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之后，陈满仓下井时，恐惧感达到了顶点。每一次镐头落下，每一次弯腰扛煤，他都觉得头顶的煤层在晃动，仿佛随时会再次坍塌。他的神经绷紧到了极限，稍有风吹草动就惊出一身冷汗。工钱虽然照算，但他感觉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浸透着死亡的阴影。
他开始严重失眠，即使上井后疲惫到虚脱，躺在肮脏潮湿的工棚通铺上，一闭眼就是那无尽的黑暗和震耳欲聋的崩塌声。他咳嗽得更厉害了，胸口发闷，咳出的痰液带着明显的黑色。他知道，这是煤尘肺的早期症状，但他不敢想，也不能停。那五十块钱，像拴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也是抽在他身上的鞭子，驱使他在这人间地狱里，继续透支着生命。
就在陈满仓在井下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同一天，陈桂香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幅终于完工的“喜鹊登梅”枕巾，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包袱皮包好，踏上了去往镇集的路。这是她目前能拿出的、价值最高的“资产”，寄托着偿还部分债务的巨大希望。
镇集比往常更加热闹，临近中午，人流摩肩接踵。各种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牲畜鸣叫声混杂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熟食、生肉、土产和汗液混合的复杂气味。桂香紧紧抱着包袱，像一条逆流而上的小鱼，在人群中艰难穿行。她不敢去那些显眼的、门面光鲜的百货商店或供销社，那些地方不会收她这种手工品。她的目标，是集市角落里那些专门收售土产、手工制品的小摊贩，或者……直接卖给可能需要的人。
她找到一个卖布头和针线的摊位旁边，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在一个不挡路的角落蹲下来，慢慢展开那幅枕巾。洁白的细布底子上，两只喜鹊栩栩如生，羽毛根根分明，眼神灵动，振翅欲飞；虬劲的梅枝上，点点红梅或绽放或含苞，色彩过渡自然，仿佛能闻到暗香浮动。这是她倾注了无数夜晚心血的作品。
阳光照射在绣品上，丝线反射出柔和的光泽，吸引了一些路过女人的目光。
“哟，这绣工可真不赖！”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中年妇女拿起枕巾仔细端详，啧啧称赞。
桂香的心提了起来，充满期待地看着她。
“多少钱？”妇女问。
桂香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小心翼翼地报出一个她反复思量、自以为不算太高的价格：“三……三块钱。”
“三块？”妇女像是被烫到一样，立刻放下了枕巾，连连摆手，“太贵了太贵了！这够买多少尺布了！一块五还差不多。”
桂香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一块五？这连她买布和丝线的本钱都不够，更别说那无数个夜晚的辛劳了。
她又问了几个看似有意向的人，出价都没有超过两块钱。有人甚至直接说：“现在谁还兴这个？都买现成的印花枕巾了，便宜又好看。”
希望，像被针扎破的气球，一点点瘪了下去。集市上的喧嚣和热闹，仿佛与她隔着一层透明的屏障。她看着周围人们交易着粮食、蔬菜、猪肉，那些充满生命力的讨价还价，更反衬出她这里的冷清和无奈。她的绣品，在这个更注重实用和廉价的时代，似乎成了一件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奢侈品。
时间一点点过去，日头偏西，集市上的人渐渐少了。桂香依然蹲在原地，包袱皮上的枕巾在晚风中微微拂动，那精致的喜鹊和梅花，此刻看来竟有些刺眼。寒冷和失望交织着，侵袭着她的身体和意志。她开始怀疑，自己这半个多月的熬夜，熬红了眼睛，熬弯了腰，究竟值不值得？
