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哈尔滨的春天来得迟，空气中依然带着料峭的寒意。表面上，周瑾瑜和顾婉茹的生活平静如水，甚至比以往更加“正常”和“融入”。
周瑾瑜在防疫总部的工作越发得到日本上司的赏识。他不仅业务能力扎实，而且“思想端正”，主动提交了几份关于改善实验室管理、提高防疫效率的报告，其中引用了不少日本和德国的先进经验，让小野寺博士颇为满意。他甚至开始有意识地、以请教和交流的名义，与总部里几位相对不那么激进、更专注于技术的日本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种关系不涉及政治，只谈专业，反而显得自然且牢固。
顾婉茹则把“周太太”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她加入了公寓里几位日本军官太太组织的“插花会”和“茶道学习班”，每周一次，学习那些繁琐的礼仪。她学得很认真，但总是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一种“努力模仿却难掩生疏”的笨拙，这反而让那些日本太太觉得她真诚可爱，少了些戒心。通过这个圈子，她有意无意地能听到一些军官家庭的琐碎闲谈，其中偶尔会夹杂着一些丈夫们带回来的、关于局势或内部人事的模糊信息。这些信息经过她和周瑾瑜的筛选分析，有时能拼凑出一些有用的背景情况。
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正常”生活之下，“成为一道墙”的具体构建，在悄无声息地展开。这不再是为了某个具体任务而进行的短期伪装或突击行动，而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性的自我塑造和环境经营。
一天晚上，周瑾瑜在书房里，面前摊开一张哈尔滨的简略地图，上面用极细的铅笔做着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标记。顾婉茹轻轻走进来，端着一杯热茶。
“又在研究你的‘城市规划’？”顾婉茹把茶放在他手边，低声问。她知道，周瑾瑜正在构思一个更长远的、非直接情报传递的隐蔽网络。
“嗯。”周瑾瑜揉了揉眉心，“钟先生说得对，我们不能只做情报的传递者，更要做战略的基石。基石的作用是什么？是支撑，是稳定，是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提供立足点和发力点。”
他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点：“你看，这里是防疫总部，我的主要活动范围。这里是咱们家。这里是中央大街、道里菜市场、秋林公司这些日常活动区域。还有这里，铁路医院，我偶尔会去交流。这些点，构成了我公开生活的网络。”
他的手指移动到另外几个用不同符号标记的点：“而这些，是潜在的‘接触点’。铁路医院那个叫沈云山的年轻外科医生，上次一起处理‘泄漏事故’时，我观察过他，技术好，有正义感，对日本人表面恭敬，但眼神里有藏不住的东西。道里菜市场那个总是偷偷给穷苦人抹零头的粮店伙计小陈，机灵，重义气。还有防疫总部运输科那个老李，本地人，三教九流认识不少，好酒，但嘴巴不算太松，关键是家里负担重，对现状不满……”
顾婉茹仔细看着：“你想发展他们？”
“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周瑾瑜摇头，“那太危险，一旦暴露就是灭顶之灾，也违背‘长期静默’的原则。我想的是……‘播种’。”
“播种？”
“对，就像农民把种子撒进土里，不急于立刻看到它发芽开花，而是提供适当的条件，让它自己慢慢生长。”周瑾瑜解释道，“我不告诉他们任何秘密，不要求他们做任何具体的事情。我只需要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对现状的思考，对未来的希望，对同胞的同情，或者仅仅是一种模糊的、觉得‘不该这样’的感觉。”
“具体怎么做？”顾婉茹问。
“比如沈云山，”周瑾瑜说，“下次再去铁路医院，我可以‘无意中’和他聊起，上次事故里那些中国劳工的惨状，感慨一下生命脆弱，再‘顺便’提到，我在德国医学杂志上看到过，欧洲有些进步医生，提倡医疗资源应该更公平地服务于所有人，而不分贫富贵贱。话就说到这里，绝不延伸。看他反应。”
“如果他感兴趣呢？”
“如果他追问，我就说只是学术观点，具体情况不了解。然后转移话题。”周瑾瑜道，“种子已经播下，他自己会去思考。如果他无动于衷，那就算了，说明时机不对或者土壤不合适。绝不强求，绝不重复。”
顾婉茹明白了：“润物细无声。通过日常接触中的只言片语、一些看似随意的感慨或‘客观’的信息，去触动他们内心可能本来就存在的东西。”
“没错。”周瑾瑜点头，“对于粮店伙计小陈，我可以让婉茹你，在买菜时，偶尔‘不经意’地多给他一点小费，或者说一句‘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对于运输科老李，我可以在他抱怨物价时，附和两句，或者在他家里有人生病时，以同事名义稍微接济一点，但绝不涉及任何敏感话题。我要建立的，是一种基于日常人情和模糊认同的、非常松散的、非政治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平时毫无用处，甚至算不上‘关系’。但在极端情况下，或许能提供一个临时落脚点、一条无关紧要但能验证真伪的消息、或者仅仅是一点善意的掩护。”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沉：“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我‘周瑾瑜’这个公开身份的加固。一个关心同事、富有同情心、偶尔有点书生意气感慨的技术官僚，比一个完美无缺、毫无破绽的‘合作者’，更真实，也更不容易引起深层怀疑。清水一郎那种人，反而会对毫无瑕疵的目标投入更多侦查资源。”
