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元年（公元144年，甲申年）
春天，护羌从事马玄被羌人忽悠了，带着一帮羌人逃出塞外。领护羌校尉卫琚赶紧带人去追，斩杀了八百多人。赵冲接着追击反叛的羌人，一直追到建威鹯阴河。等军队刚渡河完，他带的六百多个投降的胡人又反叛跑了。赵冲带着几百人去追，结果中了羌人的埋伏，奋战之后不幸牺牲。虽然赵冲死了，但他前后杀敌不少，羌人的势力从此也逐渐衰落。皇帝下令封赵冲的儿子为义阳亭侯。
夏天四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攻打南匈奴左部，把他们打得大败。这下胡人、羌人、乌桓都跑到马寔那儿投降了。
辛巳日，皇帝立皇子刘炳为太子，还改了年号，大赦天下。太子住在承光宫，皇帝派侍御史种暠去守护太子府。有一天，中常侍高梵单人驾车来接太子，太傅杜乔等人心里怀疑，不想让太子跟着走，正犹豫呢，种暠拿着剑挡在车前面说：“太子那可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关系着国家命运。你这常侍来接，又没有诏书信物，怎么知道你不是坏人？今天我就算死，也不能让太子跟你走！”高梵无话可说，不敢回应，赶紧跑回去向皇帝报告。皇帝下诏书回复后，太子才跟着走了。杜乔事后感叹，觉得自己在这种事上不如种暠有决断，很惭愧。皇帝也夸赞种暠稳重，称赞了好久。
扬州和徐州一带盗贼纷纷冒出来，连续多年盘踞不散。秋天八月，九江的范容、周生等人在各个城邑烧杀抢掠，还占据了历阳，成了江淮地区的大麻烦。朝廷只好派御史中丞冯绲去统领州里的军队讨伐他们。
庚午日，皇帝在玉堂前殿驾崩。年仅两岁的太子登基做了皇帝。尊称皇后为皇太后，太后开始临朝听政。
丁丑日，任命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让他们参与总领尚书事务。
九月丙午日，把孝顺皇帝安葬在宪陵，给他的庙号定为敬宗。
就在这一天，京城以及太原、雁门发生了地震。
庚戌日，皇帝下诏选拔贤良方正的人才，并进行策问。皇甫规回答说：“想当初，孝顺皇帝刚登基的时候，勤劳处理国家政事，整顿四方秩序，国家差点就安定下来了。但后来碰到一帮奸诈虚伪的人，皇帝的权威被身边亲信瓜分，这些人收受贿赂、买卖官爵，各种宾客往来勾结，天下被搅得乱糟糟的，大家都跟着造反，就像回家一样踊跃。搞得官府和百姓都没钱了，国家上下穷困空虚。陛下您圣明聪慧，品德高尚，刚摄政的时候，选拔任用忠诚正直的人，还改正了不少其他的规章制度，大家都觉得太平日子要来了。可现在灾异现象不断，盗贼到处横行，这大概是奸臣权力太大导致的。那些特别不像话的常侍，应该赶紧罢免赶走，铲除他们的党羽，没收他们的钱财，来平息百姓的痛苦和怨恨，回应上天的警告。大将军梁冀和河南尹梁不疑，也应该更加注重谦逊节俭，用儒家的思想来辅助自己，去掉那些游玩娱乐等无关紧要的事，削减府邸那些没用的装饰。皇上就好比船，百姓就像水，大臣们是乘船的人，将军兄弟就是划船的人。要是大家齐心协力，为百姓谋福利，那就是福气。要是懈怠松弛，就会掉进波涛里，能不小心吗？一个人的德行如果和他的俸禄不匹配，就好比挖墙脚来增加墙的高度，这哪里是衡量自己能力、确保安稳的办法呢！那些一贯狡猾的人、酒鬼、只会玩乐的人，都应该被贬斥，来惩罚他们的不法行为。让梁冀等人好好想想得到贤才的好处，以及失去人才的危害。”梁冀看了气得不行，把皇甫规评为下等，任命他为郎中。皇甫规借口生病，辞官回家了。州郡官员按照梁冀的意思，多次差点把皇甫规害死，他就这样在家被埋没了十几年。
扬州刺史尹耀和九江太守邓显去历阳讨伐范容等人，结果战败牺牲了。
冬天十月，日南的蛮夷又造反了，攻打焚烧当地的县城。交趾刺史九江人夏方用招抚劝诱的办法，让他们投降了。
十一月，九江的盗贼徐凤、马勉等人又开始攻打焚烧城邑。徐凤自称无上将军，马勉自称皇帝，还在当涂山中安营扎寨，建立年号，设置百官。
十二月，九江盗贼黄虎等人攻打合肥。
这一年，还有盗贼挖开了宪陵。
评论
建康元年是东汉王朝由“苟延”转向“崩塌”的关键节点。这一年，顺帝驾崩、幼主即位，外戚梁冀权势滔天，盗贼四起与边疆动荡交织，士大夫的呐喊被彻底压制，种种迹象都在宣告：这个王朝的气数已尽。
权力真空与外戚专权的巅峰
顺帝的去世与两岁太子刘炳（冲帝）的即位，让东汉皇权陷入“幼主临朝、太后摄政”的老路，而这一次，外戚梁冀抓住机会，将权力推向顶峰。
