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伐辽东这事儿上，高颎坚决劝阻皇帝，皇帝没听他的。等军队出征无功而返，独孤皇后就跟皇帝说：“高颎一开始就不想去，陛下非要派他去，我就知道他肯定干不成！”另外，皇帝因为汉王杨谅年纪小，就把军事大权都交给高颎。高颎觉得自己肩负重任，一心为公，也没多想。杨谅提的很多意见，高颎都没采纳，杨谅因此特别记恨他。回来后，杨谅哭着对独孤皇后说：“孩儿差点被高颎害死。”皇帝听说了，心里更加不痛快。
等到高颎出击突厥，从白道出发，打算深入沙漠，他派人回来请求增兵。皇帝身边的近臣趁机说高颎想造反。皇帝还没回应呢，高颎就已经打败突厥回来了。后来王世积被杀，在调查的时候，提到一些宫里的事儿，说是从高颎那儿传出来的，皇帝听了大吃一惊。有关部门又上奏说：“高颎和左右卫大将军元旻、元胄，都和王世积有来往，还接受了他送的名马。”元旻、元胄因此被免官。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弼、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人都为高颎辩解，说他没罪，皇帝却更生气了，把这些人都交给执法官吏处置。从这以后，朝廷大臣没人敢为高颎说话了。秋天八月癸卯日，高颎被免去上柱国、左仆射的官职，只保留齐公的爵位，让他回家。
没过多久，皇帝到秦王杨俊的府邸，召高颎来陪宴。高颎忍不住唉声叹气，悲伤得不能自已，独孤皇后也对着他哭。皇帝对高颎说：“我没对不起你，是你自己对不起自己。”接着又对身边的大臣说：“我对高颎比对儿子还好，虽然有时候看不到他，但总感觉他就在眼前。自从他被免职，我一下子就把他忘了，就好像本来就没有高颎这个人。做臣子的不能要挟君主，还自认为天下第一。”
不久之后，高颎的封国国令告发高颎的一些隐秘事儿，说高颎的儿子高表仁对高颎说：“司马仲达（司马懿）当初借口生病不上朝，后来就得了天下。您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说不定也是福气呢！”皇帝听了大发雷霆，把高颎囚禁在内史省审讯。司法部门又上奏说，有个叫真觉的和尚曾经对高颎说：“明年国家有大丧事。”尼姑令晖也说：“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灾祸，十九年恐怕过不去。”皇帝听了更加生气，看着大臣们说：“帝王之位难道是能强求来的吗？孔子那么有才华，都得不到天下。高颎竟然和儿子说这种话，把自己比作晋帝，这是什么居心！”有关部门请求把高颎斩首。皇帝说：“去年杀了虞庆则，今年又杀王世积，如果再杀高颎，天下人会怎么看我！”于是把高颎开除官籍，贬为平民。
高颎刚当上仆射的时候，他母亲就告诫他说：“你富贵已经到顶了，往后就只剩砍头这一条路了，你可得小心啊！”高颎从此常常担心会有灾祸降临。到了被罢官这时候，他倒是一脸坦然，没什么怨恨的神色。之前国子祭酒元善对皇帝说：“杨素这个人粗心大意，苏威胆小懦弱，元胄、元颎就像鸭子一样没什么本事。能够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的，只有高颎。”皇帝一开始还认同这话。等高颎获罪，皇帝狠狠责备了元善，元善又担忧又害怕，最后去世了。
九月，任命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牛弘选拔人才，把品德放在首位，然后才看文才，而且做事特别谨慎。虽然选拔速度慢，但他推荐任用的人，大多都很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善于识别人才，反应敏捷，清廉谨慎无人能比，不过他为人豪爽洒脱，看上去有点轻浮，当时的宰相大多因此怀疑他的能力。只有牛弘深知他的才能，全心全意信任他，委以重任。隋朝选拔人才，在牛弘这儿算是做得最好的，当时的人都很佩服牛弘的见识和度量。
冬天十月甲午日，封突厥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这在汉语里是“意智健”的意思。突厥有一万多男女归附启民可汗，皇帝命令长孙晟率领五万人在朔州修筑大利城，让他们居住。这时安义公主已经去世，皇帝又让长孙晟持符节护送宗室之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
长孙晟上奏说：“启民可汗的部落，归附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在长城以内，但还是会被雍虞闾（都蓝可汗）的人抢掠，没办法安稳生活。请把他们迁到五原，以黄河为屏障，在夏州和胜州之间，东西到黄河，南北四百里的地方，挖一条横沟，让他们住在里面，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放牧了。”皇帝同意了。
