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问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当下除了要在东北移民实边以外，对几个特殊省份的裁撤也提上了日程。
一些人口稀少，经济实力薄弱的省份，继续保留一整套的省级治理班底，无疑是对财政支出的极大负担。
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位于北方和西部的察哈尔、绥远、热河、西康四个省份，其存在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国家面临的现实困境所催生的特殊治理方案。
要理解它们，就需要明白清政府及民国政府面临的几个核心难题：
在长城沿线广袤的区域，地形复杂，人口稀少，中央政府难以直接、有效地驻扎大量军队。
这导致北方防线存在巨大的脆弱地带，极易被外部势力渗透或攻击。
设立察哈尔与热河省，本质上就是将这些“软腹地”转变为“硬前线”。
通过建立省级行政和军事指挥机构，能够系统性地在此驻军、修建工事、征调物资，将模糊的边疆地带固化成一条有组织的国防线，有效应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
这是一种时代的无奈，国力羸弱，边疆国界形同虚设，只能依托长城防线守卫内地。
而绥远的情况与之类似，却又不完全相同。
在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直接推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模式，成本极高且容易引发冲突。
绥远省的设立，就是一个精巧的折中方案。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蒙古族自治区，而是一个汉、蒙等多民族共存的省级行政区。
它的作用是建立一个联络站和缓冲区。
一方面，可以在此安置来自内地的行政人员和移民，发展农业和商业；
另一方面，以此为基地，与蒙古各盟旗的王公贵族进行联络、协调，用相对温和的方式贯彻中央的意图，避免激烈的直接对抗。
先锋军强大的武装和后勤力量，使得复杂的边疆国防问题变得简单化，连民族矛盾都似乎减轻了很多。
秉承着精兵简政的原则，热河、察哈尔、绥远的裁撤便提上了日程。
而暂时得以保留的是西康省，只要西藏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西康省的战略价值就极其重要。
在内地与西藏之间，横亘着地球上最复杂、最险峻的横断山脉。
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时代，维持内地与西藏的联系，保障人员、物资和政令的畅通，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西康省的设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通道”问题。
它的核心职能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确保川藏走廊的畅通与安全。
通过在西康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可以剿匪安民，设立驿站，维护茶马古道，保证中央政府的人员、军队和物资能够安全地进入西藏，从而维系对西藏的主权管辖。
可以说，西康是中央力量进入西藏的“桥头堡”和“输血管”。
这四个省份的设立，是当时国力有限条件下，为了应对特定挑战而采取的专项解决方案。
察哈尔、热河是 军事专项省 ，专司北部边防。
绥远是民族事务专项省，专司蒙汉交融与边疆稳定。
西康是战略通道专项省，专司维系内地与西藏的联系。
它们的存在，弥补了当时中央政府因力量不足而无法对边疆进行直接管理的缺陷，用一种相对低成本的方式，在关键区域维持了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基本盘。
但如今政治军事价值要为经济建设让路，这四个省份多是经济落后、内部联系松散的“贫困区”，将其拆分并入周边更发达的经济区，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
这项工作，其中利益牵扯极深，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迅速达成。
几个省份之间的互相扯皮，谁都不肯相让，尤其是辽宁和河北，这两个省的代表，正在就某一个县城，甚至是某一个乡镇进行逐地的谈判。
随着城市双话事人的确立，山东省被确立为备战省，作为省会的济南地位呈直线攀升，隐隐有军事中心的架势。
自然而然的，原有的城区规模已经难以匹配他的地位。
无论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还是安置大量的军政人员和军政机构，扩建新城都是势在必行。
而在工业化浪潮不可避免地席卷全国之际，如何处理历史悠久的核心城区与新兴工业、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成为了一个紧迫的课题。
许多旧有城市的规模与格局，已难以承载一个现代化国家区域中心的功能与气象。
对此，周辰及其主导的规划部门确立了一条明确的原则：保护与开发分离，新旧城区并存。
他力主对西安、洛阳、南京等历史底蕴深厚的古城，其核心区域内的城墙、宫殿、庙宇、传统民居街巷等历史建筑，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与修缮，不得进行破坏性拆建。
工业化与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应主要向城外寻找空间。
在这一思路下，“新城”或“新区”的概念被广泛推行。
