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幕：澳门风顺堂。
澳门，风顺堂街。
圣老楞佐教堂，被称为“风顺堂”。
是澳门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黄沾站在教堂里，看着四根巨大的花岗岩柱子。
“第四根柱……”
他数过去。
第四根柱在圣坛右侧，柱身雕刻着宗教图案。
黄沾仔细观察，发现柱基处有一块石砖，颜色略浅。
他假装系鞋带，用手轻推石砖——
石砖是活动的。
里面有一个小洞，放着一个铁盒。
打开铁盒，第二把钥匙。
同样是黄铜的，拴着蓝绳。
一个老神父走过来，用葡萄牙语问：“你在找什么？”
黄沾用葡语回答：“一个朋友留下的东西。”
神父深深看他一眼：“那个人说，如果有人来取第二把钥匙，就告诉他：‘第二匙开离散，离散终难聚。’”
黄沾心中一沉：“神父，您认识周永昌？”
“他1958年来澳门，每周都来祷告。”
神父望向圣像，“他说自己帮了很多人，也怕害了很多人。他留下钥匙，说如果有人来找，说明时局变了，该让人知道了。”
第六幕：深水埗天台。
深水埗南昌街，一栋六层旧唐楼。
张振和大飞，爬上吱呀作响的铁梯，来到天台。
天台角落里，有一个生锈的旧水箱，早已废弃。
“这种水箱，1972年政府要求换新后就没人用了。”
张振敲了敲水箱外壳。
两人合力撬开水箱顶盖，里面没有水，只有一个防水油布包。
打开油布，第三把钥匙，拴着绿绳，还有一张字条：
“第三匙开名册，名册在——长洲东湾路十七号地下，周记杂货铺，第三排货架最下层，铁皮饼干盒内。三匙非为开锁，乃为验身：持三匙者，方可见名册。周永昌 1958年冬”
大飞瞪大眼睛：“所以周永昌把名册，放在自己家的杂货铺？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不。”
张振看着钥匙，“杂货铺可能早就没了。1975年长洲大火，东湾路烧了一半。”
“那怎么办？”
张振收起钥匙和字条：“先回去汇合。”
第七幕：三钥合一。
11月15日晚，星时代办公室。
三把钥匙摆在桌上，黄、蓝、绿三色绳子。
“三句话。”
黄沾复述，“‘往事不堪提’、‘离散终难聚’、‘名册见光日，泪眼两迷离’。”
至此，这个好奇的小团队，总算凑齐了张振开篇时，阅读过的那首诗。
陈浩东说：“周永昌在警告，每一个来找名册的人——这名册不光是温情故事，可能还有不堪回首的孽缘？”
何芷晴指着第三张字条：“但他说名册在周记杂货铺。我查过，东湾路十七号现在是一间7-11，1975年大火后重建的。如果名册在那里，早就没了。”
张振沉默良久，忽然说：“不，名册不在杂货铺。”
他拿起三把钥匙：“你们看，钥匙根本没用——没有锁。周永昌为什么设这个局？为什么要人跑三个地方，取三把没用的钥匙？”
大飞愣了：“那为什么……”
“为了筛选。”
张振眼睛亮了，“只有真心想知道真相、愿意奔波的人才配看名册。但这三把钥匙本身，就是线索。”
他把三把钥匙，并排放在灯下。
“黄、蓝、绿三色绳。1950年代，香港的邮政信箱有三种颜色：红色是本地，蓝色是海外，绿色是……”
“军邮！”
黄沾脱口而出，“绿色是军邮，专寄往台湾和海外驻军！”
“对。”
张振继续说，“周永昌用三色绳，暗示他传递信件的三个方向：黄色——本地和内地；蓝色——南洋海外；绿色——台湾和特殊渠道。这就是他说的‘四通八达’，其实少了红色，因为红色太显眼。”
何芷晴接上思路：“所以名册不在一个地方，而是根据这三色分类，藏在三个地方？”
“很可能。”
张振站起来，“但我们不需要找了。”
众人一愣。
张振看着窗外：“周永昌1958年留下这个谜，是希望有一天时局安定，后人能理解他做的事。但名册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在那样一个年代，有一个做饼的师傅，用他的方式，连接了三百多个离散的家庭。”
他转身：“我们要拍的不是名册，是那些家庭的故事。周国伟说过，他小时候常有些老人来茶餐厅，不说话，就看看招牌——那些人就是受过帮助的家庭后人。我们登报寻找，请他们来讲故事。”
黄沾担忧：“但周国伟肯吗？这会让他家暴露在风险中。”
“所以我们要换种方式。”
张振已经有了主意，“不实名，不露脸，只录音，只记录故事。最后合成一部声音纪录片——《漂洋饼的来信》。”
第八幕：声音的海洋。