顾婉茹深深吸了口气：“我懂了。这不是短期任务，这是……用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来编织一张极其稀疏、但可能极其坚韧的隐形安全网。而我们自己，就是这张网的中心和基石。”
“对。”周瑾瑜看着地图，“我们可能永远用不上这张网，但它必须存在。这就是‘墙’的一部分——不仅自己要坚固，还要让墙根下的土壤，不那么容易被彻底翻动。”
他拿起笔，在地图上一个标记旁，写下一个极小的“沈”字，又在另一个标记旁写了个“陈”字。“播种需要耐心，也需要敏锐的判断。哪些土壤值得播种，什么时候播种，播什么种子，都需要仔细观察和把握。这比完成一个具体指令，难得多。”
顾婉茹握住他的手：“我们一起观察，一起判断。‘微光’也许看不清太远，但照亮近处的人和事，还是可以的。”
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周瑾瑜和顾婉茹的生活，除了表面的“正常”之外，又多了一层极其隐秘的“观察”与“播种”维度。
周瑾瑜再去铁路医院交流时，果然“偶遇”了沈云山。两人聊起最近的病例，周瑾瑜“随口”提到了那篇关于医疗公平的德国论文。沈云山正在清洗器械的手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周瑾瑜一眼，眼神有些复杂，但很快又低下头，淡淡地说：“理想很美好，可惜离我们太远了。”
周瑾瑜笑了笑，没再接话，转而讨论起一个具体的消毒技术问题。种子，已经播下了。他注意到，沈云山之后看他的眼神，少了些之前的纯粹客套，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
顾婉茹在买菜时，有一次故意多给了粮店伙计小陈几张零钱，叹气道：“这天越来越冷，菜价还涨，你们起早贪黑也不容易。”小陈愣了一下，连忙推辞，顾婉茹坚持给了，转身离开。后来再去，小陈对她明显热情了不少，有时还会低声提醒一句“今天的白菜是昨天剩的，不太新鲜，您挑那边的”。
至于运输科老李，周瑾瑜听说他儿子得了肺炎住院，医药费昂贵。他找了个机会，以部门同事互助的名义，塞给老李一个装着不多不少一笔钱的信封，只说“给孩子买点营养品，谁也不容易”。老李推辞不过，收下了，眼圈有点红，之后工作中对周瑾瑜交代的事情格外上心。
这些细微的变化，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没有誓言，没有承诺，甚至没有明确的倾向表达。有的只是一种在压抑时代下，微弱的人情温暖和模糊的善意共鸣。
周瑾瑜很清楚，这些“种子”可能永远也不会发芽，或者发芽后也可能长歪。但这正是“基石”思维的一部分——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只做长远和基础的铺垫。他的主要价值，仍然是其“周瑾瑜”身份所能接触到的核心圈层信息，以及其作为“星火”的长期潜伏定位。“播种”只是附加的、锦上添花的、同时也是加固伪装的行为。
然而，就在他们开始缓慢而谨慎地构建自己的“墙基”时，清水一郎那边，并没有闲着。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周瑾瑜被小野寺博士叫到办公室。小野寺博士笑容满面地告诉他一个“好消息”：鉴于他在之前“特种烟”泄漏事故处理中的“英勇表现”和“专业贡献”，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和哈尔滨特务机关联合提议，授予他“满洲国”三级景云勋章，以资表彰。授勋仪式将在几天后举行。
周瑾瑜心中一震，但脸上立刻露出受宠若惊、又有些不安的表情：“博士，这……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实在不敢当如此荣誉。”
小野寺博士拍拍他的肩膀：“周桑，不必谦虚。你的忠诚和专业，我们都看在眼里。这是你应得的。好好准备一下，到时候会有记者拍照，要表现得好一点。”
走出小野寺博士的办公室，周瑾瑜的心沉了下去。授勋？在这个敏感的时刻？这绝不是简单的奖励。这更像是清水一郎的一步棋——将他进一步推到聚光灯下，推到“合作者”典范的位置上。这既是加固他的伪装（看，皇军多么信任和奖赏他），也可能是一种更阴险的试探和逼迫。
接受了这枚勋章，他在普通中国市民眼中的“汉奸”色彩会更浓，未来如果身份暴露，将更无退路。而在组织内部，虽然高层知道真相，但基层同志呢？那些牺牲同志的亲友呢？他们会如何看待一个接受日军勋章的人？
这枚勋章，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既要烫牢他的伪装，也可能烫伤他自己和周围的人。
清水一郎，果然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是这种让人难以拒绝、又后患无穷的“阳谋”。
周瑾瑜知道，他不能拒绝，也没有理由拒绝。他必须高高兴兴、感恩戴德地接受这枚勋章，并在授勋仪式上，做出最符合“忠诚合作者”的表现。
这，或许就是“成为一道墙”所必须承受的代价之一——不仅要承受敌人的刀剑，还要承受来自敌人“奖赏”的屈辱和来自自己人可能误解的痛苦。
墙，必须沉默地屹立，无论面对的是狂风暴雨，还是涂抹在身上的污秽。
（第一百六十七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