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国防部地下深处的应急指挥中心。
空气循环系统低沉地嗡鸣，试图驱散电子设备过热产生的臭氧味和几十个不眠之夜积累的汗味与焦虑。但真正令人窒息的，是悬挂在主屏幕上那张巨大的、动态更新的俄罗斯及周边态势图。
格里高利·索科洛夫上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净火”行动国内部分的主要协调人，站在地图前，像一尊花岗岩雕像。他年近六旬，身材保持得如同年轻时在空降兵服役一样挺拔，灰白的头发剪成标准的板寸，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仿佛用刻刀凿出，写满不容置疑的权威。他的眼睛，是近乎透明的浅灰色，此刻正冰冷地扫过地图上那些闪烁的、代表“感染事件”或“大规模异常活动”的红色光点。
地图旁，巨大的液晶屏分割成十几个画面，显示着来自各地的混乱视频片段（信号时断时续）、加密文字报告，以及不断跳动的伤亡与资源统计数字。声音被调至最低，只有偶尔几声刺耳的惨叫或爆炸声漏出来，旋即被掐灭，仿佛那些遥远的死亡只是一些不甚重要的背景杂音。
“弗拉基米尔州，苏多格达市，红色确认。地方内务局最后报告称，市政大厅、中心医院及两个大型居民区已失控。感染估算……超过三千。周边道路出现逃亡车流，方向……向东，向莫斯科。” 一名年轻的参谋军官用干涩的声音汇报，手指在地图上相应位置画出一个圈。
索科洛夫的目光在那个红圈上停留了两秒，嘴唇无声地翕动像在计算。他身边站着几个核心部门的负责人——内务部代表、联邦安全局（FSb）代表、紧急情况部代表，以及一名脸色苍白的卫生部门官员。他们围着一张电子沙盘桌，桌上投射出苏多格达市的详细三维地图。
“交通价值？”索科洛夫问，声音平稳。
“低，非主干道枢纽。”交通部门的军官回答。
“工业或战略资源？”
“少量木材加工和农机厂，无重要设施。”
“预估救援与恢复成本，假设我们能控制住？”这次他看向卫生官员和紧急情况部代表。
卫生官员擦了擦汗：“根据……根据其他类似规模事件模型，需要至少两个齐装满员的摩托化步兵旅实施封锁和逐屋清剿，配备大量火焰喷射器和重型装备。医疗和后勤支持……天文数字，且成功率低于百分之三十，极有可能造成部队严重损耗甚至……内部崩溃。”
紧急情况部的人补充：“而且会占用本可用于保障‘安全区’和核心城市的宝贵资源，包括燃油、药品、防护装备。”
索科洛夫点了点头，似乎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他转向内务部代表：“当地驻军和警察状况？”
“联系中断前报告，约百分之四十的警力失去联系或确认死亡，驻军营地发生内部交火，情况不明。逃亡车流中……极可能混杂感染者。”
空气沉默了几秒，所有人都在等待。
索科洛夫伸出手指，在电子沙盘上，苏多格达市的中心区域，画了一个更大的圈。然后，他在控制面板上点选了几个图标：“空爆燃烧”、“燃料空气炸弹”、“覆盖打击”。
“标记为‘K-7’级威胁。”他淡淡地说，仿佛在给文件分类，“优先级：中高。建议处理方式：全面净化。申请调动第22远程航空兵师，使用odAb-500pm燃料空气炸弹，覆盖主要感染区及主要出入通道，同时通知第49集团军下属导弹旅，对可能逃离的公路节点进行后续阻滞射击。”
“可是，将军！”卫生官员终究没能忍住，“那里……模型只是模型！肯定还有未被感染的平民！我们是不是应该至少尝试空投警告，设立隔离带，给人们一个……”
“瓦季姆·谢尔盖耶维奇。”索科洛夫打断他，浅灰色的眼睛像两片冰锥，“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去甄别每一个‘可能’。每一分钟犹豫，感染都在扩散，威胁都在靠近我们的心脏地带。你的模型已经给出了最佳方案——以最小代价，消除最大威胁。这就是救援，对更多尚在安全中的俄罗斯人民的救援，至于代价……”
他再次看向地图，目光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红点，以及更多尚是黄色（观测中）或绿色（暂时安全）的区域。