11月20日至23日，《华侨日报》每天登出一则启事：
“寻找1946-1958年间，曾通过长洲漂洋饼传递信件、物品的家庭。星时代公司正在制作声音纪录片，收录离散年代里的温情故事。保密承诺，可匿名。”
反响如潮。
一周内，收到六十二封信、三十八个电话。
一个声音苍老的女人，在录音机里说：“1950年，我阿爸重病，想见在台湾的细佬最后一面。但信根本寄不过去。后来有人介绍周师傅，我把信藏在漂洋饼里，两个月后，细佬居然收到了……虽然阿爸最后还是没等到，但至少他知道细佬平安。”
一个中年男人说：“我阿嫲是印尼华侨，1949年想回汕头找亲人，但没证件。周师傅帮她做了三盒漂洋饼，饼里藏着照片和家书，托船员带过去。后来汕头那边回信了，还寄来一张全家福——就藏在饼里带回来的。”
一个来自台湾的电话：“我爷爷1955年收到香港的漂洋饼，饼里有他妹妹的照片和十块美金。爷爷哭了三天，说以为妹妹早就死了。1978年，爷爷终于回香港探亲，第一件事就是去长洲找周师傅，但饼店早就没了……”
每个故事都简短、朴实，没有宏大叙事。
只有普通人，在乱世中的一点微光。
周国伟最终同意参与。
在录音室里，他声音哽咽：
“我以前怨阿爷，觉得他做这些危险的事，害得我们家一直担惊受怕。但听了这些故事……我明白了。阿爷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不忍心看人，离散的普通人。”
“漂洋饼的配方，其实很简单：面粉、糖、油、咸蛋黄、椰丝，加一点石灰粉防潮——石灰粉是可食用的那种。特殊的不是配方，是那份心：把别人的思念，仔细包好，让它漂洋过海，平安抵达。”
第九幕：另一种投资。
12月初，声音纪录片《漂洋饼的来信》，制作完成。
在香江商业电台播出。
没有画面，只有声音：海浪声、制饼的敲打声、老人们的叙述、周国伟的独白，还有最后一段——张振找到顾家辉，让他根据故事，谱写了一首简单的钢琴曲，叫《漂洋》。
播出当晚，电台热线被打爆。
更意外的是，三天后。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来到星时代办公室。
“我是嘉禾电影公司的制片主任，姓邹。”
男人递上名片，“我们听了《漂洋饼的来信》，想改编成电影，投资由我们负责——不是买断，是合作。”
张振平静地问：“邹先生想怎么合作？”
“三百万预算，除了拍摄所需的投资。含购买你们的剧本和创意，我们出制作和发行。”
邹主任说，“但有个条件——要快。1980年春节后开拍，暑期档上映。”
黄沾倒吸一口气。
——三百万在1979年是巨额投资。
张振却问：“为什么选我们？”
邹主任笑了：“因为香港电影，不能总是功夫片和喜剧。要有根的故事，有人的故事。你们找到了香港的根——不在高楼大厦里，在这些夹缝里的温情里。”
他站起来：“张先生，香港要变了。1997越来越近，很多人焦虑、迷茫。但你的故事告诉大家：香港人从来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离散中找连接。这就是我们的精神。”
送走邹主任后，办公室里一片欢呼。
其实这个邹主任，张振作为一个重生者，又怎么不明白他就是邹文怀本尊？
大飞激动得跳起来：“三百万！我们可以把故事，拍成电影了！”
陈浩东却看向张振：“振哥，《漂洋饼的故事》能有票房吗？”
张振走到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的灯火：
“不，漂洋饼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但香港还有太多这样的故事——九龙城寨的灯笼师傅、上环的海味店暗号、调景岭的离散家庭……”
他转身，眼睛里有光：
“我们不要把眼光局限在《飘扬饼的来信》上，我们要把这个立意拔高，拍一个系列，就叫《夹缝生存记》。记录所有在历史夹缝中，努力活着、连接着、不被遗忘的普通人。”
何芷晴轻声问：“那从哪里开始？”
张振微笑：“先从《飘扬饼的来信》为第一部；之后从九龙城寨渐次展开题材的挖掘。我听说，那里有一个灯笼师傅，在城寨拆除前，把一百个家庭的秘密，写在了灯笼的竹骨上。”
窗外，一艘夜航船拉响汽笛，驶向深海。
而岸上的星火，连成一片温暖的海洋，照亮所有归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