皇权交接的致命脆弱：顺帝临终前立皇子炳为太子，却未能安排可靠的辅政力量，仅靠“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支撑局面。李固虽有才干，却孤掌难鸣；太后梁妠是梁冀之妹，自然倾向兄长，形成“梁冀总揽朝政”的格局。这种“幼主+外戚”的组合，在东汉后期反复出现，每一次都加速权力腐败——梁冀本就“顽嚚凶暴”，如今没了顺帝的微弱制衡，更无忌惮，为日后“跋扈将军”的暴行埋下伏笔。
太子迎立事件中的权力试探：中常侍高梵“无诏信”单驾迎太子，太傅杜乔等“疑而未决”，侍御史种暠“手剑当车”厉声斥责，最终迫使高梵退回请诏。种暠的强硬，表面是维护“诏信”制度，实则是士大夫对宦官、外戚干预皇权的抵制。但这种局部胜利毫无意义：太子即位后，梁冀通过太后牢牢掌控朝政，种暠的“持重”不过是权力游戏中的小波澜。
内忧外患的全面爆发：从边疆到腹地的失控
这一年，东汉的统治秩序从边疆到腹地全面崩溃，叛乱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是“系统性危机”的总爆发。
边疆的“惨胜”与隐患：护羌校尉卫琚追击叛羌，虽斩首八百余级，但赵冲在追击时遇伏战死；匈奴中郎将马寔击破南匈奴左部，胡、羌、乌桓一时归降。这些“胜利”代价惨重——赵冲死后，羌人虽“衰耗”，但东汉也失去了唯一能稳定西北的将领；匈奴、乌桓的归降只是暂时的，一旦中央失控，必然再次反叛。边疆的“惨胜”，本质是“用将领性命换暂时安宁”，毫无长远战略可言。
腹地盗贼的“称帝建国”：与边疆相比，内地的叛乱更触目惊心：范容、周生寇掠江淮，击杀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徐凤、马勉竟“称皇帝、建年号、置百官”，在当涂山中筑营，公开与朝廷分庭抗礼；黄虎攻合肥，甚至“群盗发宪陵”（挖掘顺帝陵墓）。这些行为已超越“生存反抗”，演变为对东汉统治合法性的直接否定。盗贼能“称帝建国”，说明地方官府已完全瘫痪——二千石官员或战死（如尹耀），或无能（如历任九江太守），中央的军事调动也因权力斗争而效率低下，王朝的统治根基已被蛀空。
皇甫规的“末世谏言”与士大夫的绝望
在全面崩坏的局势中，皇甫规的策问答卷堪称“东汉衰亡的诊断书”，却因刺痛权贵而被彻底压制。
直指核心的“罪己诏”：皇甫规痛斥顺帝后期“威分近习（宦官），受赂卖爵，天下扰扰，从乱如归”，呼吁太后“黜遣无状常侍，披扫凶党”，劝梁冀兄弟“增修谦节，省去游娱，割减庐第”，甚至以“舟水之喻”警告：“君者舟也，民者水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若怠弛将沦波涛”。他的谏言句句切中要害：宦官专权、外戚奢靡、吏治腐败是乱源，唯有彻底革新才能续命。
梁冀的报复与士大夫的失语：梁冀对皇甫规的“狂言”怒不可遏，将其列为“下第”仅授郎中，后又借故逼其免归，甚至指使州郡“几陷死者再三”，最终让皇甫规“沉废于家十余年”。皇甫规的遭遇，是士大夫命运的缩影：他们看清了危机，却因触动权贵利益而被残酷打压。从此，朝堂上再无敢直言的声音，只剩下梁冀及其党羽的嚣张。
“挖陵”与“称帝”：王朝合法性的崩塌
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群盗发宪陵”与徐凤、马勉“称皇帝、建年号”。顺帝的陵墓被挖掘，意味着“皇权神圣”的神话破灭；盗贼公然称帝建制，表明民间已不承认东汉的统治合法性。这两个事件远超“叛乱”的范畴，它们是对东汉王朝“天命所归”叙事的彻底颠覆——当百姓视皇家陵墓为“掠夺目标”，当草寇敢与朝廷“分庭抗礼”，这个王朝的精神支柱已然坍塌。
结语：崩塌的临界点
建康元年的历史，清晰地展示了东汉灭亡的必然性：
权力结构上，外戚梁冀借幼主临朝独揽大权，宦官与外戚的勾结（而非对抗）成为常态，士大夫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层，“制衡机制”彻底失效；
统治基础上，从边疆到腹地的叛乱连绵不绝，盗贼“称帝挖陵”挑战合法性，官府既无力镇压也无法安抚，“治理能力”完全丧失；
精神层面，皇甫规的谏言被压制，顺帝陵被挖而朝廷无措，“天命所归”的神话破灭，“人心离散”已成定局。
这一年，东汉就像一艘破船，在梁冀等“操楫者”的乱划下，正加速驶向“波涛”。冲帝即位仅数月后便夭折，梁冀又立质帝，继续其专权之路，而这一切，都只是建康元年开启的“崩塌进程”的延续。东汉的灭亡，不是某个事件的结果，而是从建康元年起，无数个“溃烂细节”累积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