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己未年）
春天正月癸酉日，大赦天下。二月甲寅日，皇帝前往仁寿宫。
突厥的突利可汗通过长孙晟向朝廷报告，说都蓝可汗在打造进攻武器，打算攻打大同城。皇帝下诏任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尚书左仆射高颎从朔州道出兵，右仆射杨素从灵州道出兵，上柱国燕荣从幽州道出兵，一起去攻打都蓝可汗，各路军队都受汉王指挥；不过汉王实际上并没有亲临战场。
都蓝可汗得知消息后，就和达头可汗结盟，合兵突袭突利可汗，双方在长城下展开大战，突利可汗被打得大败。都蓝可汗把突利可汗的兄弟子侄都杀光了，然后渡过黄河进入蔚州。突利可汗的部落四处逃散，夜里，他和长孙晟带着五个骑兵往南跑，天亮的时候，跑了一百多里，才又收拢了几百个骑兵。突利可汗和部下商量说：“现在打了败仗去隋朝朝廷，就是个投降的人，隋朝天子怎么会以礼相待呢！玷厥（达头可汗）虽然来攻打我，但我们本来也没什么深仇大恨，要是去投奔他，他肯定会收留救济我们。”长孙晟知道了突利可汗的想法，悄悄派人到伏远镇，让他们赶紧点燃烽火。突利可汗看到四个烽火台都燃起了烽火，就问长孙晟怎么回事，长孙晟骗他说：“这城地势高，视野远，一定是远远看到敌人来了。我们隋朝的规矩，要是敌人少，就点两个烽火；敌人多，就点三个烽火；敌人逼近了，就点四个烽火。这说明他们看到敌人又多又近了。”突利可汗吓坏了，对手下说：“追兵已经逼过来了，我们先去城里躲避。”进了伏远镇后，长孙晟留下突利可汗的高官执室带领部众，自己带着突利可汗快马加鞭赶往朝廷。夏天四月丁酉日，突利可汗到达长安。皇帝特别高兴，封长孙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让他持符节护卫突厥。
皇帝让突利可汗和都蓝可汗的使者因头特勒当面对质辩论，突利可汗言辞有理，皇帝就厚待突利可汗。都蓝可汗的弟弟都速六抛弃妻子儿女，和突利可汗一起归附隋朝，皇帝很赞赏，让突利可汗多送珍宝给都速六，好安抚他。
高颎派上柱国赵仲卿率领三千士兵作为前锋，到了族蠡山，和突厥军队相遇，双方交战七天，赵仲卿把突厥打得大败；接着追击到乞伏泊，又打败突厥，俘虏一千多人，缴获各种牲畜上万头。突厥又大规模杀回来，赵仲卿摆下方阵，四面抵抗，一共坚持了五天。正好高颎带领大军赶到，双方合力夹击，突厥战败逃走，高颎他们追击越过白道，翻过秦山七百多里才回来。杨素的军队和达头可汗相遇。之前各位将领和突厥打仗，担心突厥骑兵突然冲锋，都把兵车、步兵、骑兵混合编排，设置鹿角组成方阵，骑兵在方阵里面。杨素说：“这只是自保的办法，不足以取胜。”于是摒弃旧法，让各军都排成骑兵阵。达头可汗听说后，高兴地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机会！”他下马仰天拜谢，然后率领十多万骑兵直扑过来。上仪同三司周罗睺说：“敌人阵势还没摆好，我们可以进攻。”于是先率领精锐骑兵迎战，杨素带着大军随后跟上，突厥被打得大败，达头可汗受了重伤逃走，被杀死和受伤的突厥人数不胜数，剩下的突厥人哭号着撤离。
六月丁酉日，任命豫章王杨暕为内史令。
宜阳公王世积担任凉州总管，他的亲信安定人皇甫孝谐犯了罪，官府派人抓捕他，他逃到王世积那里，王世积没收留他。皇甫孝谐被发配到桂州防守，于是他向朝廷告发王世积谋反，说：“王世积曾经让道士给他看相，问自己能不能富贵，道士回答说：‘您会成为一国之主，还会去凉州。’王世积的亲信对他说：‘河西是天下精兵聚集的地方，可以图谋大事。’王世积说：‘凉州地广人稀，不是适合用兵打仗成就大业的地方。’”王世积因此获罪被杀，朝廷封皇甫孝谐为上大将军。
独孤皇后生性善妒，后宫的妃子都不敢亲近皇帝。尉迟迥的孙女长得很漂亮，之前被没收到宫中。皇帝在仁寿宫见到后很喜欢，就宠幸了她。独孤皇后趁皇帝上朝的时候，暗中把这个女子杀了。皇帝知道后大发雷霆，独自骑着马从皇宫园林中冲出去，也不走大路，一口气跑进山谷二十多里。高颎、杨素等人追上来，拉住马苦苦劝谏。皇帝长叹一声说：“我贵为天子，却连这点自由都没有！”高颎说：“陛下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就看轻天下呢！”皇帝听了之后，气稍微消了点，在那停了很久，半夜才回宫。独孤皇后在宫殿内等候皇帝，等皇帝回来，她流着泪磕头谢罪，高颎、杨素等人从中调解，大家这才摆酒欢饮。之前独孤皇后因为高颎是父亲的家客，对他很亲近敬重，到了这次，听到高颎说自己是“一个女人”，就记恨上他了。
