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会上的交锋，以张青峰书记的完胜告终，也为“10·23”专案的后续工作，扫清了最后一道政治障碍。
整个临川官场，都清晰地接收到了一个信号：县委书记要将这场反腐风暴，进行到底。任何形式的观望、侥幸和抵抗，都将是徒劳的。
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专案组对丁宏、赵明亮等核心人物的审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外围，仍有大量涉案不深的干部，处于一种惶恐不安的“等待宣判”状态。他们就像一群惊弓之鸟，不知道那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何时会落到自己头上。
张青峰书记很清楚，“打”只是手段，“治”才是目的。如果将所有涉案人员都“一棍子打死”，不仅会造成干部队伍的大面积瘫痪，也不符合政治伦理。
于是，在一次小范围的专班工作会上，他交给了我一个极其重要，也极其棘手的任务。
“江远，”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专案组那边，负责攻坚。而你，要负责‘治病救人’。”
他递给我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罗列了近百名干部，都是在“利益输送网络图”中，处于末梢和边缘位置的人物。他们的问题，大多是收受了一些烟酒购物卡，或者在项目审批上，给予了一些“顺水人情”式的便利，情节相对轻微。
“这份名单上的人，”张青峰的语气，变得语重心长，“是我们要争取和教育的大多数。我给你一个政策，也给你一个任务。由你牵头，从巡查组和纪委抽调几名同志，组成一个‘政策攻心小组’，对这些人，逐一开展谈话。你要让他们明白，组织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给他们一个主动交代、上缴违纪所得、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我接过那份沉甸甸的名单，立刻明白了书记的深意。
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谈话，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心理战。张青峰要用霹雳手段，也要显菩萨心肠。他要通过“分化瓦解”的策略，彻底孤立那些负隅顽抗的核心分子，同时，也给大多数犯了错的干部，一个改过自新的台阶。
而我，就是这个负责“搭台阶”的人。
这个任务，难度极大。谈轻了，起不到震慑作用，对方会以为组织在“和稀泥”；谈重了，又可能激起对方的逆反心理，甚至导致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这个“度”，必须拿捏得炉火纯青。
我从巡查组里，挑选了老成持重、熟悉人情世故的老王，又从纪委要来了两名业务精湛的年轻干事，组成了我的“攻心小组”。
我们的第一个谈话对象，是县交通局工程科的副科长，李伟。
根据案卷显示，李伟在一次项目验收中，收了丁宏一张一万元的购物卡，并在一些非关键性指标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签了字。
谈话地点，设在了县纪委的谈话室。房间不大，布置简单，墙上挂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无形中给人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李伟被通知来“了解一些情况”时，脸色已经煞白，走进谈话室，两条腿都在微微发抖。
我没有像审犯人一样，一上来就板着脸。我亲自给他倒了一杯热水，请他坐下，然后微笑着开口：“李科长，别紧张。今天请你来，不是要处分你，是组织想拉你一把。”
我的开场白，出乎他的意料。他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和戒备。
我没有直接点破那张购物卡的事，而是换了一个角度：“李科长，你在交通系统工作多少年了？”
“二……二十三年了。”他结结巴巴地回答。
“二十三年，不容易啊。”我感叹道，“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干到副科长，一步一个脚印。你的孩子，应该也上大学了吧？”
提到孩子，李伟的眼神，瞬间柔软了下来。他点了点头：“嗯，在省城念大三，学土木工程的，说以后要像我一样，修桥铺路。”
“多好的孩子啊。”我顺着他的话说道，“李科长，你是一个老交通了，应该比谁都清楚，我们修的每一条路，建的每一座桥，都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全。工程质量，是天大的事。如果因为一点小小的疏忽，或者一点点私心，埋下了安全隐患，将来出了事，我们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职业，更对不起老百姓的信任，你说对吗？”
我的话，不带一个脏字，却像一把小锤子，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敲在他的心上。
李伟的头，越埋越低，端着水杯的手，开始不停地颤抖。
我看着火候差不多了，便将话题，引向了正题。
“丁宏的宏业公司，承建的‘幸福大道’项目，是你负责验收的吧？”我看似随意地问道。
“是……是的。”他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组织的政策，你应该也清楚。”我的语气，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对于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积极上缴违纪所得的同志，组织可以既往不咎，或者从轻处理。但如果抱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一旦等专案组那边，把证据摆到你面前，那问题的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停顿了一下，给了他足够的消化时间，然后，抛出了最后一根稻草。
“李科-长，一万块钱，对你来说，可能就是几个月的工资。但如果因为这一万块钱，丢掉了你奋斗了二十三年的工作，毁掉了你在孩子心中的形象，甚至影响到你后半生的自由，你觉得，值得吗？”
“值得吗？”这三个字，如同一记重锤，彻底击溃了李伟的心理防线。
“哇”的一声，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再也控制不住，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起来。
“我错了……我错了……”他一边哭，一边从口袋里，哆哆嗦嗦地掏出那张他一直没敢用的购物卡，“江主任，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我的工作……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第一个缺口，被成功撕开。
有了李伟这个成功的案例，我们后续的谈话，变得顺畅了许多。
我为每一个人，都“量身定做”了一套谈话策略。
对那些爱惜羽毛、注重名声的干部，我就从“政治生命”和“家庭荣誉”入手；对那些家境困难、一时糊涂的干部，我就从“子女前途”和“生活不易”入手，唤起他们的共情；而对那些心存侥幸、油滑狡诈的“老油条”，我则会不经意地，透露出一两个只有他和丁宏才知道的细节，用强大的信息不对称，直接摧毁他的侥幸心理。
短短一周时间，我们小组，约谈了名单上的八十多名干部。
效果，超乎想象的好。
不仅所有人都主动交代了问题，上缴的违纪款项和购物卡，总价值高达三百多万元。更重要的是，在谈话中，很多人为了争取立功表现，还提供了更多关于丁宏等核心人员的新线索和新证据。
比如，有人交代了丁宏曾经在哪家会所，宴请过哪位领导；有人提供了丁宏为赵明亮装修别墅的发票；还有人，甚至录下了丁宏酒后吹嘘自己如何“摆平”某个部门的录音。
这些看似零碎的信息，汇集到我这里，经过梳理和整合，形成了一份新的、更详尽的证据链。我将这份材料，命名为《“10·23”专案外围证据补充报告》，第一时间，送到了张青峰书记的案头。
张青峰看着那份报告，以及后面附带的长长的上缴款物清单，久久没有说话。
最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我说道：“江远，你这次，立了大功了。”
他拿起笔，在我的报告上，批示道：“攻心为上，成效显着。江远同志的策略与担当，值得肯定。请专案组将此报告作为重要参考，对主动交代的同志，抓紧兑现政策。”
我的这份报告，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终结了这场博弈。
当专案组的审讯人员，将这份“补充报告”和那份长长的“交代名单”，摆在丁宏、赵明亮等人面前时，他们最后一丝负隅顽抗的心理防线，也彻底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