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赵志皋听了皇帝这番话，尤其是最后那句直指其学术宗旨的反问，
神色明显动容，脸上青红交错，嘴唇嗫嚅了几下，似乎想辩解什么，却又无从说起。
朱翊钧趁热打铁，步步紧逼，沉声道：“赵卿。”
“士子读书出仕，本当是为了推行平生所学，经世致用。
若学问尚未明澈、心性未定便使之做官，犹如让不会操刀之人去切割肉食，必然坏事。
若只知空谈玄理，追求虚无缥缈的顿悟，而鄙薄实际事务，缺乏实用之才，那么最终，必将无法持此学问来治理天下，服务世用。”
“这些道理，你的馆师赵贞吉先生，当年在翰林院谆谆教诲尔等庶吉士时，想必也曾反复提及。却不知赵卿，可曾听进去万一？”
如果说先前皇帝的几句话，只是让赵志皋略有动容的话。
那么这番话，尤其是直接引用其馆师赵贞吉的原意来驳斥他现在的行为，
则让赵志皋瞬间感到一阵难堪与羞愧，脸上火辣辣的，仿佛被人当众剥去了那层“清流雅士”的外衣。
与外界某些刻板印象不同，赵志皋的馆师赵贞吉，其实是一位极有风骨和担当的务实之臣。
当年“庚戌之变”，俺答兵临北京城下，世宗皇帝紧急召集群臣问策，
六部九卿高官聚集一堂，商讨了一整天，竟“竟日无语”，无人能拿出可行方案。
问到次辅徐阶时，徐阶也只能含糊其辞，说什么“小王子（俺答）此来，君必有良策”来推脱。
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唯有官阶不高的赵贞吉“奋袖”而起，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主动讨来督战之权，欲统摄诸将抵御外侮——
虽然最终事权未能统一，但其勇气与担当，至今仍为士林所称道。
同样，老赵虽然自身也热爱讲学，但他始终强调“志为圣贤，讲学定志”，主张学问必须落到实处。
对于那种只知空谈心性、脱离实际、无所作为的所谓“清流”，他向来是深恶痛绝，
曾毫不客气地嘲讽其为“务玄解、靡实用”，认为他们于国于民毫无益处。
此刻，朱翊钧便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接抬出了赵志皋最为敬重的老师之一，
用老师所秉持的务实精神，来彻底否定他如今这种只讲学、不干事的虚浮行径。
朱翊钧不再多言，只是静静地注视着跪在地上、脸色变幻不定的赵志皋，
等待着这位心学干将，在“尊师”之道与“讲学”癖好之间，做出最终的反应。
大堂之内，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赵志皋身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力。
承天门外，衙署林立，鳞次栉比。
这帝国中枢之地，从来就不缺消息与耳目，尤其是在皇帝陛下突然驾临吏部考功司，
并升堂接见官员的消息如风般传开后，各衙门表面虽依旧按部就班，暗地里却已是波澜涌动。
官吏们或借故串门，或于廊下偶遇，交换着彼此听闻的只言片语，脸上带着或好奇、或担忧、或幸灾乐祸的神情。
低语声在回廊巷陌间交织，揣测着圣意，议论着时局。
与气氛凝重的吏部仅一墙之隔，只隔着个存放銮驾仪仗的工部库房，翰林院内的气氛则更为微妙而活跃。
这里聚集着天下菁英，清贵无比，却也最是关心朝局动向。
此刻，不少翰林官已无心案头经史，三三两两聚在一处，或凭栏，或立于院中古柏之下，高谈阔论，声音虽刻意压低，却难掩其中的激动与不平。
而在编修赵志皋平日办公的那间值房内，气氛则略显沉闷。
房内设有四张桌案，此刻却空了两张——一张属于正被推上风口浪尖的赵志皋本人，另一张的主人或许也是去别处打听消息了。
剩余两位翰林，各自坐在自己的案前，隔着空置的座位，进行着一场隔空交谈。
