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纪二，从公元592年（壬子年）到公元599年（己未年），共八年。
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壬子年）
春天，二月己巳日，任命蜀王杨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
国子博士何妥和尚书右仆射邳公苏威讨论事情时，一直合不来。苏威的儿子苏夔担任太子通事舍人，从小就聪明善辩，名气很大，很多士大夫都依附他。等到讨论乐律的时候，苏夔和何妥各有各的主张。皇上下诏让百官在赞同的意见上署名，百官因为苏威的缘故，十有八九都赞同苏夔。何妥生气地说：“我讲学都四十多年了，难道还能被这个毛头小子给难住不成！”于是上奏说：“苏威和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结成朋党。在官署里，大家都称王弘为世子，李同和为叔，说这两人就像苏威的子弟一样。”还举报苏威用不正当手段为堂弟苏彻、苏肃骗取官职等几件事。皇上命令蜀王杨秀、上柱国虞庆则等人一起调查这件事，还真查出了不少问题。皇上大怒。秋天，七月乙巳日，苏威因此被免去官爵，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回家；卢恺被开除官籍，因为苏威而获罪的知名人士有一百多人。
当初，从北周以来，选拔官员不分出身贵贱。等到卢恺代理吏部事务，和薛道衡等人区分士人的等级，所以才遭到结党营私的指责，以至于获罪。没过多久，皇上说：“苏威还是有德行的，只是被人误导了而已！”于是又允许他出入宫廷。苏威喜欢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每年都要求民间五品以上的人家不能失礼，有人回答说：“辖区内没有五品的人家。”像这种不切实际的规定，类似的情况有很多。苏威还制定了余粮簿，想让大家有无相济，但民部侍郎郎茂认为这既繁琐又不切实际，还不着急办，就上奏请求废除这些规定。郎茂是郎基的儿子，曾经担任卫国县令。当地有个叫张元预的人，兄弟之间不和睦，县丞、县尉请求对他们严加惩处，郎茂说：“元预兄弟本来就互相厌恶，再因为这事获罪，只会加深他们之间的仇恨，这不符合教化百姓的本意。”于是慢慢用道理开导他们。张元预等人听了都感动后悔，磕头请罪，从此变得亲密和睦，被人们称赞为友爱兄弟。
己巳日，皇上到太庙祭祀。
壬申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出现了日食。
皇上觉得天下使用法律的人大多把法律搞得很混乱，同样的罪行，判决却不一样。八月甲戌日，下令：各州的死罪案件，不能擅自判决，都要移送大理寺复查，事情查清楚后，再上报尚书省奏请裁决。
冬天，十月壬午日，皇上到太庙祭祀。十一月辛亥日，到南郊祭祀。
己未日，新义公韩擒虎去世。
十二月乙酉日，任命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和高颎一起专门掌管朝廷政务。杨素这个人直率善辩，对人对事心里都有高低评判。在朝臣当中，他比较推崇高颎，敬重牛弘，和薛道衡关系也不错，却根本不把苏威放在眼里，其他朝廷显贵，大多也被他欺压。他的才华和风度比高颎强；但说到真诚为国、处事公平恰当，具备宰相的见识和气度，那就远远比不上高颎了。右领军大将军贺若弼，自认为功劳和名声在朝臣中无人能及，常常觉得自己该当宰相。后来杨素当了仆射，贺若弼却还是个将军，他心里很不服气，在言语和神色上都表现了出来，因此被免官，心里的怨恨也越来越深。过了一段时间，皇上把贺若弼关进监狱，问他说：“我任命高颎、杨素为宰相，你却总是到处宣扬说：‘这两个人只配吃饭！’你这是什么意思？”贺若弼说：“高颎是我的老朋友，杨素是我舅舅的儿子。我太了解他们为人了，确实说过这话。”公卿大臣上奏说贺若弼心怀不满，按罪应当处死。皇上说：“臣下必须遵守法律，你自己想想怎么求生吧。”贺若弼说：“我凭借陛下的威名，率领八千士兵渡江，抓住了陈叔宝，我就指望这点功劳能活命。”皇上说：“这事已经给了你格外的重赏，现在还提它干什么！”贺若弼说：“我已经得到了格外的重赏，现在还希望陛下能格外开恩饶我一命。”之后皇上犹豫了好几天，念在他有功，特地只把他开除官籍。一年多以后，又恢复了他的爵位，但皇上心里还是忌惮他，不再重用他，不过每次设宴赏赐，对他的待遇还是很优厚。