“代价必须被承受，以确保整体的存活。这是数学，也是责任。”他的话语里没有丝毫情绪波动，只有一种令人胆寒的、绝对的理性。他将成千上万人的生死，简化成了沙盘上的推演和资源效率的计算。这正是顶层决策者在极端压力下呈现的极端实用主义——情感被剥离，只剩下冷酷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对“大局”的执着。
内务部代表似乎想说什么，关于“合法性”或“后续影响”，但看到索科洛夫的眼神，又咽了回去。FSb的代表则微微颔首，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这次“净化”的机会。他低声对索科洛夫说：“将军，苏多格达的地方议会主席，以及几位企业家，据我们之前的线报，与……某些自由主义圈子和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过往甚密，这次‘净化’，或许也能消除一些长期的不稳定因素，相关材料我可以稍后提供。”
索科洛夫看了他一眼，不置可否，但也没有反对。默许在这种时候，就是一种支持。灾难和“国家生存”的至高名义，成了清除异己、巩固权力的最佳掩护，机会主义的黑暗藤蔓，顺着国家机器的裂缝悄然滋长。
命令被迅速转化为加密电文，发往遥远的空军基地。苏多格达市的命运，就在这弥漫着臭氧和焦虑味的地下室里，被寥寥数语敲定。没有人再去想那些具体的面孔、家庭、街道上的面包店或孩子们的学校，他们只是地图上一个需要被抹去的红圈，一个“K-7”级威胁。
类似的场景，在这个指挥中心里，随着各地雪片般飞来的告急文书，不断重复上演。红圈一个接一个地被标记，然后被分配以“净化”方案。效率高得惊人，也冰冷得令人绝望。
距离乌克兰边境约一百公里的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一片稀疏的林地边缘，伪装网下隐藏着一个临时前进指挥所。
亚历山大·“萨沙”·彼得罗维奇少校，隶属西部军区某特战旅，此刻正盯着战术平板电脑上刚刚解密的任务简报，感觉胃里像塞了一块冰冷的铅。简报内容简单直接：他所在的连队需在四小时内，前往十五公里外的“落叶”镇，执行“隔离净化”程序。简报附有卫星照片（模糊但能看到街道上密集的移动小黑点）和一份简短的信号情报摘要，称镇内无线电通讯于12小时前被“非人尖叫和持续枪声”取代，随后静默。
“净化”的具体参数栏里，写着：“清除所有移动生命体，摧毁可能藏匿感染源的建筑核心区。可使用任何必要武力。完毕。”
“任何必要武力……”萨沙低声重复，喉结滚动了一下。他三十出头，脸庞棱角分明，曾在北高加索执行过反恐任务，见过血，也经历过残酷。但这次不同，这不是明确身份的恐怖分子，而是一个满是俄罗斯同胞的城镇。“所有移动生命体”——这包括可能还活着、躲在家里的平民，包括孩子。
“少校，”他的副手，也是挚友的伊戈尔上尉凑过来，脸色同样难看，“这命令……太模糊了。‘所有移动生命体’？如果他们投降呢？如果他们只是躲着呢？”
“命令说，‘清除’。”萨沙的声音有些沙哑，“你认为，‘清除’在当前的语境下，是什么意思，伊戈尔？”
伊戈尔沉默了，他们都心知肚明。上级需要的是绝对的结果，彻底的“净化”，而不是战俘营和复杂的甄别程序。模糊的命令，给了前线指挥官自由裁量权，也把最沉重的道德包袱甩给了他们。
连队的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来，士兵们检查装备，给步枪装上消音器（不是为了隐秘，而是为了减少对自身心理的冲击），整理着燃烧手榴弹和炸药块。没有人说话，只有金属碰撞的轻响和粗重的呼吸。许多人脸上都带着迷茫和恐惧，他们中不少人的家乡也在附近的州，看着“落叶”镇，仿佛看到了自己家园可能的未来。
“听着，”萨沙在出发前，将全连聚集起来，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脸，“我们的任务，是阻止‘那些东西’从落叶镇扩散出来。目标是……确保没有威胁能离开那里。记住我们保护的是身后的土地，我们的家人可能就在后面。在镇子里，任何移动的、可能构成威胁的目标……都不能放过。这不是演习，也不是我们熟悉的战斗。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坚决。”
