖。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人才培养和科研体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派出去’，选拔优秀青年和技术骨干，送到苏联去系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二是‘请进来’并‘用起来’，不仅继续引进苏联专家，更要大力发掘和用好国内现有的技术人才，包括那些留用的旧人员，以及从关内、从海外愿意回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同时，还要在我们自己的学校里，在工厂的实践中，培养新一代的工人和技术员。”
回到沈阳，两人立刻将“人才培养”列为与“恢复生产”同等重要的核心任务，开始双线推进。
“派出去”，首要任务是选拔赴苏留学生和实习人员。这不是简单的挑选好学生，而是关乎未来工业骨干和国家建设者的战略布局。东北局和中央的指示很快下来：以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军工局）为主，联合教育部，在东北地区（重点是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的大学、专科学校、中等技术学校以及重点工矿企业中，选拔一批政治可靠、基础扎实、年轻有为的人员，前往苏联的高等院校和工厂进行长期（大学）或短期（进修实习）学习。
命令一下，犹如巨石投入湖面，在知识青年和技术人员中激起巨大波澜。去苏联——那个传说中的社会主义强国、工业巨人那里学习！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报名者踊跃，竞争异常激烈。
选拔工作由赵刚主要负责。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制定了严格而公正的程序：政治审查（确保历史清白，拥护党的领导，有志于新中国建设）、文化考试（侧重数理化和外语基础）、专业能力考核（结合原学校成绩或工作表现）、体格检查，最后还要进行面试，考察其思想动态、学习目的和适应能力。
工业部大楼里专门腾出几间屋子作为选拔办公室，灯火通明。来自各单位的推荐材料堆积如山。赵刚亲自审阅重点人选的档案，组织专家进行专业面试。他特别强调，不仅要看成绩，更要看潜力、看志向、看是否具备吃苦耐劳和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一天，面试了一个来自沈阳兵工厂的年轻技术员，叫陆为国，二十出头，毕业于伪满时期的工科专科学校，解放后表现积极，技术钻研劲头足，在修复一台精密镗床时提出了关键建议。面试时，小伙子有些紧张，但谈到技术问题眼睛就发亮。
赵刚问他：“如果去苏联学习，你想学什么？将来回来想做什么？”
陆为国挺直腰板，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报告首长！我想学最先进的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咱们厂里很多设备都是仿制外国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想知道它们为什么这么设计，怎么才能设计得更好！将来回来，我想和老师傅、工程师们一起，设计制造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更好的机床和武器！”
赵刚和旁边的专家交换了一个赞许的眼神。这个年轻人有想法，有抱负。
另一个面试者是大连大学化工系的一名学生党员，叫周晓芸，梳着短发，眼神清澈坚定。她谈到日本统治时期大连化工厂的污染和对中国工人的压榨，谈到她立志学好化学，将来建设清洁、高效、属于人民自己的化工厂，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生活早日实现。
李云龙也关心选拔，但他更关注那些从生产一线、从工人队伍中冒出来的好苗子。他跑到各厂，跟厂领导和技术科的人打听：“有没有那种肯钻肯干、手巧心灵、有股子琢磨劲儿的年轻工人？光有文凭不行，手上得有活，心里得有火！”
还真让他找到几个。比如铁西某机械厂一个叫“小榔头”的青工，只有小学文化，但车铣刨磨样样拿手，还爱鼓捣，自己琢磨着改进了几种工装夹具，提高了效率。还有兵工厂装配车间一个叫刘大柱的年轻钳工，眼神特别好，组装精密部件又快又准，还能发现图纸上细微的不合理之处。
“这些好苗子，光在车间里埋头干，眼界打不开！”李云龙对赵刚说，“也得送出去！让他们去看看‘老大哥’的大工厂是怎么干的，流水线是啥样，先进工具怎么用！哪怕只是短期实习，回来也是宝贝！”
赵刚同意这个观点。在最终确定的名单中，不仅有来自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院派”，也包含了一批像“小榔头”、刘大柱这样有突出实践技能和培养潜力的青年工人，他们将作为技术工人或初级技术员赴苏实习。
