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厂”归来的李云龙，像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工人们那粗糙的双手、期盼的眼神和“想给咱们自己队伍造家伙”的朴素话语，在他心中激荡起远比战场冲锋号更复杂的回响。那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压在肩上，也烧在心口。他意识到，光有决心和魄力不够，面对这些沉默的钢铁巨兽和复杂的生产流程，他过去那套“猛打猛冲”、“迂回包抄”的战术完全失灵。他必须认识它们，了解它们，哪怕只是最粗浅的皮毛。否则，指挥就变成了瞎指挥，热情就可能变成蛮干。
这个认知，促使李云龙做出了一个让身边人都有些惊讶的决定：他要学习。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报告那种“学习”，而是扎到车间里去，向机器学，向工人师傅学，向那些他原本觉得“酸溜溜”的技术人员学。
他把这个想法跟赵刚一说，赵刚立刻表示全力支持，甚至有些兴奋。“老李，你这个想法太好了！咱们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最怕的就是不懂装懂，瞎指挥。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也得学，咱们一起学！”
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业扫盲”运动，在沈阳的工厂和机关里悄然展开了。
李云龙的学习方式，带着他鲜明的个人烙印——直接、粗暴、注重实操，甚至有点“蛮不讲理”。
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至少半天泡在工厂车间里，雷打不动。去得最多的是沈阳兵工厂的机加工、铸造和装配车间。他不穿干部装，就穿着跟工人差不多的旧军装（洗得发白，还带着补丁），戴一顶旧军帽。刚开始，工人们见这位新来的“大首长”天天在车间转悠，摸这摸那，问东问西，都紧张得不得了，说话小心翼翼，生怕说错。
李云龙很快就打破了这种隔阂。他说话嗓门大，没架子，看到老师傅在干活，就凑上去蹲在旁边看，不懂就问：“老师傅，这铁疙瘩（指机床）叫啥名儿？干啥用的？”“这哧哧冒火星子的（电焊），咋就能把铁焊一块儿？”“这大锤咣咣砸的（锻打），是在弄啥零件？”
问题简单直接，甚至有些幼稚，但态度诚恳。工人们起初还战战兢兢地解释，后来发现这位“李部长”是真不懂，也是真想懂，慢慢就放开了。尤其是那些老工人，一辈子跟机器打交道，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自己的一身本事有人看得上、用得上。现在“大首长”虚心请教，他们讲解起来格外卖力，恨不得把毕生经验都倒出来。
“首长，这叫车床，是‘工业母机’！啥零件的外圆、端面、螺纹，都能用它车出来！你看这个手柄，摇动它，刀架就往前……”
“这叫电焊，靠电弧的高温把金属熔化了连在一起。焊条里有药皮，保护焊缝……”
“锻打啊，这是让毛坯变形状，还能把里面的‘筋骨’（晶粒）打瓷实了，更结实！打铁要看火候，红了才能打，黑了就打不动了……”
李云龙听得极其认真，眼睛瞪得溜圆，生怕漏掉一个字。他口袋里总揣着个小本子和半截铅笔，听到关键处，就掏出来，让老师傅慢点说，他用歪歪扭扭的字（还有些是自创的符号）记下来。什么“公差”、“光洁度”、“热处理”、“退火淬火”……这些陌生的词汇，开始强行塞进他原本只装着战术地图和敌我兵力对比的大脑。
光听还不够，他还要动手。一次，他看到老师傅在车一个炮弹的弹体毛坯，车刀切削下，铁屑像蓝色的缎带一样卷曲出来。他心痒难耐，搓着手对老师傅说：“老师傅，让我试试？就摇两下手柄！”
老师傅吓了一跳，连忙摆手：“首长，这可不行！这机器金贵，操作有规程，万一……”
“怕啥！你在旁边看着，告诉我往哪边摇，摇多少！出问题我负责！”李云龙不由分说，已经站到了操作位置。在老师傅紧张的指导下，他小心翼翼地摇动手柄，看着刀尖慢慢接近旋转的工件，接触，发出轻微的切削声……那一刻，他感觉自己仿佛不是在操作机器，而是在触摸一种全新的、创造性的力量。虽然只是最简单的动作，但当他亲手车下一缕铁屑时，脸上的笑容像个孩子。
当然，也有“闯祸”的时候。一次在铸造车间，他看到工人们在准备浇铸一个大砂型，好奇地凑近看那通红翻滚的铁水。一个年轻工人没注意，撞了他一下，他脚下一滑，差点栽进旁边的沙堆里，弄得满头满身都是沙子，模样狼狈。还有一次，他非要试着用大锤敲打一个烧红的锻件，结果力道角度没掌握好，一锤下去火星四溅，差点崩到自己，把旁边的老师傅和警卫员吓得脸都白了。
但这些小插曲，反而拉近了他和工人们的距离。大家觉得，这个“李部长”虽然是大官，但没架子，肯学肯干，甚至有点“虎”得可爱。私下里，工人们开始叫他“李师傅”或者“咱们那个爱鼓捣机器的首长”。
除了向工人学，李云龙也开始有意识地接触那些留用的技术人员。他改变了最初那种“非我族类”的戒备心理。在兵工厂的技术科，他找到了那位曾经保护过精密仪器的韩工（韩松年）。韩工现在被任命为技术科副科长，负责设备检修和工艺恢复。