而留在家中的招娣，则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坚韧。父亲生死未卜，母亲带着全部希望去了镇上，家里只剩下她和嗷嗷待哺的弟弟。她没有慌乱，而是默默地承担起一切。
她熟练地给土生换了尿布，喂了米汤，抱着他在院子里晒太阳，轻声地哼着歌谣安抚他。土生似乎也格外懂事，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玩着自己的手指，或者看着姐姐的脸。
中午，她自己热了早上母亲留下的窝头，就着咸菜，慢慢地吃完。然后，她拿起那个小篮子，再次走向了那条发现野茼蒿的河沟。她知道，母亲去镇上需要钱，家里需要粮食，她不能停下。
这一次，她挖了更多的野菜，仔细地捆扎好。她没有再去邻村，而是壮着胆子，走向了通往镇集方向的、靠近大路的一个小路口。那里偶尔有过路的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她依旧不敢吆喝，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举着几把格外青翠的野菜。
或许是她的瘦小和沉默引起了同情，或许是她的野菜确实新鲜，陆陆续续有人停下来购买。一个赶着牛车的老汉，用几根红薯换了她两把野菜；一个骑着自行车、干部模样的人，看她可怜，多给了她一分钱……当她的小篮子渐渐变空，换回了一些零碎毛票和少量食物时，招娣的心里，感受到了一种踏实的、微弱的力量。她是在用自己稚嫩的方式，为这个家“挣”命。
傍晚，桂香拖着沉重的脚步，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她那幅精心绣制的枕巾，最终只以一块八毛钱的“跳楼价”，卖给了一个摊贩，对方还一副勉强收下的样子。这点钱，距离五十块，简直是杯水车薪。
当她看到灶台上招娣换回来的那几根红薯和小半袋杂粮，以及女儿那双虽然疲惫却带着一丝完成任务的亮光的眼睛时，桂香的眼泪终于决堤。她一把抱住招娣，母女俩在渐暗的屋子里，相拥而泣。那哭声里，有绝望，有心酸，也有在绝境中互相依偎、不肯放弃的微弱暖意。
土生被母亲的哭声吓到，也哇哇地哭了起来。招娣赶紧从母亲怀里挣脱，跑去抱起弟弟，轻轻地拍打着。昏暗的油灯下，三个人的身影依偎在一起，仿佛在无边的寒夜里，用体温互相取暖的、瑟瑟发抖的小兽。
地火仍在运行，压抑，炽热，寻找着宣泄的出口。陈满仓在黑暗的矿井里用生命换钱，桂香在冷酷的市集里兜售希望，招娣在荒野和路旁挖掘生机。而那个五十块的还款期限，像不断收紧的绞索，只剩下最后几天。王德贵的阴影，即将以一种更具体、更残酷的方式，笼罩这个已经风雨飘摇的家。
陈满仓在煤窑的第十四天，一种更深沉的麻木取代了最初的恐惧。那种对塌方、透水的尖锐恐惧，仿佛被日复一日的黑暗和重体力劳动磨钝了，转化成一种弥漫在骨髓里的、无声的绝望。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这黑暗地下王国里一个活动的、会喘气的零件，唯一的使命就是将黑色的煤变成维系这零件运转的、皱巴巴的纸币。
他的身体发出了更严厉的警告。咳嗽不再是偶尔，而是变成了一种持续的、撕心裂肺的痉挛，尤其是在井下粉尘最浓重的时候，或者每天清晨醒来时。每一次剧烈的咳嗽都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震出来，胸口带着灼烧般的疼痛，咳出的痰液不再是灰黑色，而是带着令人心惊的深黑，有时甚至能看到细微的血丝。他知道那是什么——煤尘，那些无孔不入的黑色颗粒，正顽固地沉淀在他的肺叶里，像缓慢生长的霉菌，一点点剥夺着他呼吸的权利。
他的胃口也差到了极点。面对那能砸死狗的窝头和寡淡的菜汤，他常常感到一阵阵反胃。但他强迫自己吞咽，像给炉灶添煤一样，机械地、麻木地，因为他需要力气，需要那每天一块五毛钱。他的体重在肉眼可见地下降，原本还算结实的臂膀变得松弛，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只有那双在黑暗中习惯了劳作的眼睛，还偶尔会闪过一丝为了家人而必须活下去的执拗光芒。