名单上报，等待批复。与此同时，俄语强化培训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在沈阳、哈尔滨等地临时组建了数个“留苏预备班”，聘请俄语教师（主要是从白俄侨民、旧政权留下的人员以及少数懂俄语的干部中遴选）和基础课教师，对选拔出来的人员进行高强度、封闭式的培训。从字母发音到日常会话，从专业术语到政治词汇，学习任务极其繁重。许多人是从零开始，嘴里含着石子练发音，熄灯后还在被窝里背单词。但他们知道，语言是钥匙，是桥梁，再难也要攻克。
李云龙和赵刚有时会去预备班看望。看到那些年轻的面孔在煤油灯下刻苦攻读，听到那并不标准却充满热忱的俄语朗读声，两人都感到一种蓬勃的希望。这些年轻人，就像即将乘风远航的蒲公英种子，承载着工业强国的梦想，将要飘向遥远的北方，去汲取知识的养分。
“老李，你看他们，”赵刚轻声说，“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工程师、总工程师、科学家。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他们准备土壤，搭建桥梁。”
李云龙重重地“嗯”了一声，目光深远：“但愿他们学成归来，别嫌弃咱们这‘土包子’，能把真本事用在咱们自己的工厂里。”
在积极准备“派出去”的同时，“请进来”和“用起来”的工作也在加速进行。
一方面，继续争取和接待苏联专家。根据第一次接触的成果和安德烈回国的汇报，莫斯科方面态度有所松动，同意扩大专家派遣的规模和领域。第二批、第三批专家陆续到来，涉及的领域从最初的冶金、机械、化工，扩展到电力、交通、航空甚至初步的导弹技术咨询。李云龙和赵刚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了专家接待和工作配合机制：为每位专家配备固定的中方技术对口人员和翻译，成立联合技术小组；定期召开技术研讨会，既有专家讲座，也有中方提出问题请求解答；安排专家到更多相关厂矿考察，扩大其影响和帮助范围；生活上尽可能提供照顾，但不过分特殊，注重在共同工作中建立友谊。
专家们带来的不仅是具体技术，还有大量的技术资料、标准规范、甚至是一些淘汰或替换下来的相对旧型号的设备图纸。赵刚指示技术部门，成立专门的“资料翻译整理小组”，日夜兼程，将这些宝贵的俄文资料翻译成中文，并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研究和消化。这些资料，成为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建立初步工业标准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艰巨和根本的，是发掘和凝聚国内现有的技术力量。
东北地区原有一批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不乏有真才实学者。经过解放初期的混乱和观望，在赵刚主导的“包下来、给出路、尊重信任”政策感召下，以及看到恢复生产的实际进展和新政权建设国家的决心，大部分人的心态逐渐稳定，开始发挥积极作用。像韩工这样已经成为技术骨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人是普通的技术员、工程师，或在管理岗位。
赵刚认为，对这部分人的潜力挖掘还远远不够。他提议并推动成立了“东北工程技术人员联谊会”（后改称学会），定期组织活动，交流技术，反映诉求，也将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中间。联谊会成为团结旧技术人员、发现人才、听取专业意见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一些原本默默无闻但身怀绝技的老工程师被重新发现，比如一位留日归国的精密仪器专家，此前因历史问题被冷落，在联谊会上提出修复光学设备的独特见解后，被迅速起用，解决了望远镜分划板刻划的难题。
同时，赵刚将目光投向了关内和海外。他通过东北局和中央，积极联络和动员那些在抗战前后出国留学、如今学有所成并心向祖国的知识分子回国效力，也关注关内解放区以及即将解放的上海、南京等地可能支援东北的技术力量。他亲自起草热情洋溢的信件，介绍东北工业重建的广阔天地和迫切需求，寄给一些已知的、在海外有影响的爱国学者。虽然此时归国潮尚未大规模兴起，但已经有一些个别的先行者，冲破阻挠，辗转来到沈阳、哈尔滨，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中。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更新的知识，更是一种强烈的象征和鼓舞。
此外，赵刚格外重视从工人阶级中培养新型技术人才。他推动各工厂普遍建立“业余技术学校”或“红专学校”，利用工会组织，请厂里的技术员、工程师和老师傅授课，结合生产实际，教授文化知识、看图识图、操作原理、安全规程等。选拔优秀工人进入中等技术学校或保送进入大学深造（“调干生”）。他提出“劳动模范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鼓励工人学技术、搞革新，鼓励技术人员下车间、与工人结合。
一天，李云龙从兵工厂回来，兴致勃勃地对赵刚说：“老赵，你猜怎么着？那个‘小榔头’，在业余学校学了几何和制图，居然把他改进的那个夹具画成了图纸！虽然画得歪歪扭扭，但意思到了！厂里技术科的人看了，说原理对头，稍加完善就能推广！这小子，是个材料！”
