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如砚中渐浓的墨,缓缓洇染了整片天空。青灰色的石碑寂然矗立,其上新刻的“秦丞相李斯之墓”七字,笔画瘦硬峻拔,在这将明未明的天光下,显得格外沉静而孤峭。这极致的简略,甚至带着一丝刻意的朴拙,仿佛不仅仅是对个人生平描述的吝啬,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姿态,一道无声而有力的宣言。它主动放弃了为自己一生盖棺定论的权利,将最终的评判权柄,毫不留恋、坦坦荡荡地交了出去——那便是虽未铭于石上,却已萦绕此间的无形心迹:“功过任后人评说”。
这七个未刻之字,是石碑真正的灵魂,与那七个实体刻字一虚一实,一隐一显,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李斯对其身后名的最终态度。这态度,非关谦逊,亦非自弃,而是一种洗尽铅华、尘埃落定后的通透。
这是一种何等的自信与豁达!
他自信,自己一生的作为,其波澜壮阔、凿刻时代印痕的分量,已足以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激起无法忽视的巨浪与深远的回响。无论是辅佐始皇帝扫灭六合、一统宇内的不世之功,还是“书同文,车同轨”,制定律法制度、奠定帝国千年骨架的奠基之业,抑或是沙丘骤变之夜,力挽狂澜、扶危定倾的决绝之举,桩桩件件,皆关涉天下气运,早已镌入竹简,渗入泥土。这一切,无需自己在墓碑上以溢美之词喋喋不休地自夸,时间自会为其显影,历史自会为其腾出位置。
他也坦然,甚至可说是平静地,面对自己可能存在的“过”。比如,在酷烈的权力斗争中,为巩固君权、震慑宵小所使用的某些手段,是否过于严苛乃至酷烈?在推行“焚书”、“以吏为师”等急政时,是否也曾有矫枉过正、戕害文脉之处?与韩非那场充满嫉妒、惋惜与政治考量的复杂恩怨中,私心究竟占了几成?这些或许存在的瑕疵、那些在当时情境下不得不为的争议、那些人性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幽暗角落,他无意在最后时刻去文饰掩盖,也无意再做任何辩解。他深知,人非圣贤,在那样一个前所未有、波澜壮阔又杀机四伏的大时代,身处权力巅峰的漩涡中心,每一抉择都可能关乎千万人生死、帝国存续,不可能事事完美,步步无瑕。那些功业与阴影,本就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真实的李斯。
“任后人评说”,这短短五字,体现了一种超越个人荣辱、穿透时代局限的辽阔胸襟。他不畏惧批评,不执着于身后美名的虚饰。他相信,历史的评判是动态的、复杂的,是多重声音的交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价值观的流转、史料的新发现而不断被重新审视、反复掂量。他愿意将自己这充满了矛盾与张力、辉煌与阴影、决断与无奈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完全摊开在时间的永恒审判台前,平静地接受一代又一代后来者的审视、争论、拷问,乃至截然相反的定论。
这种近乎将自己献祭于历史洪流的态度,本身就成为他遗产中最独特、最耐人寻味的一部分。它像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旷世难题,迫使后来者无法偷懒地将其简单标签化为“千古一相”或“酷吏权臣”,而必须深入那血与火、理想与权谋交织的复杂历史现场,去努力理解他每一次重大抉择背后的时局、他的政治理想、他身不由己的困境、他彪炳史册的贡献与他作为“人”的局限。这无疑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文学创作、道德评判,留下了一个充满魅力、争议与阐释空间的巨大场域,其价值,或许不亚于他所参与制定的任何一部成文法。
李由默立在墓前,山风灌满他的衣袖,他久久凝视着那寥寥七字,仿佛能穿透石碑,感受到父亲临终前那份复杂而清晰的心境。父亲不仅以惊人的冷静安排好了家族身后事,更以一种无比高明、近乎哲学意味的方式,安排好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那是一个开放的、引人入胜的、永无定论的位置。不寻求归宿,只留下叩问。
暮色终于四合,天地苍茫。晚风渐起,带着山野的凉意,吹动着新坟上零星的草屑,也吹拂着那块沉默而坚定的青石碑。“秦丞相李斯之墓”七个字,在最后一缕天光的映照下,边缘泛着微芒,显得愈发深邃,仿佛不是刻在石上,而是烙进了时光里。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连同那弥漫四周的无形宣言,向所有路过此地、知晓此名、思考历史与命运的人,发出一个永恒而开放的邀请,这邀请无声,却振聋发聩:
功过任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