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己巳年）
春天，正月丙子日，隋炀帝把东京改叫东都。
突厥的启民可汗来朝见，隋炀帝给他的待遇和赏赐那叫一个丰厚，比以前还厉害。
癸未日，隋炀帝下令在全国推行均田制。
戊子日，隋炀帝从东都往西回返。
己丑日，规定民间的铁叉、搭钩、刀具这类东西都不许用了。
二月，戊申日，隋炀帝的车队到了西京长安。
三月，己巳日，隋炀帝往西去巡视河右地区；乙亥日，到了扶风的老宅子。
夏天，四月癸亥日，隋炀帝出了临津关，渡过黄河，到了西平，在这儿集结军队搞军事演练，准备去收拾吐谷浑。
五月乙亥日，隋炀帝在拔延山大张旗鼓地打猎，围猎的圈子周长有二十里呢。
庚辰日，进入长宁谷，翻过星岭。
丙戌日，到了浩亹川。因为桥没修好，隋炀帝直接把都水使者黄亘和九个负责监工的人给砍了。过了几天桥修好，才继续出发。
当时吐谷浑的可汗伏允带着手下人守在覆袁川，隋炀帝就安排内史元寿在南边金山扎营，兵部尚书段文振在北边雪山扎营，太仆卿杨义臣在东边琵琶峡扎营，将军张寿在西边泥岭扎营，把伏允围了个严严实实。伏允带着几十个人偷偷跑了，还派了个有名的小王假装自己，守在车我真山。壬辰日，隋炀帝让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去抓人。张定和觉得对方人少，连铠甲都没穿就往山上冲，结果被吐谷浑的伏兵一箭射死。他的副将柳武建接着打，把吐谷浑给打败了。甲午日，吐谷浑的仙头王实在没辙了，带着男女十多万人来投降。
六月丁酉日，隋炀帝派左光禄大夫梁默等人去追伏允，结果梁默他们吃了败仗，还被伏允给杀了。
卫尉卿刘权从伊吾道出发去打吐谷浑，一直打到青海，抓了一千多人，然后乘胜追击，追到了伏俟城。
六月辛丑日，隋炀帝跟给事郎蔡征说：“自古以来天子都有出去巡视的规矩，可江东那些皇帝，好多都涂脂抹粉的，天天在深宫里坐着，也不出来跟老百姓见见面，这是啥道理呢？”蔡征回答说：“这就是他们为啥统治时间长不了啊。”
丙午日，隋炀帝到了张掖。在他准备西巡的时候，就叫裴矩去忽悠高昌王麹伯雅和伊吾吐屯设等人，用好多好处诱惑他们，让他们来朝见。
壬子日，隋炀帝到了燕支山，麹伯雅、吐屯设，还有西域二十七个国家的人都在路边迎接拜见。隋炀帝让他们都戴上金玉首饰，披上华丽的毛毡，又是焚香又是奏乐，唱歌跳舞热闹得很。隋炀帝还让武威、张掖的老百姓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来围观，要是衣服车马不够鲜亮的，郡县官员就负责督促。一时间人多马多，挤挤嚷嚷的，绵延几十里，就是为了显摆隋朝的强大。吐屯设还献上西域好几千里的地盘，隋炀帝开心得不行。
癸丑日，隋炀帝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这几个郡，把全国犯了罪的人都发配过去当兵守着。还让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大力开展屯田，防御吐谷浑，打通去西域的路。
这时候，全国一共有一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八百九十万多户。国土东边到西边有九千三百里，南边到北边有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朝的强盛，在这时候算是达到顶峰了。
隋炀帝觉得裴矩安抚外族很有一套，就升他做银青光禄大夫。从西京各个县到西北各个郡，每年都要往塞外运送大量物资，花费的钱财数以亿计。运输的路又远又危险，要是遇到强盗抢劫，人和牲畜死了，物资运不到，郡县就逼这些人家倾家荡产来赔偿。这么一来，老百姓都没了生计，西边的地方最先陷入困境。
一开始，吐谷浑的伏允派他儿子顺来朝见，隋炀帝就把顺扣下没让走。伏允战败逃走后，没了依靠，就带着几千骑兵跑到党项去了。隋炀帝就立顺为可汗，把他送到玉门，让他去统领剩下的部众，还派了大宝王尼洛周去辅佐他。结果到了西平，顺的手下把尼洛周杀了，顺没办法进入领地，只能又回来了。
丙辰日，隋炀帝来到观风殿，把各种礼仪场面搞得特别隆重，带着高昌王麹伯雅和伊吾吐屯设上殿喝酒吃饭，还有二十多个国家的外族使者在台阶下面陪着。一边演奏九部乐，表演鱼龙戏来招待他们，一边还根据等级给大家发赏赐。戊午日，隋炀帝大赦天下。