他使用了“威胁”、“目标”、“生存”这些词汇，试图将接下来的行动合理化、去人性化。士兵们默默点头，眼神却更加茫然。他们被训练成武器，此刻却要对自己可能的人民开火。
进入落叶镇的过程如同梦魇，街道上空无一人，但到处都是血迹、翻倒的车辆和破碎的门窗。寂静中只有风声和偶尔不知从何处传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刮擦声或低吼。
第一个“接触”发生在一个小广场，几个身影从超市废墟后踉跄走出，他们衣衫褴褛，动作僵硬，脸上和身上有可疑的深色污渍。一个士兵条件反射般举枪瞄准，通过夜视仪，他看到了对方浑浊发红的眼睛和嘴角的不明液体。
“站住！表明身份！”萨沙吼道。
回应他的是一声嘶哑的、非人的嚎叫，那几个身影猛地加速冲来！
“开火！”
消音器压抑的噗噗声响起，冲在最前面的两个身影倒地。但更多的身影从四周的废墟中涌现，嘶吼声连成一片。战斗瞬间爆发，士兵们依托车辆和残垣进行射击，但那些“东西”似乎对子弹不太敏感，除非击中头部或脊柱。
“用燃烧弹！”伊戈尔大喊。
几枚燃烧手榴弹扔出，炽白的火焰瞬间吞噬了几个感染者，也引燃了旁边的建筑。火光、枪声、嘶吼、惨叫……小镇变成了炼狱。
在清理一栋公寓楼时，萨沙的小队遇到了更棘手的情况，他们听到二楼有孩子的哭声。破门而入，看到一个女人紧紧抱着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蜷缩在角落。女人眼神惊恐但清醒，男孩在哭泣，但看起来……正常。
“求求你们……我们没病……我们一直躲着……”女人哀求着。
士兵们犹豫了枪口垂下，萨沙看着这对母子，又想起命令——“所有移动生命体”。他内心剧烈挣扎，放过他们？如果他们已经被感染但处于潜伏期呢？如果他们离开后把病毒带到安全区呢？但对着显然还是人类的母子开枪……
就在这时，那个小男孩突然咳嗽起来，脸色潮红。女人慌忙去捂他的嘴，但男孩咳得更厉害，猛地吐出一小口带着血丝的暗色黏液。
几乎同时，萨沙耳机里传来其他小组急促的报告：“注意！发现部分感染者具有伪装性！外表接近正常，但具有高度传染性！”
理性（或者说，被恐惧扭曲的理性）瞬间压倒了怜悯，萨沙看到的不再是可怜的母子，而是两个“高度传染性的威胁”。
“退后！”他厉声对女人喊道，同时举起了枪。
女人似乎明白了，眼中闪过绝望和一丝疯狂的恨意，她猛地将孩子推向士兵们，自己则尖叫着扑向萨沙！“是你们！是你们把地狱带来的！”
枪响了，女人倒地。男孩呆立当场，然后发出刺耳的、不似人声的尖叫，眼睛迅速变得浑浊，嘴角流涎，扑向最近的士兵……
萨沙扣动了扳机，一下，两下。
枪声停下后，房间里只剩下血腥味和令人作呕的寂静。开枪的士兵手在颤抖，有人转过身干呕起来。萨沙站在原地，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感觉自己的某一部分也死去了。界限在这里彻底模糊，也彻底消失。 为了保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消灭任何“可疑”的“他们”，哪怕对方是孩子。恐惧和多疑，在命令的模糊纵容下，释放出了最黑暗的暴力。
类似的情景在镇内多处上演，随着压力增大和所见景象越来越骇人，部分士兵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一个小分队在清理一间地下室时，发现里面藏着一群显然未被感染的老人和妇女。小分队长，一名年轻的少尉，在极度的紧张和之前的杀戮刺激下，竟然下令“为确保安全”向人群开火……事后，他本人也精神失常，胡乱开枪，被战友击毙。
也有士兵拒绝向明显是幸存者的平民开枪，结果在混乱中被某些伪装极好的变异体袭击，造成伤亡。鲜血和死亡进一步加剧了恐惧和猜忌，使得“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心态像瘟疫一样在连队中蔓延。
当萨沙的连队疲惫不堪、带着减员和心理创伤撤出已是一片火海的落叶镇时，他们不再是出发时那支纪律严明的特战部队。他们是一群双手沾满同胞鲜血、内心充满裂痕、对命令和人性都产生深深怀疑的幸存者。
集体主义的铁律，以最残酷的方式碾过了个体的道德，留下的只有创伤和异化。 而这种异化的士兵和军官，将成为未来俄罗斯“安全区”内，强硬、多疑、残忍的地方武装的骨干。