“韩工，别给我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报告。”李云龙一屁股坐在韩工对面，开门见山，“你就告诉我，咱们厂现在要恢复生产，最要紧的是修哪些机器？缺哪些零件？哪些人能修？需要啥条件？”
韩工起初还有些拘谨，但见李云龙问得实在，也就抛开顾虑，拿出图纸和清单，一一指给他看：“李部长，您看，这是三号车间那台德国造的龙门铣床，核心的传动齿轮崩了，国内没有备件，也造不了，这台床子就废了，而它是加工炮管膛线关键设备……这是锻压车间的蒸汽锤，汽缸漏气严重，压力上不去，大件锻不了……还有，我们很多设备的图纸，特别是日本投降前的最新改进型号，都被销毁或带走了，现在维修和仿制缺乏依据……”
李云龙听着，眉头紧锁。他意识到，光靠工人师傅的经验和热情，解决不了这些深层次的技术难题。他需要这些“穿长衫”的技术人员。“韩工，你们是专家。这些难题，怎么解决，你们最有发言权。需要什么支持，要人、要钱、要材料，你列单子，我想办法！图纸丢了，就靠回忆，靠测绘现有的机器，咱们自己画！零件没有，就想办法仿造，或者找替代品！总之，不能让它一直瘫着！”
韩工看着李云龙眼中毫不作伪的急切和信任，心中那点因身份而产生的隔阂与观望，悄然冰释。他郑重地点点头：“李部长，有您这句话，我们技术科一定尽全力！图纸，我们可以组织老技术员和工人一起回忆、测绘。零件，我们可以试试用现有的机床加工替代件，或者修改工艺。但是……”他犹豫了一下，“有些关键技术，特别是涉及特殊材料、精密加工和复杂设计的，恐怕……需要外援，或者我们自己培养出更高层次的人才才行。”
“外援？人才？”李云龙记下了这两个词。他知道，这又是两个需要攻坚的“高地”。
与李云龙“车间大学”的轰轰烈烈不同，赵刚的学习显得更为系统和内敛。他清楚自己的长处在于分析和组织，因此，他的学习路径是“理论结合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他的“课堂”首先在书斋。他让秘书尽可能搜集一切关于工业管理、基础技术、苏联经济建设的书籍、文件、报刊，哪怕是零散的、过时的。很多资料是日文或俄文的，他就找来懂外文的留用人员或从大学请来的进步教授进行翻译、讲解。白天处理繁杂的政务，晚上就点灯熬油，啃读那些艰涩的文字。从《政治经济学》到《机械原理概要》，从苏联的“五年计划”文件到国民党时期留下的残缺不全的工业调查报告，他努力在这些字里行间，构建起关于现代工业体系的整体认知框架。
他很快发现，光看书不行，必须结合实际。于是，他的“课堂”扩展到了“沙龙”——一种非正式的技术与管理研讨会。他定期邀请几类人：一是像韩工这样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留用技术专家；二是从老工人中选拔出来的、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技术革新能力的劳动模范；三是工业部里年轻有朝气、愿意学习新知识的党员干部；四是偶尔从哈尔滨、大连等地请来的、在其他工业领域有经验的同志。
研讨会通常在晚上，在工业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进行。没有固定议程，赵刚往往先抛出几个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比如：“如何最有效地组织现有技术力量进行设备抢修？”“恢复生产，应该优先保障哪几类产品的试制？”“在原料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如何制定科学的物料配给和调度方案？”“对留用技术人员，除了生活保障，如何在政治上关心、技术上信任，真正调动其积极性？”
开始时，大家还有些拘束，尤其是留用人员，说话谨慎。但赵刚总是耐心倾听，鼓励每个人发言，强调“技术问题，科学讨论，畅所欲言”。他认真做笔记，对于有价值的建议，当场就记下来，交代人去落实。对于争论不下的技术细节，他不轻易下结论，而是让大家回去查资料、做试验，下次再议。
渐渐地，研讨会的气氛热烈起来。老工人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操作窍门和“土办法”；技术人员用相对专业的术语分析技术瓶颈和理论依据；年轻干部则带来基层的实际情况和工人的呼声。不同视角在这里碰撞，常常能激发出意想不到的解决思路。赵刚在其中扮演着引导者、协调者和总结者的角色。他不仅学习技术和管理知识，更在学习如何将不同背景、不同层次的人组织起来，形成合力。
