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血雨腥风与寒门子弟的蓬勃崛起，固然以铁腕和活力沉重打击了旧势力，为新政的推行扫清了最直接的障碍，但也留下了一片法律制度亟待重建、社会秩序亟待规范的土地。王猛深知，仅靠杀戮的恐怖和人事的更替，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可持续的长治久安。屠刀可以摧毁旧的堡垒，却无法自动建立起新的、坚固的秩序大厦。必须趁此旧秩序崩塌、新力量勃兴的难得时机，建立一套更加完善、严密、具备前瞻性的法律法规体系，将改革的成果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理清各方权责，规范社会行为，为帝国的未来奠定坚实可靠的制度基础，真正做到“定乾坤”。
在冉闵的全力支持和充分授权下，王猛展现出了他作为杰出政治家和法律家的宏大手笔。他迅速召集了精通律法的官员、学者（其中甚至包括了一些理念与朝廷相近、愿意合作的原士族成员，如谢安，以其对旧典的熟悉提供参考），以及那些熟悉地方实务、了解新政推行中具体困境的新晋寒门官员，组建了一个庞大而高效的立法团队。这个团队摒弃了空谈，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开始对现有的、相对粗疏的《大魏律》进行系统的修订、补充和细化，并针对新政推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一系列专门的单行法规。
立法工作围绕几个核心领域，紧锣密鼓却有条不紊地展开：
其一，完善《均田令》实施细则，使其成为可操作、可核查的《均田法》。
此前均田令的推行，多依靠行政命令和强力推动，存在着标准不一、地方执行随意、产权界定模糊、容易引发新的纠纷等问题。王猛亲自主持，制定了详尽的《均田法》。该法对授田标准（如“口分田”与“永业田”的具体数额、划分依据、土地肥瘠等级的评定）、土地还授条件（如身死、迁徙、犯罪等情况下的土地回收与重新分配）、田亩买卖限制（严格限制土地兼并，规定永业田在一定条件下可有限继承和买卖，但口分田原则上不得买卖，防止重新兼并）、以及针对不同地区（如江南水田、北方旱地、山区梯田）的特殊规定，都做了极其明确和细致的界定。同时，配套制定了《考课法》，将地方官推行均田的成效——如新增编户、垦田数量、赋税增长、民间诉讼减少等，作为其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之一，并与升迁赏罚直接挂钩，以确保法令不是一纸空文，而是能真正落地生根。
其二，确立科举制度的根本法地位，堵塞漏洞，保障公平。
颁布《科举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将科举取士定为选拔官员的“正途”和主要途径，明确其三级（乡试、省试、殿试）考试的程序、科目设置（经义、策论、算学、律学等科目的具体内容和权重）、考官的选拔、回避与监督制度、考场纪律以及严密的防舞弊措施（如糊名、誊录、锁院等）。明确规定“取士不问阀阅，唯凭才学”，从法律上彻底否定了九品中正制及其残余影响，为寒门子弟提供了稳定的上升预期。同时，对官学体系（中央的太学、格物大学，地方的州县官学）的经费保障、师资选拔、教材编纂与统一管理也进行了规范，为科举制度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形成教育与选官的良性循环。
其三，制定《商税则例》与《市舶法》，规范商业活动，开辟财源。
为了规范日益活跃的商业活动，增加国家税收，同时防止商人势力过度膨胀乃至勾结官吏、扰乱市场，《商税则例》应运而生。它明确了各类商品（如盐、铁、茶、丝、瓷等）的税率、征收环节（生产、流通）、征收机构和监管措施，要求交易公平，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行为。《市舶法》则专门针对广州、明州等沿海港口日益兴盛的海外贸易，规定了船舶出入港的管理、货物查验、抽分比例（关税）、外商的权利义务与管理细则等，旨在将潜力巨大的海上贸易纳入有序管理和法制轨道，使其成为国库新的、稳定的财源。
其四，修订《刑律》，明确对抗新政的惩罚，树立法律权威。
在《大魏律》的修订中，特别增设了“阻挠新政罪”、“煽动叛乱罪”、“隐匿田户罪”、“贪墨养济钱粮罪”等针对性极强的条款，对反抗均田、抵制科举、破坏清丈、侵吞国家用于抚恤的物资等行为，规定了极其严厉的刑罚，包括死刑、流放和抄没家产等。这为后续继续深化改革、巩固成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向全社会昭示了朝廷推行新政的决心不容挑战。
其五，规范技术管理与伦理边界，引导格物之学健康发展。
针对格物之学的迅猛发展和火器等新式武器带来的双重影响，王猛也极具前瞻性地推动制定了《工律》中的相关条款和专门的《军器管制令》。对火药、硝石、硫磺等敏感物资的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设定了极其严格的安全规范和保密条例，明确其为国家最高机密，严防泄露和扩散。同时，也开始探讨和立法限制某些可能危害社会稳定、违背人伦道德的“奇技”的研发和传播（如某些被认为可能“惑乱人心”的方术），尽管这方面的立法尚属初步探索阶段，但已体现了帝国统治者对技术伦理的早期关注和试图建立管控框架的努力。
经过近一年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一部体系更为庞大、逻辑更为严密、内容更为详尽、共计一千二百余条的《大魏律（修订）》及一系列配套法规终于编纂完成。冉闵亲自逐一审定，对其中的关键条款与王猛等人反复推敲后，下诏颁行天下，要求各级官府严格遵行，并派遣御史巡回检查，对执行不力或曲解法律者严惩不贷。
王猛立法，旨在定乾坤。这套糅合了法家精神、儒家伦理和务实考量新的法律体系，如同为帝国这艘已经驶入深海的巨轮，更换了更加精密、坚固的龙骨与舵盘。它不仅仅是对旧秩序的破坏，更是对新秩序的理性构建，将冉闵的铁血意志和王猛的深谋远略，转化为具有持久约束力的、公开透明的国家制度。帝国的革新，从此进入了“有法可依、依法推进”的新阶段，其影响之深远，将贯穿整个冉魏王朝的兴衰历程，并为后世所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