吐谷浑有个青海湖，民间传说要是在湖边放母马，就能得到龙种马。秋天七月，就在青海湖附近设了马场，放了两千匹母马到山谷里，想搞出龙种马，结果没成功，这事就拉倒了。
隋炀帝的车队往东边返回，路过一个叫大斗拔谷的地方，山路又窄又险，大家只能排着队一个一个走。这时候又赶上风雪交加，天昏地暗，官员们又饿又冷，浑身湿透，走了大半夜都到不了前面的营地。士兵冻死了一大半，马和驴也死了十之八九。后宫的妃子、公主们有的跟队伍走散了，只能跟士兵们一起在山里凑合过夜。九月癸未日，隋炀帝的车队回到西京。冬天十一月丙子日，隋炀帝又去了东都。
民部侍郎裴蕴发现民间的户籍登记，好多人漏报户口，或者把年龄报大报小来逃避赋税徭役。他就上奏说要挨个儿查看核实，如果有一个人信息不实，负责的官员就撤职。还鼓励老百姓互相举报，要是谁举报出一个壮丁，就叫被举报的人家代替举报人承担赋税徭役。这一年，各个郡上报增加了二十四万三千个壮丁，新归附的人口有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人。隋炀帝上朝看到这些情况，对百官说：“以前那些朝代就是没有能干的人，才让这种欺瞒的事这么多。现在户口信息都准确了，全靠裴蕴啊。”从这以后，隋炀帝越来越信任重用裴蕴，没过多久，就提拔他当御史大夫，让他跟裴矩、虞世基一起参与掌管机密大事。裴蕴这人特会揣摩皇帝的心思，皇帝想治谁的罪，他就想尽办法歪曲法律把罪名坐实；皇帝想赦免谁，他就找些轻的条款，把人给放了。从这以后，大大小小的案子都交给裴蕴处理，刑部和大理寺的人都不敢跟他争，都得听他指示，然后才敢做决断。裴蕴这人能说会道，口才那叫一个好，对案子的轻重判断，全凭他一张嘴，分析起来又快又明白，别人都没法反驳他。
突厥的启民可汗去世了，隋炀帝为此停朝三天表示哀悼，立启民可汗的儿子咄吉为可汗，这就是始毕可汗。始毕可汗上表请求娶隋朝公主，隋炀帝下诏同意，让他按突厥的风俗办。
一开始，内史侍郎薛道衡因为才学出众，名气特别大，长期处在重要职位上。隋文帝晚年的时候，他被调出京城去当襄州总管。隋炀帝即位后，把他从番州刺史任上召回来，想让他当秘书监。
薛道衡回来后，给隋炀帝献上一篇《高祖文皇帝颂》，隋炀帝看了不高兴，跟苏威说：“薛道衡把先朝说得那么好，这就跟《诗经·鱼藻》里讽刺周幽王的意思差不多啊。”就封薛道衡做司隶大夫，打算找机会治他的罪。司隶刺史房彦谦劝薛道衡别跟人来往，说话做事低调点，薛道衡不听。正好赶上讨论新的法令，一直定不下来，薛道衡就跟大臣们说：“要是高颎还活着，这法令早就定下来实行了。”有人把这话告诉了隋炀帝，隋炀帝生气地说：“你还想着高颎呢！”就把薛道衡交给执法的人去审问。裴蕴上奏说：“薛道衡仗着自己有才，又资格老，心里根本没皇上，把过错都推给国家，还乱搞事情。要说他的罪名，好像不太明显，但从他的心思来看，那就是大逆不道。”
隋炀帝说：“没错。我年轻的时候跟他一起做事，他就看不起我年纪小，还跟高颎、贺若弼他们在外面滥用权力。等我当了皇帝，他心里一直不安分，就因为天下太平，才没机会造反。你说他大逆不道，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薛道衡觉得自己犯的不是啥大错，催着司法部门赶紧结案，想着上奏的时候隋炀帝肯定会赦免他，还让家里人准备酒菜，等着客人来祝贺呢。
结果上奏后，隋炀帝让他自杀，薛道衡根本没想到会这样，一时下不去手。司法部门又上奏，最后就把他勒死了，他的妻子儿女也被流放到且末。天下人都觉得他挺冤的。
隋炀帝大规模检阅军备物资，称赞兵器铠甲做得好，宇文述趁机说：“这可都是云定兴的功劳啊。”隋炀帝马上就提拔云定兴做太府丞。
【内核解读】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这段记载，像一部浓缩的“隋亡前史”——表面上帝国达到巅峰，疆域、户数、声威都创下纪录；但细究细节，每个“辉煌”的背后都藏着加速崩塌的隐患，字里行间全是隋炀帝统治的致命缺陷。
“盛世”的真相：用民力堆出来的泡沫
史书记载这一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一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八百九十万户，疆域东西九千多里、南北一万四千多里，西域二十七国臣服，吐谷浑故地设郡，丝绸之路似乎彻底打通。但这份“盛”，是用百姓的血肉堆起来的。