皇帝又命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两万，为启民可汗防御达头可汗，代州总管韩洪等人率领一万步兵和骑兵镇守恒安。达头可汗率领十万骑兵来侵犯，韩洪的军队被打得大败，赵仲卿从乐宁镇半路截击，斩杀和俘虏敌军一千多人。
皇帝派越公杨素从灵州出兵，行军总管韩僧寿从庆州出兵，太平公史万岁从燕州出兵，大将军武威人姚辩从河州出兵，去攻打都蓝可汗。军队还没出边塞，十二月乙未日，都蓝可汗就被部下杀了，达头可汗自立为步迦可汗，突厥国内大乱。长孙晟对皇帝说：“现在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边境了，多次作战都立了功，敌人内部也离心离德，他们的首领被杀，趁这个机会招抚，敌人可能都会投降。请让启民可汗的部下分路去招降安抚。”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果然投降的人很多。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隋初政治生态的复杂肌理——既有权力博弈的冷酷，也有制度运行的微光，更藏着王朝兴衰的密码。
高颎之死：功臣困局与皇权逻辑的必然悲剧
高颎的命运是这段文字最刺眼的注脚。作为隋朝开国元勋，他曾是隋文帝最倚重的社稷之臣，却最终落得除名为民的结局。其悲剧的根源，藏在三重矛盾里：
一是功高震主与皇权独占性的冲突。高颎任寄隆重，每怀至公，却忘了帝王对绝对忠诚的偏执——哪怕他毫无私心，自比晋帝的流言（哪怕是儿子所言）也足以触碰隋文帝的底线。帝王需要能臣，但绝不能容忍可能威胁自己的能臣，这是专制皇权的铁律。
二是后宫、皇子干政对政治理性的侵蚀。独孤后因伐辽之争记恨高颎，汉王谅因军事主张被拒而构陷，两人的枕边风与泣诉，成了压垮高颎的关键稻草。这暴露了古代家天下的致命缺陷：朝堂决策往往被亲情、私怨裹挟，而非基于是非曲直。
三是辩护反遭罪的荒诞逻辑。贺若弼等大臣为高颎辩白，反而被隋文帝追责，自是朝臣无敢言者。这本质是专制者对的恐惧——任何为说话的行为，都可能被解读为，最终导致言路闭塞，只剩皇帝的独断。
高颎母亲那句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道尽了古代功臣的生存悖论：权力顶峰的荣耀与危险从来共生，而皇权的，永远是悬在功臣头顶的利剑。
隋文帝：明君与暴君的模糊边界
隋文帝在这段史料中展现出惊人的双面性。他曾信任高颎胜于儿子，却能在猜忌滋生后坦言如本无高颎；他一边用牛弘、高孝基整顿吏治，展现选贤任能的理性，一边又因流言轻易摧毁功臣，暴露专制帝王的暴戾。
这种矛盾的核心，是皇权不受约束的本质。当他觉得高颎身要君，自云第一时，愤怒的不是高颎的过错，而是臣子敢挑战帝王权威的姿态；当他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颎，天下其谓我何时，犹豫的也不是法理正义，而是天下观感的算计。在皇权至上的逻辑里，不重要，帝王的感受与权威才是核心。
这种特质也体现在他对突厥的政策上：既用长孙晟的谋略分化突厥（扶持启民可汗、筑城设防），也用杨素等重兵威慑，展现出胡萝卜加大棒的务实；但韩洪兵败、赵仲卿邀击的细节，又暴露了边疆治理中武力依赖的风险。
制度微光与历史镜鉴
史料中并非全是灰暗。牛弘主持吏部时先德行而后文才，力排众议信任高孝基，使得隋之选举得人，于斯为最，这揭示了制度理性的价值——当选拔标准超越私见、回归公义时，就能迸发治理效能。
而对突厥的策略，更藏着古代边疆治理的智慧：长孙晟建议徙五原，以河为固，掘堑畜牧，既给归附部落安身之所，又用地理屏障保障安全；趁都蓝可汗被杀、突厥内乱时分道招慰，则体现了军事威慑+政治招抚的平衡。这种恩威并施、因势而为的思路，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说到底，这段史料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展现了的脆弱性：一个王朝的兴衰，往往系于帝王的一念之差、权臣的命运起伏；而那些短暂闪光的制度理性（如牛弘选官）、治理智慧（如对突厥政策），若缺乏制度性保障，终究难以抵挡权力的任性。这或许正是历史留给现代社会的镜鉴——好的治理，从来需要超越个人意志的规则与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