一位面容尚显稚嫩，看去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翰林，名叫于慎行，他手中虽执着笔，在一本摊开的书册上似在批注，心思却显然不在其上。
他眉头微蹙，终于忍不住将笔搁下，发出一声轻叹，打破了值房内的寂静：
“陛下终究是冲龄践祚，耳根子软，受元辅与定安伯（高拱）的影响实在过深了。
锐意求治固然是好，但如此操切，不教而诛，岂是圣君所为？”
他年轻气盛，言语间少了几分顾忌，多了几分书生意气。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对面空着的赵志皋的座位，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同情与不平：
“屠部堂（屠羲英）乃四品大员，赵汝迈（赵志皋字）亦是清流翰林，平日持身守正，学问渊博，士林之中素有清望。
这般人物，即便偶有疏失，亦当存其体面，徐徐训导。
如今竟如胥吏般被传唤至考功司，当着众庶吉士之面受诘问，这般折辱……他们这辈子恐怕都未曾受过！”
“实在是……太过严苛了！”
于慎行最后重重地补上一句，拳头不经意地在案几上轻轻一叩，震得笔架上的毛笔微微晃动。
值房内另一张桌案后，坐着的是年纪稍长、性格也更为沉静的李长春他并未像于慎行那般激动，
手中缓缓整理着几份待归档的文书副本，听到于慎行的话，他抬起眼，目光沉稳，带着几分劝诫之意：
“慎行，慎言。” 他声音不高，却自有一股让人冷静的力量，
“陛下励精图治，欲振积弊，其心可嘉。元辅推行考成，亦是意在廓清吏治，非为一己之私。
屠部堂与赵编修之事，尚未有定论，你我在此妄加揣测，议论君上与枢辅，非人臣之道，亦于事实无补。”
他虽然也听闻了风声，心中或许亦有想法，但深知翰林官身处禁密之地，更需谨言慎行。
然而，在他平静的眼眸深处，亦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忧虑掠过。
吏部考功司的文书堆积如山，朱笔勾画的“不合格”三字，如同刺目的疮疤，遍布于各省呈报的考成簿册之上。
数目之多，远超朱翊钧的预期。
每一个“不合格”的背后，不仅是一个庸碌的官员，更是一张无形中抗拒考成法的大网，一股盘根错节的阻力。
这也难怪，历史上张居正甫一病逝，反扑便如潮水般汹涌而至，新政顷刻间土崩瓦解。
正因这不合格者众，牵扯太广，朱翊钧不得不慎之又慎，只能效法“拔烂菜”之策，精挑细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以儆效尤：
一个是官居四品、位列小九卿的太仆寺卿屠羲英，终日以讲学清谈为务，实务荒疏；
另一个则是曾为史官、身为心学泰州学派传人的翰林院编修赵志皋，交游广阔却于职守无所建树。
此二人，品级不上不下，过错非十恶不赦，但其行为却极具象征意义——代表着那些脱离实际、空谈误国的风气。
然而，庙堂之上，高位尸素者岂止屠、赵二人？
诸多勋旧、耆老，即便考成不利，朱翊钧亦不能轻易训斥，以免动摇朝局根本。
为此，他不得不采用更为迂回的方式敲打。
譬如，在赏赐南直隶刑部侍郎王锡爵，表彰其刑狱清明时，特意将其与北直隶刑部的平庸作比，弦外之音，直指刑部尚书王之诰驭下不严。
又比如，重赏户部郎中王用汲，褒奖其理财得法，
同时却将掌管工部节慎库、账目混乱的工部右侍郎刘光济的底子隐隐揭开，无异于暗示其该识趣，尽早乞骸骨归乡。
这大明的朝堂，积弊已深，高位者往往德不配位，才不称职。
若非如此，吴中行、赵用贤等清流，又怎会放着座师张居正的门路不走，反而要靠着攻讦考成法来邀取清名，博取朝野喝彩？
正是因为这反对的声浪一度甚嚣尘上，朱翊钧在果断处置了伏阙请愿的风波后，立刻摆驾吏部，亲自视阅考成文书，