为了西巡炫耀，隋炀帝强令武威、张掖的百姓“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够鲜亮就由郡县逼迫筹备；为了维持西域驻军，西京及西北诸郡每年向塞外转运物资“钜亿万计”，运输途中因艰险或寇掠导致人畜死亡的，郡县竟要“征破其家”——百姓不仅要承担沉重劳役，还要为运输损失兜底，“西方先困”只是开始，全国的民力早已被透支。
更荒诞的是，为了所谓“龙种”，他在青海放两千匹母马求“龙马”，最终“无效而止”。这种劳民伤财的迷信行为，与西巡时“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的排场形成呼应：这位帝王在乎的从不是实际治理，而是“面子工程”的极致。
帝王的虚荣：用权力赌国运的任性
隋炀帝的统治逻辑，始终围绕“自我炫耀”展开。他西巡的核心目的，不是稳定边疆，而是向西域诸国证明“中国之盛”。他得意地对臣下嘲讽“江东诸帝”深居宫中，自诩“巡狩”是盛世标配，却把巡狩变成了一场耗资无度的“帝国秀”。
为了这场秀，他可以因“桥未成”就斩杀都水使者及9名督役者，用酷法逼出效率；可以让文武百官、后宫妃主在大斗拔谷的风雪中“饥馁沾湿”，士兵冻死者过半、马驴损失十之八九，而他关心的只是“万国来朝”的场面。
这种“面子高于一切”的任性，在军事上更显危险：讨伐吐谷浑时，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因轻敌不披甲而战死，暴露了将领的轻率；追击伏允的梁默部又兵败被杀，可见军事行动的随意性。帝国的武力，竟成了帝王炫耀的工具，而非稳固统治的保障。
制度的崩坏：从“均田”到“酷法”的谎言
这一年，隋炀帝下诏“天下均田”，看似延续北魏以来的惠民政策，但结合“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之”的禁令，不难看出真实目的：一方面用“均田”名义安抚百姓，另一方面收缴农具类铁器，实则是加强对民间的控制——怕百姓反抗，更怕他们“不老实”。
而裴蕴的“貌阅”（核对户口）更暴露了制度的败坏。他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的酷法逼出二十四万新增男丁、六十四万新增人口，被隋炀帝赞为“全由裴蕴”。但这种“成果”是靠株连和胁迫得来的：允许百姓举报，被举报者要替举报者缴赋役，本质是制造民间互相监视的恐怖氛围。
更可怕的是裴蕴掌握司法后的操作：“所欲罪者，则曲法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刑部、大理寺都成了摆设。这种“朕即法律”的专制，让制度彻底沦为帝王意志的工具——薛道衡因一句“向使高颎不死”就被罗织“悖逆”罪名赐死，天下冤之，却无人敢争，可见统治机器已完全失能。
崩塌的伏笔：从内部溃烂的统治
这一年的“盛”，本质是帝国的“回光返照”。隋炀帝看似掌控一切：改东都、控西域、制突厥（立始毕可汗），但核心统治集团早已溃烂。
薛道衡之死，是对功臣集团的公开清算——因怀念前朝旧臣就被定为“无君之心”，暴露了隋炀帝的猜忌与狭隘；裴蕴、宇文述之流靠迎合上意上位（宇文述一句话就让云定兴升官），说明朝堂已被“顺我者昌”的小人占据；而吐谷浑新立可汗顺“不果入而还”，则显示边疆治理的失败——靠武力征服的土地，终究无法靠虚名稳固。
大斗拔谷的风雪中，“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的狼狈，恰是这个帝国的隐喻：表面的光鲜下，早已是上下离心、危机四伏。
结语：巅峰即是悬崖
大业五年的“极盛”，其实是隋朝从巅峰坠落的起点。隋炀帝用无限透支民力换来了疆域的扩张与万国来朝的虚荣，用破坏制度与诛杀异己换来了暂时的“集权”，却没意识到：百姓的忍耐有极限，制度的崩坏不可逆，人心的离散难挽回。
这一年之后，隋末农民起义的烽火即将燃起。所谓“盛极”，不过是专制皇权在崩塌前，最后一次用力挥舞的鞭子——抽向百姓，也抽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