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海在信里写道：“小小姐，咱这海边的泥滩，也不是光长活水芽。老话讲‘海里的东西，一环扣一环’。我们试着在活水林旁边的水洼里放了点耐咸的小鱼小虾苗，没想到长得挺好！活水林的根须成了它们的躲藏处，它们的排泄物又肥了林子。我们还发现，哪种水草爱跟着活水芽长，哪种虫子爱来，都记下了。
你看看，对你们那边有没有用？” 随信寄来的，是密密麻麻画满了鱼虾、水鸟、贝类甚至昆虫的观察图，以及他们“瞎琢磨”出的几种套养模式的初步记录。
这些带着海风咸味、充满野趣但极其细致的一手生态观察资料，让周小小和李文看得入了迷，许多现象恰恰暗合了生态学的原理。
另一股援军，则来自周成业。他无法时常请假，但却做了一件极其“工程兵”风格的事。
他将周小小遇到的系统规划难题，拆解成若干个具体的技术参数和结构问题，利用业余时间，在部队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甚至军事伪装防护（他称之为“为植物防风抗旱找点子”）的资料，并用最标准的图表和公式，推导出几种生态埂优化方案、不同水位调控模式下的土壤盐分迁移模拟图。
他甚至根据周小小提供的各地气候土壤数据，制作了一张清晰的“适宜套种作物初步筛选流程图”，逻辑严谨，一目了然。
他的信里写道：“小小，哥能帮上的有限，但涉及到测量、计算和结构的问题，你随时提。记住，再复杂的系统，也能分解成一个个可以解决的小问题。”
周小小将来自海洋的生态智慧和来自军营的系统思维，与农科院的科学理论不断碰撞、融合。她带着李文，开始构建更复杂的试验田：
活水芽为核心，埂上种耐盐碱的牧草，改良后的水塘里试养鱼虾，水塘边的坡地尝试种植特殊的耐盐经济作物。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鱼苗病死过，作物歉收过，但她身边有了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她时常给阿海打电话，描述内陆作物的特性，阿海则在电话那头，凭着对海洋生物的熟悉，给出“那试试看用不用海藻肥”之类的提议；
她也将遇到的问题寄给哥哥，周成业则会回寄来一张张计算过程详实的纸，分析问题可能出在水分蒸发速率还是土壤孔隙度上。
她的那本大地图上，绿色的点不再孤立。
每个点旁边，开始出现更多的彩色标记：蓝色代表水产试验，黄色代表禽类养殖，棕色代表经济作物。
一条条绿色的连线之间，开始交织起蓝色、黄色的细线，仿佛一张愈发繁复而充满生机的网，正在这片土地上缓缓铺开。
又是一个春天，周小小站在最初的那片县城试验田旁——这里如今已彻底改头换面，不再是白茫茫的荒滩，而是绿意盎然的生态农场。
活水林郁郁葱葱，埂上牧草青翠，池塘里波光粼粼，鸭鹅嬉戏，远处还有一片长势良好的特殊油料作物。
省里组织各地代表前来观摩。周小小没有过多介绍技术细节，而是请来了阿海和郑大爷（这是两位老渔民第一次走出望海礁，来到内陆），还请哥哥周成业也特意请假赶来。
她让阿海讲述如何从大海获得灵感，让郑大爷讲述“土地和人一样，不能渴着也不能腻着”的朴素道理，让周成业阐述如何用工程思维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固。
她自己，则最后总结道：“盐碱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维的贫瘠。解决问题的答案，可能在实验室里，也可能在海浪间、在军营里，更在每一位愿意为土地付出心血的人的手上和心里。
这片绿色，是无数根系共同编织的成果，它们属于科学，属于经验，属于奉献，更属于未来。”
阳光下，阿海黝黑的脸上洋溢着自豪，郑大爷抚摸着沉甸甸的麦穗笑得皱纹都舒展开来，周成业站得笔挺，眼神欣慰地看着妹妹。
周小小站在他们中间，手中的玻璃瓶蓝光温润，与她身后那片充满希望的绿色海洋交相辉映。
绿脉，早已超越了植物的范畴，它成为了连接智慧、勇气与希望的纽带，在这片复苏的土地上，也在更多人的心中，蓬勃生长，绵延不绝。
观摩会的成功引起了更上层的关注。不久后，省里下达了指示，要将“活水芽盐碱地综合治理经验”列为重点推广项目，成立了一个由省农科院牵头、多部门协作、周小小作为技术骨干的专项工作组。任务是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选择不同类型的盐碱地进行扩大试点。
时代的印记深深地刻在了这项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没有高效的互联网，沟通依靠信件、偶尔的长途电话和频繁的出差介绍信。没有先进的计算机模拟，大量的数据靠人工记录、打算盘、拉计算尺进行统计分析。周小小的背包里，那本越来越厚的日志和各地土壤样本的重量，远远超过了其他行李。
新的试点选在了邻省交界处一片广袤的、盐碱化程度更重的低产田。这里的人民公社社员们对盐碱地改良早已不抱太大希望，几次“学大寨”式的改土运动都收效甚微，人们脸上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被艰苦生活磨砺出的沉默与观望。
周小小和工作组的同志们住在公社的简陋招待所，吃在集体食堂。她做的第一件事，依然是深入田间地头，和公社的老农、技术员交谈，同时铺开信纸，给望海礁和哥哥写信。
给阿海的信里，她详细描述了这片土地的情况：ph值更高，水质更涩，春风一大就泛起“白毛碱”。她询问在望海礁那种海风猛烈、盐分极高的礁石缝里，有没有特别顽强的“活水芽”变种，或者有没有其他耐极端盐碱的海边植物可以借鉴。