赵刚很高兴：“这就是土壤里自己长出的苗子！我们要多创造这样的条件和氛围。将来，咱们不仅要有一批留苏回来的专家，还要有成千上万从自己工厂、自己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土专家’、‘工人工程师’！那才是我们工业真正扎根的基础。”
与人才培养同步，对苏经济合作也在艰难而务实地推进。第一次哈尔滨接触后，双方开始了正式谈判。谈判地点时而哈尔滨，时而沈阳，焦点集中在易货贸易的具体细则和技术合作的深度上。
中方谈判团以赵刚为主要负责人（李云龙负责把握原则和最后拍板，但具体谈判细节多由赵刚应对），成员包括贸易、工业、农业方面的干部和韩工等技术人员。苏方则以彼得罗维奇为主要代表，态度依旧谨慎，在价格、交付时间、技术转让条件上锱铢必较。
谈判异常艰苦。苏方试图压低中方农产品和资源的价格，抬高其提供的设备和技术服务的价码。对于一些相对先进或敏感的技术资料和设备，设置种种限制，或要求以更高的代价交换。对于派遣专家，也提出了不菲的费用和待遇要求。
在一次关于用大豆交换一批中型机床的谈判中，双方在比价上僵持不下。苏方坚持按远低于国际市场价的价格计算大豆，而机床价格却高出市场价不少。赵刚据理力争，摆出国际市场价格数据，指出苏方报价的不合理。他语气平和但立场坚定：“参赞同志，我们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如果交换条件长期显失公平，合作的基础就会动摇。我们理解苏联同志在运输、组织上的成本，但希望价格能更贴近实际价值。我们愿意用优质的农产品和稳定的供应，来换取对我们恢复生产至关重要的设备，这是一种双赢。”
同时，李云龙在非正式场合，也用他直率的方式向彼得罗维奇“吹风”：“参赞同志，咱们都是打过仗的人，知道后勤的重要。我们东北的粮食，运到苏联的远东和西伯利亚，能解决多少人的吃饭问题？能让你们多少工人安心搞生产？反过来，你们那些放在仓库里生锈的旧机床（当然，最好是能用的），给我们，我们让它重新转起来，造出东西支援前线，巩固咱们共同的东方防线，这账，怎么算都划算！别光盯着眼前那几个卢布！”
或许是多管齐下的作用，或许是苏方高层有了新的战略考量，谈判在僵持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转机。苏方最终在部分商品比价上做了让步，同意以相对合理的价格提供一批中方急需的、虽然不算最先进但足以解决当前瓶颈的机床设备、电机、轴承和部分原材料（如特种合金锭）。同时，原则同意以“技术合作”形式，转让部分相对成熟的、非核心的军工产品（如莫辛-纳甘步枪、马克沁重机枪、部分口径迫击炮）的全套生产技术资料和部分专用设备，帮助中国建立或改造相应的生产线。条件是中国用农产品、矿产等分期偿付，并保证不将技术转让给第三方。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虽然得到的并非最前沿的技术，但对于几乎从零开始的中国军事工业而言，能够系统性地获得一套相对完整、经过战争检验的武器生产技术，意义非凡。这标志着合作从简单的“易货”向更深层次的“技术转移”迈进了一步。
消息传回沈阳，工业部一片欢腾。李云龙激动地搓着手：“好啊！这下咱们就能照着图纸，正儿八经地造‘水连珠’（莫辛-纳甘步枪）和‘赛电枪’（马克沁重机枪）了！还能学他们的工艺！这是‘借鸡生蛋’，还要学怎么养鸡！”
赵刚则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老李，别高兴太早。拿到图纸和设备只是第一步。消化吸收，变成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还要过设备安装调试、工艺掌握、工人培训、质量管控很多道关。而且，这毕竟是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能满足于仿制。要在仿制中学习，最终实现自主设计和创新。安德烈的话，我们要时刻牢记。”
他立刻着手布置：成立专门的“技术资料消化领导小组”，由韩工牵头，集中相关厂的技术骨干，对即将到来的苏式武器资料进行预研，提前熟悉图纸、工艺，制定吸收转化方案。同时，规划和改造相应的生产线，培训技术工人，准备迎接新设备和新技术。
1949年的夏天，就在这播种希望、汇聚人才、拓展合作的紧张忙碌中悄然流逝。第一批赴苏留学生的名单终于得到批准，他们即将告别亲人，踏上未知而充满期待的旅程。更多的苏联专家和技术资料正在到来或已在路上。国内的技术网络正在编织，工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在点滴增长。与苏联的合作协议虽然艰苦，但毕竟达成了初步框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资和技术。
站在工业部大楼的窗口，望着楼下院子里那些正在整理行装、青春洋溢的留苏预备班学员，听着远处工厂隐约传来的、虽然零星却日益坚定的机器试运转声，李云龙和赵刚都感到，尽管前路依然漫漫，但种子已经播下，土壤正在改良，桥梁正在架设。一场旨在为新中国锻造钢铁脊梁的、更为宏大和持久的“战役”，已经全面展开。而他们，正身处这场战役的最前线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