（以下内容节选自八年后，在乌拉尔山区某个幸存者据点发现的、严重损毁的日记残页，作者推测为叶卡捷琳堡附近某小镇教师，玛丽娜·彼得罗芙娜）
……（前文缺失）广播里还在重复那个女人的声音，让我们保持希望，待在家里，救援即将到来。谢尔盖嘲笑说那录音已经放了三天了，连嘶哑的电流声都一样。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窗外的街道偶尔有枪声，更多的是那种……像野兽又像人的嚎叫。帕夫利克（儿子）发烧了，我很害怕，不是怕外面的东西，是怕他咳嗽的声音被邻居或者……别的什么听到，药品早就没了。
今天早上，广播突然换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冰冷，严肃，像播报天气预报。他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代号和区域代码，然后说……“为确保俄罗斯联邦主体及核心人口聚居区的生物安全，将对下列地区实施最高等级的检疫与消毒措施”。他念了一串地名，当听到“克拉斯诺图林斯克市及周边辐射区”时，我手里的杯子掉了。那是我们这里！我们的城市！
“消毒措施”？什么意思？谢尔盖脸色煞白，冲到窗边，看向东面的天空。什么也没有。但我们都知道东面有什么——军队的机场，导弹阵地。婆婆（谢尔盖的母亲）开始祈祷，声音颤抖，帕夫利克昏睡着，小脸通红。
等待，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没有救援车队，没有直升机。只有越来越近的、从城市方向传来的混乱声音，还有我们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
然后，它来了。
先是声音，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到让胸腔发麻的轰鸣，从极高的天空传来，像死神的叹息。紧接着，东面的天空，城市中心的方向，亮起了第二个太阳。
不，不是太阳，太阳是温暖的。那是地狱的眼睛。惨白，刺眼，瞬间膨胀，把整个天空和远处熟悉的建筑轮廓都吞没在它无情的光里。我甚至没听到爆炸声，因为光之后，是风。一堵看不见的、无比坚硬的墙，猛地砸在房子上！所有窗户在同一瞬间粉碎，玻璃像刀子一样飞进来！谢尔盖扑倒我和帕夫利克，他的后背……（字迹被深褐色污渍覆盖）
世界在摇晃，在咆哮。远处传来连绵不断的、闷雷般的巨响，那是建筑在倒塌。第一个光球还没消失，第二个，第三个……在城市不同的地方亮起。还有那种会撒下无数小火苗的爆炸，它们点燃了一切能烧的东西，天空被染成了诡异的橘红色和黑色。
热浪隔着这么远都能感受到，混合着一种……奇怪的甜腥味和焦糊味。来自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街道，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
广播早就没声了，只有火焰燃烧的噼啪声，遥远的崩塌声，和帕夫利克微弱的哭泣。谢尔盖受了伤，流血不止，婆婆的祈祷变成了无意识的啜泣。
我看着窗外那片照亮了地狱之火的天空，心里没有恐惧了，只有一片冰冷的、死寂的空白。然后一种东西慢慢从空白里生长出来——恨。尖锐，冰冷，淬了毒的恨。
恨那些放出这“第二个太阳”的人，恨那个用冰冷声音宣判我们死刑的人，恨那些在地图前画圈的人，恨那个我们曾经缴税、为之自豪、称之为祖国。
（后续页数缺失，发现于废墟中，夹在烧焦的儿童画册里。画册上有一幅稚嫩的画：绿色的房子，黄色的太阳，三个手拉手的小人。画的一角，被火焰燎过，焦黑蜷曲。）
玛丽娜一家的命运不得而知，但这日记所代表的被背叛的绝望和滋生的仇恨，如同飘散在俄罗斯广袤土地上的灰烬，深深渗入了幸存者的骨髓。八年后，这种情绪将发酵为对一切外来者（包括从西方来的霍云峰团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恐惧和攻击性。而乌拉尔山以东，那些相对完好却目睹了“净化”惨状的地区，则在恐惧中筑起了更高的心墙，形成了封闭、排外、高度军事化的割据堡垒，他们只相信自己手中的枪和身边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