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壬午年）
春天正月癸巳日，皇帝大赦天下，还改了年号。
秋天八月，南匈奴的句龙吾斯和薁鞬、台耆等人又造反啦，在并州地区烧杀抢掠。
丁卯日，朝廷派侍中河内人杜乔、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魏郡的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别到各个州郡去。他们的任务是表扬那些贤良的人，让忠诚勤恳的人得到彰显；要是发现贪污有罪的，刺史和俸禄二千石的官员就用驿马赶紧上报，比这官职小的就直接抓起来。杜乔他们领命出发，可张纲却把自己的车轮埋在洛阳都亭，说：“大豺狼就在路上挡着，还管那些小狐狸干啥！”于是就给皇帝上奏章弹劾说：“大将军梁冀和河南尹梁不疑，靠着外戚的身份受皇上恩典，身居重要职位，却一味地贪婪无度，放纵自己到了极点，还拉拢一堆阿谀奉承的人去陷害忠良，这真是老天爷都不能赦免，该判死刑的罪过啊。我详细列举了他们目无君主的十五件事，这些事臣子们看了都恨得咬牙切齿。”奏章呈上去，整个京城都震惊了。当时皇后正得宠，梁家的亲戚族人布满朝廷，皇帝虽然知道张纲说得对，可就是不采纳他的意见。杜乔到了兖州，上奏说泰山太守李固的政绩是天下第一，皇帝就征召李固，让他当了将作大匠。这八位使者弹劾的，大多是梁冀和宦官的亲信党羽。这些人互相求情搭救，弹劾的事儿就都被压下来了。侍御史河南人种暠看不过去，又去调查检举。廷尉吴雄、将作大匠李固也上奏说：“八位使者检举的人，应该赶紧惩罚。”皇帝这才又把八位使者的奏章发下去，让核实他们的罪行。梁冀恨死张纲了，一心想着怎么陷害他。当时广陵的盗贼张婴在扬州、徐州一带捣乱十多年了，当地官员根本管不了，梁冀就把张纲派去当广陵太守。以前的太守到任大多请求增加兵马，可张纲只要求单人单车去赴任。到了之后，他直接就去了张婴的营垒门口。张婴吓了一跳，赶紧跑回去关上营垒大门。张纲在营门外把官吏和士兵都打发走，只留下十几个亲近的人，还写信给张婴，说想见见他。张婴看张纲特别真诚，就出来拜见他。张纲把张婴请到上座，跟他说：“之前的那些太守大多贪婪残暴，所以才让你们气愤地聚在一起。那些太守确实有罪，可你们这么做也不合乎道义呀。现在皇上仁慈圣明，想用文德来让反叛的人归服，所以派我来，就是想给你们荣华富贵，不想用刑罚对付你们，现在真的是你们转祸为福的好时机。要是你们听到道理还不归服，皇上一旦发怒，荆、扬、兖、豫几个州的大军就会像乌云一样聚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可就身首异处，子孙后代都断绝了。这两种结果的利害关系，您可得好好想想啊！”张婴听了，流着泪说：“我们这些偏远地方的愚昧百姓，没办法和朝廷沟通，实在受不了欺压冤枉，才聚在一起勉强活着，就像鱼在锅里游，知道活不长，只是暂时喘口气罢了。现在听了您的话，对我们来说真是重生的时刻啊！”说完就告辞回营了。第二天，张婴带着一万多部下和妻儿，绑着自己来投降。张纲单人单车进了张婴的营垒，大摆宴席，大家喝酒作乐。之后他把张婴的部下都打发走，让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还亲自帮他们选住宅、看田地。有人家孩子想当官的，张纲就把他们招来。大家都心悦诚服，南方各州一下子就太平了。朝廷论功行赏，本来该封张纲，可梁冀从中阻拦。张纲在广陵当了一年太守就去世了，张婴等五百多人都为他穿丧服守丧，还把他的灵柩送到犍为，堆土为他建坟。皇帝下诏任命张纲的儿子张续为郎中，还赐了一百万钱。