一次，讨论到如何修复一台关键的精密镗床，原厂图纸缺失，国内无法制造其特殊轴承。一位老工人提出，可以用经验“刮研”的方法，手工修复旧轴承的精度，虽然费时费力，但能应急。一位年轻技术员则认为，应该设法测绘轴承，尝试用现有材料仿制，同时向上级申请从苏联寻求帮助。双方各执一词。赵刚没有简单评判，而是说：“王师傅的‘土办法’是基于现实的应急之策，能解决燃眉之急，让机器先转起来。小陈同志的思路是立足长远，寻求根本解决，也很有价值。我看，可以双管齐下。王师傅，就辛苦您牵头，组织几个手艺好的老师傅，先试着刮研，尽快让床子恢复部分功能。韩工、小陈，你们成立一个小组，负责轴承的测绘和仿制研究，同时，起草一份详细的报告，把这个问题和我们的初步解决方案，以及需要的外部援助（比如苏联的轴承型号或技术资料），系统整理出来，我来向上级和可能的外交渠道反映。”
这个处理，既肯定了老工人的经验价值，又支持了技术员的探索精神，还明确了责任和后续方向，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会后，韩工私下对赵刚说：“赵政委，您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民主的方法，让我们这些旧人员，真正感受到了被尊重、被需要。大家的心思，渐渐都放到怎么解决问题上来了。”
赵刚的学习成果，很快体现在实际工作中。他开始着手起草一系列基础性的管理制度草案：《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暂行条例》、《技术人员考核与任用办法》、《安全生产暂行规定》、《劳动竞赛与奖励办法》等。这些草案虽然粗浅，但初步勾勒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公营企业管理的雏形。他还根据研讨会的讨论和实地调研，向东北局和中央提交了《关于迅速恢复东北军事工业的几点紧急建议》，其中详细列举了设备、原料、技术、人才方面的困难，并提出了分级恢复、重点保障、争取外援、培养新人的系统性思路。
李云龙和赵刚各自的学习并非孤立。每天晚上，只要两人都在沈阳，几乎雷打不动地要凑在一起“交换情报”。李云龙讲他今天在车间看到了什么新鲜玩意儿，遇到了什么难题，工人们说了什么暖心话或发了什么牢骚。赵刚则分享他看书的心得，研讨会上的争论，以及他正在思考和起草的各项政策。
这种交流，常常碰撞出火花。
李云龙抱怨：“老赵，你是没看见，三车间那台老爷车床，轴瓦磨得哗哗响，精度根本没法保证！老师傅说，得换新的，可咱们上哪弄去？那玩意儿据说是什么‘巴氏合金’浇铸的，工艺复杂得很。”
赵刚从书堆里抬起头：“巴氏合金？我昨天正好看到一份苏联资料提到，这是一种常用的轴承合金。咱们或许可以试试自己熔炼。我记得韩工提过，厂里化验室还有些旧设备，可以分析成分。原料……可能需要锡、锑、铜。我明天让物资处的同志查查库存，或者看看能不能从民间收购旧物件回收。”
“自己炼？”李云龙眼睛一亮，“能行吗？”
“总得试试。失败了就当积累经验。”赵刚推了推眼镜，“不过，这涉及到熔炼温度、配比、浇铸工艺，得让韩工他们技术科牵头，找有经验的铸造老师傅一起攻关。你可以去协调。”
“没问题！”李云龙劲头又来了。
又比如，赵刚在起草《技术人员考核与任用办法》时，对如何评定技术等级感到棘手。李云龙听了，大大咧咧地说：“这有啥难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咱们搞个‘技术比武’！车工就比谁车的东西又快又光又准；钳工就比谁修的机器毛病找得准、修得好；焊工就比谁焊的缝又平又结实还没砂眼！让老师傅和技术员当裁判，谁手艺好、本事硬，等级就高，待遇也好！这比光看文凭、看资历实在！”
赵刚一听，觉得这个“土办法”虽然粗糙，但直观、公平，在现阶段能极大地激发工人和技术人员钻研技术的热情，也符合“实践出真知”的原则。他欣然采纳，将“技术表演赛”和“实际操作考核”作为评定技术等级的重要依据，写进了办法草案。
两人的学习也相互促进。李云龙在车间里听到工人反映，某些留用技术人员制定的工艺规程太死板，不符合现有设备条件，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出废品。他回来跟赵刚一说，赵刚立刻在研讨会上提出“工艺规程如何与现有生产条件相结合”的议题，引导技术人员更多地深入车间，与工人结合，修订和完善规程。反过来，赵刚从书上看到的关于“流水线作业”、“标准化生产”的概念，经他解释后，李云龙觉得在装配车间或许可以试试，便跑去跟车间主任和老工人商量，搞起了简单的“分工序流水装配试验”，虽然原始，但效率果然有所提高，让工人们觉得新奇又有效。
学习的过程充满艰辛。李云龙常常为记不住那些术语和原理而烦躁，赵刚也时常被浩瀚陌生的知识领域所困扰。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是嗷嗷待哺的前线，是急需武器装备的百万大军，是百废待兴、期待强大的新中国。他们这批拿惯了枪的“大老粗”，必须尽快学会如何更好地“铸剑”。
夜深了，工业部大楼里许多窗户还亮着灯。李云龙可能在翻阅韩工给他画的简易机床结构图，赵刚可能在斟酌一份发给中央的汇报电文。窗外，沈阳城的灯火稀疏，但在这片沉默的工业区深处，在两位转型将领的带领下，一场静默却深刻的知识储备与思想转变，正为即将到来的钢铁轰鸣，积蓄着最关键的力量。学习的炉火，已然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