就是为了给这第一轮大规模京察大计坐镇压阵，彰显朝廷推行考成法的决心。
然而，仅仅打压反对者是不够的。
一项新政若没有坚定的支持者，便如无根之木，难以长久。
因此，朱翊钧在吏部“亮明态度”之后，便开始在六部五府等各大官署之间巡回“露面”，行那“云布雨施”之举。
赏银如流水般颁下，官阶凭考绩擢升，御笔亲书的褒奖匾额更是莫大荣宠。
尤其对于那些像王用汲一般、出身寒微却实干有为的官员，朱翊钧更是不遗余力地描绘着“考成法下，升迁有序，唯才是举”的美好图景。
这一套“官位、实惠、名声、前途”的组合拳打下来，莫说受赏者本人感激涕零，便是旁观的同僚，也少有不眼热心动者。
这一日，朱翊钧刚在工部衙门颁完赏赐，在一众官员的叩谢声中缓步走出。
正当他沉吟着，思索下一个该去哪个衙门“鼓劲打气”时，身侧传来了首辅张居正沉稳而严肃的声音：
“陛下，臣有本奏。”
朱翊钧好奇地回过头，只见张居正神色凝重，拱手肃立。
他心知这位先生若非有要事，绝不会在此时打断自己的行程，遂也敛容正色道：“先生请讲。”
左右内侍识趣地退开到十余步外。
千步廊上，夕阳将三人的身影拉得悠长，只剩下少年天子，与一左一右两位辅国重臣，缓步而行。
落日余晖洒在洁净的廊道上，前方是巍峨的承天门，身后是庄严的大明门，构成了一幅极具象征意义的画面。
跟在稍后处的起居注官李得佑，见状悄悄凑到同僚吴中行身边，低声道：“子道兄，弟素擅丹青，
见此君臣相得、共商国是之景，灵感迸发，欲归去泼墨绘成《千步廊问对图》。
兄台书法精妙，文章锦绣，可否为拙作题写序文？”
吴中行正望着前方三人的背影出神，闻言一怔，随即恍然。
李得佑这是在拉他一起，向陛下示好献媚——方才在工部，只有他和赵用贤这两个张居正的门生，
因考成优异被破格赏了中书舍人的职衔，引得旁人羡慕不已。
这种锦上添花、顺水推舟的人情，他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吴中行看了一眼那在夕阳下仿佛笼罩着光辉的“一帝二辅”组合，立刻回头对李得佑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
“有继兄有此雅兴，弟敢不从命？
你我不妨连夜绘制题写，明日恰逢弟去万寿宫轮值，正好可将成品呈献御前，聊表敬意。”
李得佑闻言，脸上堆满笑容，亲热地拉住吴中行的手：“如此甚好！若能及早成画，你我还可抵足而眠，彻夜长谈！”
想他李得佑，最初也并非这般善于钻营之人。
无奈自去年那个泰州学派的狂生何心隐入京后，整日在街巷散布什么“女子亦当读书明理”、“夫妇伦常未必天经地义”的怪论，
竟把他那远在成都府的糟糠之妻也蛊惑了，近来书信中言语怪异，屡屡抱怨，说他耽误了自己当“阁老夫人”的命云云。
为保家宅安宁，李得佑也只得放下清高，学着揣摩上意，经营关系了。
吴中行听了李得佑这近乎露骨的奉承之言，不由与之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与此同时，走在前方的张居正，已向皇帝陈述了他的担忧：
“……陛下，圣贤以经术垂训后世，国家以经术培育人才。
士子若能沉潜体认经书义理，便是讲明了学问，何必又另立门户，聚众空谈，徒耗光阴？”
“臣观近年来，讲学之风屡禁不绝，根源便在于门户之见不息！各立山头，互相标榜，是非纷扰，干扰朝局！”
“是故，臣以为，当釜底抽薪，毁天下私设书院，以断其根源！”
此言一出，如同平地惊雷！
站在朱翊钧另一侧的高仪，直接面色大变，失声劝阻：“陛下！万万不可！”
他几乎以为张居正疯了！毁书院？！
此事若行，无论成败，主持者必遭天下读书人口诛笔伐，遗臭万年！
隆庆年间，张居正与高拱便“最憎讲学，言之切齿”，对于各地书院，也一度想“尽改公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