那时候，俸禄二千石的官员里有不少能干的，像洛阳令渤海人任峻、冀州刺史京兆人苏章、胶东相陈留人吴佑。洛阳令自从王涣之后，都不太称职。任峻能选拔任用文武官吏，让他们各展其才，揭发坏人坏事绝不拖延，老百姓也不怕官吏，他的威严比王涣还厉害，不过在治理和教化方面比不上王涣。苏章当冀州刺史的时候，有个老朋友在清河当太守。苏章到下面巡查，发现这个老朋友有贪污的事，就去太守那儿，太守摆了酒菜，和他回忆以前的交情，聊得可开心了。太守高兴地说：“别人都只有一个天，我可有两个天（指苏章会偏袒他）！”苏章说：“今晚苏孺文和老朋友喝酒，这是私人感情；明天冀州刺史查办事情，那是国法。”于是就查办了老朋友的罪行，整个冀州都变得严肃起来。后来苏章因为打击权贵，违背了皇上的心意，被免了职。当时天下越来越衰败，老百姓愁苦不堪，大家天天都称赞苏章，可朝廷就是不再任用他。吴佑当胶东相的时候，治理崇尚仁爱和简约，老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有个叫孙性的啬夫，私自向百姓收钱，买了衣服给父亲。父亲知道后生气地说：“有这么好的长官，你怎么忍心欺骗他！”赶紧让他回去认罪。孙性又惭愧又害怕，拿着衣服到官府自首。吴佑让周围的人退下，问他原因，孙性就把父亲的话都说了。吴佑说：“你因为孝顺父亲才担了这不好的名声，这就是古人说的‘看一个人的过错，就能知道他有没有仁德’。”让他回去向父亲谢罪，还把衣服又送给他了。
冬天十月辛未日，太尉桓焉、司徒刘寿被免职。
罕羌部落五千多户向赵冲投降，只有烧何种还占据着参?没被攻下。甲戌日，解散了张乔的屯军。
十一月壬午日，任命司隶校尉下邳人赵峻为太尉，大司农胡广为司徒。
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癸未年）
夏天四月庚戌日，护羌校尉赵冲和汉阳太守张贡在参丝攻打烧当羌，把他们打败了。
六月丙寅日，立南匈奴的守义王兜楼储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当时兜楼储在京城，皇帝亲自到殿前，把玺绶授给他，还带他上殿，赏赐了很多车马、衣服、器具、金银绸缎。又下诏让太常、大鸿胪和各国派来的侍子在广阳城门外举行送别宴会，大家吃喝玩乐，还有摔跤、杂技等表演。
冬天闰十月，赵冲在阿阳攻打烧当羌，又打败了他们。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扶风人马寔派人刺杀了句龙吾斯。
从九月开始，凉州地区地震了一百八十次，山谷都裂开了，城墙和寺庙都被破坏，很多老百姓被压死。
尚书令黄琼觉得之前左雄提出的选拔孝廉的办法，只看重儒学和文职官吏，在选拔人才的标准上还有遗漏，就上奏建议增加孝悌和能从政的人，一共列为四科，皇帝同意了。
评论
汉安元年至二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在腐朽与微光中挣扎的缩影。这一时期，外戚专权达到顶峰，士大夫的抗争愈发悲壮，而个别能吏的局部善政，如同乱世中的星火，短暂照亮却无法温暖整个将倾的大厦。
“豺狼当路”：外戚跋扈与士大夫的孤勇
汉安元年的“八使巡行”，本是朝廷试图整肃吏治的举措，却演变为士大夫与外戚的正面交锋，成为东汉权力斗争的标志性事件。
张纲埋轮：直击核心的悲壮抗争
侍中张纲受命巡行州郡，却在洛阳都亭“埋其车轮”，直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将矛头直指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他弹劾二梁“专肆贪叨，纵恣无极”，列数其“无君之心十五事”，言辞之激烈令“京师震竦”。这一行为的意义远超弹劾本身：它撕破了外戚“辅政”的伪装，揭露了“权贵当道，吏治腐败”的本质。然而，顺帝虽知张纲正直，却因“皇后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而“不能用”，最终不了了之。张纲的抗争，是士大夫“以卵击石”的悲壮写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为坚守“君明臣直”的理想。
梁冀的报复与张纲的治世之才