当时太子杨勇渐渐失去皇帝的宠爱，皇帝暗中有了废立太子的想法，有一次皇帝不紧不慢地对高颎说：“有神灵告诉晋王妃，说晋王一定会得天下，这该怎么办呢？”高颎赶紧直身跪地说：“长幼有顺序，太子怎么能废呢！”皇帝听了默默不语，这事就暂时放下了。独孤皇后知道高颎不会改变立场，就暗中想除掉他。
正好赶上皇帝要挑选东宫的卫士到皇宫来，高颎上奏说：“要是把强壮的都挑走，恐怕东宫的宿卫力量就太弱了。”皇帝变了脸色说：“我有时候要出入，宿卫必须要勇敢坚毅的人。太子在东宫培养品德，身边哪需要那么多壮士！这规矩很不好。照我的意思，每次换岗的时候，分出一部分人去东宫，上下队伍也不用区分得太清楚，这不是挺好的事嘛！我对前代的事看得很清楚，你不用沿袭老一套做法。”高颎的儿子高表仁娶了太子的女儿，所以皇帝才会说这些话来防备高颎。
高颎的夫人去世后，独孤皇后对皇帝说：“高仆射年纪大了，夫人又去世了，陛下怎么不给他再娶一个呢！”皇帝就把独孤皇后的话告诉了高颎。高颎流着泪推辞说：“臣现在已经老了，退朝之后，就只在家斋戒读佛经而已。虽然陛下对臣关爱深厚，但说到再娶妻子，这不是臣的心愿。”皇帝就不再提这事了。后来高颎的爱妾生了个儿子，皇帝听说后很高兴，独孤皇后却很不高兴。皇帝问她原因，独孤皇后说：“陛下还能再相信高颎吗？当初陛下要给他娶亲，高颎心里想着他的爱妾，当面欺骗陛下。现在他的欺诈已经暴露出来了，怎么还能相信他呢！”皇帝从此就开始疏远高颎。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勾勒出隋文帝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的政治生态与权力博弈，字里行间藏着隋朝由盛转衰的伏笔。从现代视角看，其中的军事智慧、人性博弈与制度困境，至今仍有可琢磨之处。
先说军事层面的突破。面对突厥骑兵的威胁，杨素放弃了“戎车步骑相参、设鹿角为方陈”的传统防御战术，改用纯粹的骑兵阵，这在当时是冒险的创新。传统战术虽能自保，却被动挨打；而骑兵阵的机动性恰好克制突厥的奔袭优势，最终大破达头可汗。这像极了现代竞争中的“破局思维”——面对强大对手，固守经验只会陷入被动，打破惯性才能找到胜算。高颎部将赵仲卿“四面拒战五日”的韧性，与杨素的战术革新形成互补，可见一支能打的队伍，既需硬拼的勇气，也需变通的智慧。
宫廷斗争则暴露了权力场的“暗逻辑”。独孤皇后的角色尤为关键：她不仅因隋文帝临幸尉迟氏而“阴杀之”，展现出对皇权的强势干预；更将私人恩怨转化为政治算计——因高颎一句“一妇人”记恨，又借高颎“爱妾生男”构陷其“欺君”，最终离间了隋文帝与这位开国功臣的关系。这揭示了古代皇权体制的致命漏洞：当后妃能绕过制度直接影响决策，私人情绪就可能变成政治风暴的导火索。
高颎的失势更具悲剧性。他是隋朝的“定海神针”，既能率军破突厥，又敢直谏“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却因坚持“长幼有序”反对废太子、与太子有姻亲关系，成了独孤后与隋文帝的“眼中钉”。从“甚见亲礼”到被猜忌“面欺陛下”，高颎的遭遇印证了“伴君如伴虎”的铁律：在皇权面前，功劳与忠诚有时抵不过一句谗言，甚至连“拒绝纳妾”都会被曲解为“欺君”。这种“以动机论罪”的逻辑，让重臣时刻处于危险边缘。
储位之争的暗流更值得玩味。隋文帝试探高颎“晋王妃有天下之兆”，本质是想为废太子找支撑；高颎以“长幼有序”拒答，既是坚守礼法，也是对传统继承制的维护。但在皇权体制下，“礼法”终究敌不过“上意”。独孤后与隋文帝联手打压支持太子的势力，甚至借“选东宫卫士”敲打高颎，暴露了“嫡长子继承制”的脆弱——当最高权力者想打破规则，制度约束往往形同虚设。这为后来杨广（隋炀帝）继位埋下伏笔，也预示着隋朝的动荡。
王世积案则撕开了古代政治的“阴暗面”。皇甫孝谐因私怨诬告，仅凭一句“相面言国主”就定死罪，而诬告者竟被“拜上大将军”。这种“告密有功”的导向，本质是皇权对“控制欲”的放纵——用高压与猜忌维持统治，最终只会让人人自危，离心离德。
整体来看，这一年的事件像一面镜子：军事上的成功掩盖不了政治上的裂痕，隋文帝的“天子不得自由”与高颎的“忠而被疑”，暴露了皇权体制的悖论——既需要能臣支撑，又容不下能臣“功高震主”；既依赖制度稳定，又常因私人意志打破制度。而独孤后的“妨忌”与隋文帝的“多疑”，不过是加速了矛盾的爆发。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权力若缺乏制衡，再精明的帝王、再能干的大臣，也难挡人性的弱点对制度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