给哥哥周成业的信里，她附上了最新的土壤剖面分析数据和水文资料，希望他能从工程角度，帮忙计算在这种土质条件下，生态埂的最佳构筑方式和排水洗盐沟渠的合理密度与深度，以应对这里春季返碱特别严重的问题。
通信的周期很长。一周后，阿海的回信随着一股海腥味先到了。信纸是粗糙的牛皮纸，上面用铅笔画的图示却无比清晰。阿海说，他和郑大爷召集了几个老伙计，专门划船去了望海礁最外围、风浪最大的几处礁石群，真的找到了几株“脾气最倔”、叶片几乎呈墨绿色、蓝光更内敛的活水芽母株，他们已经小心采集了种子，随信寄来。他还提到，海边有种叫“碱蒿”的植物，命极硬，常常是滩涂上最早泛绿的，或许可以一起试试。
又过了几天，周成业的信也到了。厚厚的信封里是工整严谨的演算纸和图纸。他用部队测绘地形的方法，结合周小小的数据，精确计算了不同间距和深度的排水沟对降低地下水位、抑制盐分上涌的效果，并详细标注了生态埂需要加固的关键节点和建议使用的当地材料（比如芦苇捆和柳条桩）。他的信末尾写道：“小小，条件艰苦，但要相信科学，相信数据。困难就像敌人的堡垒，总能找到突破口。”
这些跨越山海、凝聚着不同智慧的反馈，成了工作组最宝贵的财富。科学的分析，土法的经验，工程的严谨，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开始了又一次艰难的融合。
推广工作远比在县城复杂和艰辛。没有现成的机械，开挖沟渠、修筑生态埂主要靠社员们的铁锹和扁担。周小小和李文（那位农科院毕业生）挽起裤腿，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一边讲解原理，一边倾听老农们根据经验提出的调整意见。来自望海礁的“倔强”种子被小心翼翼地播下，阿海建议的“碱蒿”也被种在了试验田的边缘。
过程充满挫折。一场突如其来的春寒冻死了一批幼苗；一次灌溉不当导致局部盐分浓度过高，烧了苗；有些社员因为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产生了懈怠情绪。
周小小和工作组的同志们晚上在煤油灯下总结教训，调整方案，白天继续带头苦干。她给社员们看阿海寄来的、画着狂风巨浪中依然挺立的活水芽的图画，讲望海礁渔民们如何在一次次失败中坚持；她分享哥哥信里那些严谨的数据，告诉大家每一步劳动都有其科学道理，不是在瞎干。
希望的绿色，终于在汗水和坚持中，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那墨绿色的活水芽幼苗果然更具韧性，而边缘的碱蒿已然成片泛绿，牢牢锁住了风沙。排水沟开始起作用，地里的“白毛”明显减少了。社员们看着这来之不易的绿色，眼神里的怀疑逐渐被希望取代。
消息传开，附近公社也派人来学习。周小小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但她强调最多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那种汇聚四面八方形形色色智慧、因地制宜的方法论。
年底，省里召开了“农业学大寨暨盐碱地综合治理经验交流会”。周小小作为代表发言。她依然穿着郑大娘做的那件靛蓝布衣，风尘仆仆，但目光坚定。她没有讲太多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展示了各个试点的对比数据、遇到的实际问题和解决方案。她特别提到了望海礁渔民的无私支持和解放军工程兵的技术援助，称这是“群众智慧和科学力量相结合的胜利”。
台上，来自省里的领导认真记录；台下，各地代表们眼神热切。会议决定，将“活水芽生态改良法”纳入全省农业技术推广手册，并计划在更多地区建立推广站。
散会后，周小小收到两封电报。 一封来自望海礁，阿海发的：“小小姐，收音机里听到省里开会提到咱望海礁了！全村高兴！又找到两种耐碱草籽，下次捎去。” 另一封来自哥哥周成业的部队：“欣闻捷报，倍感光荣。扎根大地，服务人民。兄成业。”
周小小捏着两封电报，指尖能感受到文字背后澎湃的热情与力量。省里的会议结束了，但她的工作才刚刚进入新的阶段。推广站的建立并非一纸文件那么简单，它意味着需要培训更多本土技术员，需要将望海礁的经验和哥哥的图纸，转化成各地社员们能听懂、能上手的具体操作。
回到新的试点公社，周小小立刻投入了工作。她将李文和工作组其他成员分成两拨，一拨继续巩固和扩大试验田的成果，另一拨则着手编写培训教材。教材的编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融合：他们用工整的仿宋字誊写周成业提供的工程参数和土壤数据表格，同时附上阿海寄来的、生动直观的海洋生物共生关系手绘图，并用最朴实直白的语言解释背后的道理。
培训第一批公社技术员时遇到了困难。这些淳朴的庄稼汉对ph值、离子浓度等科学概念感到陌生和畏惧。周小小想起了阿海和郑大爷，她不再生硬地灌输术语，而是拿起一根活水芽，从它的“脾气”讲起：“就像咱有的娃耐寒，有的娃怕冷，这活水芽就是个耐咸的娃。地里的盐碱就像菜里的咸盐，放多了，一般庄稼就蔫了，但这娃不怕，它还能帮着把多余的‘咸盐’慢慢归置好……”
她又拿出哥哥画的沟渠剖面图，指着上面的尺寸说：“这挖沟就像咱给田埂培土，深一寸浅一寸效果不一样。解放军同志帮咱算好了，这个深度和宽度，最省力气，排碱效果最好。咱们照这个来，错不了！”
这种接地气的讲解方式，让技术员们豁然开朗，信心大增。
然而，更大的挑战悄然降临。那年的气候异常，夏季持续高温少雨，试点地区的河流水位急剧下降，灌溉用水变得异常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