梁冀对张纲恨之入骨，却因张纲声望太高不敢直接加害，转而将他派往“寇乱扬、徐间十余年”的广陵，企图借贼手除之。不料，张纲展现出惊人的胆识与智慧：他拒绝增兵，“单车之职”直抵贼帅张婴营门，以“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为贼众开脱，又晓以“天子仁圣，欲以文德服叛”的出路，最终使张婴万余人“面缚归降”。他入驻贼营后，“亲为卜居宅、相田畴”，让降者“任从所之”，彻底瓦解了叛乱的根基。这种“以德化贼”的治理，与梁冀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证明士大夫的“仁政”远胜权贵的“高压”。但梁冀仍“遏其功”，张纲在郡一岁而卒，张婴等五百余人“负土成坟”，民间的哀悼恰是对朝廷不公的无声抗议。
能吏的微光：乱世中的局部善政
在整体吏治腐败的背景下，个别能吏的善政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短暂显现出治理的可能性，却难以改变全局。
任峻、苏章、吴佑的治术
洛阳令任峻“选用文武吏，各尽其用”，虽“威禁猛于王涣”却能遏制奸邪；冀州刺史苏章“公私分明”，宴饮故人（清河太守）后仍按律弹劾其贪腐，令“州境肃然”，却因“摧折权豪忤旨”被免；胶东相吴佑“政崇仁简”，对私赋民钱为父买衣的啬夫孙性，不仅不罚，反而称其“观过知仁”，以教化化解矛盾。这些能吏的共同点在于：或严或宽，皆以“实效”为导向，而非迎合权贵。但他们的命运多是“旋用旋废”——苏章因忤旨被免，任峻、吴佑的善政也仅限于一郡，无法形成制度性影响。
善政的局限：个人能力难敌制度腐败
能吏的成功依赖于个人操守与智慧，却缺乏制度支撑。张纲平广陵靠“至诚”，李固定荆州靠“恩信”，苏章治冀州靠“公法”，但当他们离开或遭排挤，地方又会回到“贪暴-叛乱”的循环。东汉后期的吏治，已不是“缺人才”，而是“缺土壤”——权贵垄断晋升通道，贪腐成为“潜规则”，能吏的存在反而反衬出制度的病态。
边疆与内政：惯性崩坏中的微弱调整
这一时期的边疆局势与内政改革，延续了此前的颓势，仅有的调整也收效甚微。
匈奴与羌患的持续
南匈奴句龙吾斯复反，寇掠并部；罕羌虽有五千户降赵冲，但烧何种仍据守参?，羌患未平。凉州“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民死甚众，天灾人祸交织，边疆已濒临失控。朝廷对匈奴、羌人的策略，仍停留在“招降+镇压”的循环，缺乏长远规划，而军事资源的消耗，进一步加剧了内政的困境。
孝廉四科的增设：选官制度的微小修补
尚书令黄琼以左雄的孝廉选拔制“犹有所遗”，奏请增设“孝悌”“能从政”为四科（原仅“儒学”“文吏”），试图拓宽选才渠道。这一调整承认了“德行”与“实务能力”的重要性，是对单纯“重文轻德”的修正。但选官的核心问题——权贵操控荐举、考试流于形式——并未解决，四科的增设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改变“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现状。
结语：绝望中的坚守与历史的必然
汉安年间的历史，最深刻的矛盾在于：士大夫的清醒与抗争，始终无法对抗制度性的腐败；个别能吏的善政，终究敌不过权贵的倾轧。张纲埋轮的悲壮，苏章罢官的无奈，张婴负土成坟的哀悼，共同构成了一幅“理想破灭”的图景——当“豺狼当路”成为常态，当“公法”让位于“私恩”，当“善政”只能依赖个人而非制度，东汉的灭亡便不再是“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
梁冀的跋扈在延续，边疆的烽火在燃烧，民间的疾苦在加深，而士大夫的抗争与能吏的善政，不过是这出末世悲剧中，令人叹息的插曲。汉安二年的冬天，当凉州地震的余波未平，当黄琼的四科改革刚刚推行，这个王朝的命运，早已写在了张纲埋轮的那一刻——它拒绝了最后的救赎，只能在腐朽中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