规划师们在古城墙之外，择址建设新的行政中心、商业区、居民区和工业园区。
通过新建的道路、桥梁与轨道交通，将新旧城区有机连接起来。
古老的城墙之内，尽可能维持其历史肌理与文化氛围，发展成为文化教育、旅游博览与特色商业的核心区；
而充满现代气息的宽阔马路、楼房厂房、交通枢纽与新兴社区，则在城墙之外蓬勃生长，承担起经济发展与人口吸纳的主要功能。
这一策略，不仅维系了民族历史的物质记忆，也使城市规划摆脱了在旧框框里打转的困境，为未来的发展预留了广阔空间。
让古老的城墙眺望新兴的厂区，让巍峨的宫殿与远处的烟塔共存，这正是他所期望的，一个兼具历史尊严与未来生机的国家应有的面貌。
当然，由此导致的财政支出大幅度飙升，光靠财政部是顶不住的，这一笔消费又要由先锋银行来买单。
但其实，本质上是全民买单。
而周辰就是先锋银行和整个国家经济秩序的金融压舱石，他只需要略略出手，就能确保物价不崩。
济南，原省政府接待厅。
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约翰逊在济南已滞留了整整八天。
他不止一次的跟身边人吐槽，那位周司令似乎比这座城市的所有工程加起来还要繁忙。
在反复的外交照会与焦灼的等待后，他终于得到了那个期待已久的通知。
当他在侍从引领下走进那间临时充作会客室的简朴厅堂时，周辰正背对着门，望着墙上悬挂的一幅济南城区规划图。
听到脚步声，他转过身，脸上带着一丝略显疲惫的歉意笑容。
“约翰逊大使，久等了。”周辰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请坐，国家初定，千头万绪，怠慢之处，还请见谅。”
“能见到司令阁下，等待就是值得的。”约翰逊笑着坐下，他听闻这位周司令军旅出身，不太喜欢繁琐的外交辞令，再加上被晾了这么多天，心里也有点小怨气。
于是，他决定单刀直入，掌握主动权，“济南恢复得很快，令人印象深刻。这让我对远东未来的稳定，多了不少信心。
华盛顿方面非常关心，在新的格局下，司令阁下对于维护太平洋地区，特别是日本方向的长期和平与力量平衡，有何具体设想？”
周辰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示意秘书上茶。
待清茗的香气弥漫开来，他才缓缓开口：“和平，源于对规则的共同尊重，而非力量的刻意‘平衡’。
中国的规则很简单：尊重中国的主权与核心利益，清算历史的罪责。在此前提下，我们乐于见到一个不被军事集团裹挟、能够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远东。
不知华盛顿所关心的‘平衡’，具体是指与谁平衡？又是基于何种过去或未来的‘威胁’判断？”
约翰逊眼神微凝，意识到对方不仅没接招，反而在探美国的底。
他调整了一下坐姿，笑容不变：“司令阁下说笑了。威胁谈不上，更多的是对秩序的责任。譬如日本，其国力已经遭到重创，不再具备发起战争的实力，但如何防止其社会崩溃引发新的动荡，甚至成为某种……极端思想的温床，需要负责任的安排。”
“那大使先生认为，怎样的安排才算‘负责任’？是由万里之外的国家来定义，还是由区域内饱受其害的国家共同决定？
中国对于日本的要求是明确且非谈判的：彻底清算、履行赔偿。至于其内部治理，只要不再军国化，不再威胁邻国，我们并无兴趣干涉其内政，也无意在日本列岛驻留一兵一卒。
当然，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是否有其他力量试图在那里建立排他性的‘责任区’，从而事实上复活或扶植起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的力量。”
这番话说得清晰而强硬，既划出了红线，又给出了让美国稍感安心的保证，最后还埋下了一个警告。约翰逊得到了部分想要的答案，但也感受到了压力。
“司令阁下的原则清晰，令人尊重。”约翰逊端起茶杯，借此斟酌词句，“关于赔偿和义务的履行，相信会在贵国主导的框架下得到落实。
那么，在经济层面，一个能够进行稳定生产的日本，或许更有利于其履行这些长期义务。毕竟，一个完全破产的国家是无法支付赔款的。”
周辰不置可否：“经济治理是日本政府自己的事。只要其资源和经济活动优先用于履行对受害国的赔偿，外部与其正常的经贸往来，我们不会反对。但‘正常’二字，定义权不该由单一国家垄断。”
会谈气氛看似平和，实则机锋暗藏。
约翰逊觉得火候已到，抛出了准备已久的议题：
“说到经济，有一件事或许应与司令阁下通气。我们观察到日本民间当前困苦异常，人道状况堪忧。
基于基本人道主义，帮助其维持基本社会经济运行，以便其能持续履行国际义务的考虑，我国政府正在评估一项对日的低息贷款计划。
当然，所有条款都会透明，并确保其不会影响对贵国等受害国的优先赔偿顺序。不知阁下对此有何见解？”
美国想用经济捆绑日本，这一点并没有出乎参谋部的预料。
一战之前，作为高利贷帝国的法，国就用这一招将沙俄变成了他的打手。
当然，副作用也很明显，苏联成立之后，直接就赖账了。
法国人赔得血本无归，但往好处想，正是有了这么个血厚的打手，他们才能打赢一战。
现在美国想要故伎重施，这并不奇怪！
周辰脸上没有任何波澜，他慢慢放下茶杯，看向约翰逊：
“人道主义，是高尚的理由。日本民众的苦难，根源在于其昔日领导人的疯狂，这一点历史不会忘记。”
“至于贷款……这是贵国与日本政府之间的金融安排。我们关注的是其实际效果：是真正缓解了民众疾苦，还是主要滋养了某些特定阶层。
只要其资金流向和附加条款公开透明，且确保丝毫不会损害日本对华承担的赔偿责任，那么，这自然是两国间的商事。”
他既没有表示支持，也并未明确反对，语言的艺术就在于此，只是表达一个态度，但不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永远都要为以后留足余地。
约翰逊听懂了。这是有条件的默许，更是严厉的警示。
他得到了一个可以进行操作的模糊空间，但也清楚地看到了空间的边界和边界上闪烁的红灯。
他明白，在远东这片新的棋局上，与这位对手打交道，任何一步都需格外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