有关部门上奏说：“国库都装满了，没地方放东西了，只能堆在走廊和堂屋。”皇上说：“我已经对百姓轻徭薄赋了，又大量赏赐用度，怎么还会这样呢？”相关人员回答说：“收入经常比支出多，大概计算每年的赏赐用度，多达几百万段，但库存却不见减少。”于是又开辟了左藏院来存放财物。皇上下诏说：“宁可让财富积聚在百姓手中，也不要藏在官府的仓库里。河北、河东地区今年的田租减少三分之一，兵役减半，户调全部免除。”当时天下的户口每年都在增加，京城附近以及三河地区土地少人口多，百姓衣食不足，皇上就派使者到各地，平均分配天下的土地，那些人多地少的地方，每个成年男子才分到二十亩地，老人和小孩能分到的就更少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的社会图景，其中折射的政治逻辑、治理智慧与社会矛盾，即便放在今天看，仍有不少值得深思的维度。
政治生态：权力博弈与制度阵痛
何妥与苏威的冲突，表面是学术争议（议乐），实则是官场派系的角力。何妥以“朋党”为由弹劾苏威集团，最终导致苏威罢官、卢恺除名，百余人受牵连，这背后既有官僚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更有皇权对“结党”的高度警惕。隋文帝借题发挥的处理方式，本质是通过打击重臣派系强化皇权，这种“以斗争稳权力”的逻辑，在古代集权体制中屡见不鲜——它能快速清除异己，但也可能误伤能臣（如史料中隋文帝事后称“苏威德行者，为人所误”），反映出权力平衡的脆弱性。
而杨素与高颎的对比更耐人寻味：杨素“才艺风调优于颎”却“陵轹朝贵”，高颎“推诚体国”更具“宰相识度”。这恰似现代职场中“能力强但格局窄”与“德配位且有担当”的管理者对比——隋文帝让二人“专掌朝政”，既用杨素之才，又倚高颎之德，体现了帝王用人“互补平衡”的考量，但也为后来的权力失衡埋下伏笔（杨素后来权倾朝野）。
法治进步：从“地方擅决”到“程序规范”
隋文帝规定“诸州死罪不得辄决，悉移大理按覆”，堪称古代司法的一大进步。这一制度类似现代“死刑复核”，通过将死刑裁决权收归中央（大理寺+皇帝），减少地方滥杀或冤假错案，本质是用程序正义约束权力任性。在人治色彩浓厚的古代，这种对司法程序的重视，体现了隋文帝对“法治”的朴素认知——即便皇权至高无上，也需要通过制度框定权力边界，这与现代“程序优先”的法治精神有相通之处。
经济治理：“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的平衡
“府藏皆满，积于廊庑”的盛况，是隋文帝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的成果，但也暴露出治理中的新问题：当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反而可能抑制民间活力。隋文帝的应对——“河北、河东今年田租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以及“宁积于人，无藏府库”的理念，堪称古代“藏富于民”思想的实践。这与现代“财政政策应向民生倾斜”的思路不谋而合：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充盈国库，而是让民众共享成果。
但“均天下之田”却“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又揭示了深层矛盾：人口增长（“天下户口岁增”）与土地资源有限的冲突，即便在“均田制”下也难以完全解决。这类似现代“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调节，但受限于客观条件（地少人多），公平只能是相对的，这也说明“发展中问题”需要长期动态平衡，而非一蹴而就。
功臣困境：能力与心态的错位
贺若弼的遭遇是典型的“功臣困境”：以平陈大功自居，因不满职位“形于言色”，最终获罪。这折射出古代皇权与功臣的微妙关系——帝王既需要功臣的能力，又忌惮其“功高震主”；而功臣若不能收敛锋芒，很容易触碰皇权红线。贺若弼“复其爵位却不复任使”的结局，更是帝王“既用且防”策略的体现。这对现代组织管理的启示是：能力强的个体更需懂得敬畏规则，而管理者对核心成员也需兼顾激励与约束，避免“能力膨胀”突破制度边界。
结语
开皇十二年的这些事件，本质是隋初在集权体制下，试图平衡“稳定与发展”“集权与分权”“公平与效率”的探索。其中，司法规范化、藏富于民的理念、对官员德才的权衡，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而派系斗争的内耗、资源分配的难题、功臣管理的困境，也提醒我们：任何时代的治理，都是在解决“旧矛盾”中面对“新问题”，而“实事求是”“平衡兼顾”永远是破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