工棚里，气氛也同样压抑。矿工们很少交流，偶尔的谈话也围绕着工钱、家乡，或者某个认识的工友又得了什么病，咳血死了。死亡在这里不是一个遥远的词汇，而是像头顶的煤壁一样，随时可能压下来的现实。陈满仓睡在通铺上，听着身边此起彼伏的、带着痰音的沉重呼吸和咳嗽声，感觉自己像是躺在一群垂死挣扎的困兽中间。他常常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摸索着贴身口袋里那叠逐渐增厚的、沾满煤灰和汗渍的毛票，一遍遍默数，计算着距离目标还有多远。这成了他在这片黑暗地狱里，唯一的精神支柱。
桂香从镇上回来后，病了一场。是心病，也是身病。连续多日的焦虑、熬夜绣花的辛劳，加上希望的彻底破灭，像几根同时被抽掉的支柱，让她的精神瞬间垮塌。她发起了低烧，浑身无力，躺在炕上，眼神空洞地望着结满蛛网的房梁。
那幅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枕巾，只换来一块八毛钱。这个事实像一把冰冷的锉刀，反复挫磨着她的尊严和信念。她开始怀疑自己所有的努力是否还有意义。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熬夜劳作……在那一笔庞大的债务面前，都显得如此可笑和微不足道。
招娣默默地承担起了照顾母亲和弟弟的责任。这个九岁的女孩，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早熟。她学着母亲的样子，熬煮稀薄的米汤，一勺一勺地喂给昏沉的母亲。她抱着土生，哼着连她自己都不知从何学来的、破碎的摇篮曲。她依旧每天去挖野菜，只是范围更远，回来得更晚，带回来的野菜也更多，仿佛想用这绿色的微薄收获，填补家庭那巨大的、令人恐慌的亏空。
家里能变卖的东西，几乎已经被搜刮殆尽。桂香在高烧退去、稍微清醒一点后，挣扎着爬起身，目光如同最苛刻的审计官，再次扫过这个家徒四壁的屋子。土坯墙，破旧的桌椅板凳，打着补丁的被褥，几口粗糙的陶缸瓦罐……没有一样值钱。
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自己陪嫁过来的那个掉了漆的红木箱子上。那是她母亲当年的嫁妆，传到她手里，是这屋里唯一还算体面的物件。里面装着几件她舍不得穿的旧衣服，一些零零碎碎的布头，还有……她和满仓的结婚证，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
她颤抖着手打开箱子，一股樟木和旧衣服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她抚摸着箱盖内侧粗糙的木纹，仿佛能触摸到母亲当年殷切的期盼和自己出嫁时那份对未来的模糊憧憬。如今，这一切都要被现实碾碎了。她狠下心，将里面的东西清空，只留下那张用油纸包好的结婚证和照片。她试图搬动箱子，却发现虚弱的身子根本搬不动。
“招娣，”她声音沙哑地叫来女儿，“去……去请村西头的张木匠来看看，这个箱子……能值几个钱。”
招娣看着母亲惨白的脸和那个被清空的红色箱子，似乎明白了什么，眼圈一红，但没有哭，只是默默地跑了出去。
张木匠来了，围着箱子转了两圈，敲敲打打，最后摇摇头：“桂香，不是我不肯出价。这木头还行，但样式太老了，漆也掉光了。拆了当柴火可惜，当家具又没人要。最多……给你五毛钱。”
五毛钱。又一个冰冷的数字。桂香闭上了眼睛，无力地挥了挥手。张木匠叹了口气，留下五毛钱，费力地扛走了那个红木箱子。当那个象征着娘家牵挂和自身婚姻起始的红色从门口消失时，桂香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也跟着彻底碎裂了。“家”的感觉，正在被一点点拆解、变卖，只剩下一个遮风避雨的空壳，和壳里挣扎求生的人。
陈家变卖嫁妆箱子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陈家坢。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这个家庭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