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深秋，轧钢厂的生产调度会上弥漫着罕见的焦灼。长条会议桌的尽头，张厂长手里捏着一份退货单，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上海机床厂来电，说咱们这批冷轧钢板精度不合格，要退回来返工。”他的声音沙哑，带着疲惫，“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了——以前统购统销，再差的货都有人收，现在人家有选择了，就不认咱们这‘大锅饭’的质量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烟雾缭绕中，各车间主任的脸色都不好看。技术科主任林建军坐在靠窗的位置，指尖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冷轧板厚度误差超标0.03mm，表面光洁度未达Ra1.6标准，客户拒收理由充分。”他抬头时，正好对上老书记的目光——那眼神里有抱怨，有无奈，仿佛在说“早知道不该搞什么市场”。
“我看啊，还是得请上级部门协调。”老书记磕了磕烟灰，语气带着惯有的固执，“咱们是国营大厂，为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难道还能让个机床厂卡脖子？”
“书记，这不是协调的事。”林建军放下笔，声音平静却有力，“人家给的图纸清清楚楚，要求也合理，是咱们的生产精度跟不上。上个月我去上海考察，他们已经用上了数控轧机，咱们还在用老掉牙的人工调机，误差能不差吗？”
“那你说咋办？”老书记的火气上来了，“进口数控机要花几百万，厂里哪来的钱？难不成让工人勒紧裤腰带？”
这话戳中了要害。厂里的资金确实紧张，前两年搞技术改造已经花了不少，现在又要应对退货损失，账上的钱连发工资都得精打细算。几个老主任纷纷点头：“是啊，林主任，不是不想改，是没钱改。”
林建军翻开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剪报——《人民日报》关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的报道，边角被他画了无数圈。“我有个想法。”他站起身，将笔记本推到桌中央，“搞‘技术入股+承包经营’：把技术科和三车间合并，成立‘精密轧制攻关组’，我带头承包，厂里只给基础经费，剩下的从节省的成本和超额利润里提——只要能达到上海厂的精度标准，每吨钢提5块钱，作为奖金和再投入资金。”
“胡闹！”老书记猛地拍桌子，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工厂是国家的，哪能搞承包？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吗？”
“这不是资本主义，是责任制。”林建军寸步不让，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托人从四川带回的试点经验，他们的兵工厂就是这么搞的，半年就把废品率降了40%。咱们不搞私有制，只是把责任落实到人头——谁干得多、干得好，谁就多得，有啥不对？”
张厂长捏着那份退货单，眉头拧成个疙瘩。他知道林建军不是冒进的人，这几年厂里的技术突破，全靠他稳扎稳打。可“承包”这两个字，在当时确实敏感，弄不好就要担政治风险。“小林，这事儿……能成吗？”
“能成。”林建军的目光扫过全场，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三车间的郑师傅是老轧钢工，经验足；小马他们年轻，会算数控参数；我负责工艺设计，咱们仨搭班子，保证三个月内出成果。要是达不到标准，我这个主任不当了，工资全扣！”
郑师傅在后排猛地站起来：“我信林主任！三车间跟着干！这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他想起上个月因为钢板精度不够，眼睁睁看着军工订单被别的厂抢走，心疼得直抽抽。
小马也跟着表态：“我们青年技术员没问题，大不了住在厂里，24小时盯着轧机！”
会议室里顿时分成两派：老书记和几个保守的主任坚决反对，认为“祖宗规矩不能破”；郑师傅等老工人和年轻技术员则全力支持，觉得“再不变革就真没活路了”。张厂长沉默了半晌，突然抓起笔，在林建军的方案上签下名字：“就按小林说的办！出了问题，我这个厂长扛着！”
消息传到车间，像炸了锅。有人说林建军“想当官想疯了”，有人偷偷等着看笑话，可更多的人摩拳擦掌——毕竟，谁不想多挣点奖金，让日子过得宽裕些？
林建军立刻带着攻关组扎进了车间。他把系统奖励的“国外设备优缺点分析报告”里的参数，转化成适合老轧机的改造方案：给轧辊加装简易数控微调装置，用国产伺服电机代替进口件，成本砍掉一半；制定“三级质检制”，操作工自检、班组长复检、质检员终检，每道工序都签字留痕，出了问题一查到底。
【叮！】
系统的提示音在意识里响起，带着齿轮咬合般的精密感：【检测到“承包制实践启动”，符合“企业转型”主线。】
【奖励“成本核算优化模型”：可精准计算各环节物料消耗、人工成本，找出隐性浪费点，提升资金使用效率20%。】
林建军用这个模型一算，发现三车间每月浪费的轧辊冷却水就够买两台新电机，立刻制定了“循环用水”方案；又发现夜班的电力消耗比白班高30%，原来是老工人凭经验调机，反复试轧造成的，于是改成“白班精准调试参数，夜班严格按参数生产”，电费立刻降了下来。
第一个月，精密轧制攻关组的废品率就降了15%。当第一批符合上海机床厂标准的冷轧板装车发运时，郑师傅抱着林建军，哭得像个孩子：“三十年了，咱们厂的钢板，终于能挺直腰杆了！”
可麻烦也随之而来。老书记在党委会上批评林建军“搞特殊化”，说攻关组的奖金比别的车间高，“破坏团结”；财务科也卡着经费不批，说“承包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做账”。
林建军没跟他们吵，只是把上海厂的感谢信和银行到账的汇款单贴在厂区公告栏上，下面写着：“本月奖金680元，其中300元买轧辊润滑剂，200元给夜班工人加餐，剩下的180元按贡献分发——明细附后。”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连买了多少斤白菜都写得明明白白。
工人看了，心里透亮：原来奖金没进私人腰包，全用在生产上了。那些说闲话的人，慢慢闭了嘴。
苏岚知道了，心疼他天天熬夜，变着花样给他做夜宵，却从不说“别干了”。“我知道你想做啥。”她把保温桶塞进他手里，“就像当年你偷偷教工人看图纸一样，现在是想让厂子活起来。妈支持你。”
第二个月，攻关组的产量再创新高，不仅拿下了上海厂的长期订单，连一直合作的军工单位都主动加订了一批高精度钢板。张厂长在全厂大会上，把林建军的方案正式定名为“林氏承包法”，号召其他车间学习。老书记坐在台下，脸色复杂，却没再反对——毕竟，厂里的账上终于有了盈余，连给工人发的福利都比去年多了。
林建军站在轧机旁，看着通红的钢坯被轧成平整的钢板，表面光洁得能照出人影。他知道，这条路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更多的坎要过。但他不怕，就像当年在车间当钳工那样，只要手里有技术，心里有底气，再难的坎，也能迈过去。
夕阳透过车间的高窗，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的广播里，正播放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新闻，声音不大，却像一股暖流，淌过每个工人的心里。林建军知道，轧钢厂的转型，就像这滚动的轧机，或许会有颠簸，或许会遇阻碍，但终究会朝着更宽、更平的方向，缓缓前行。而他要做的，就是握紧手中的“技术”方向盘，稳稳地把好这时代的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