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戌日，皇上下诏说：“如今天下统一，万物都能顺应本性发展。太平时代的法规，这才可以推行。咱们所有的臣民，都要修身养德，每家每户自我提升，每个人都要克制私欲，心存善念。军队可以树立威严，但不能不加以收敛；刑罚可以辅助教化，但不能一味地使用。除了宫廷禁卫和镇守四方的军队，其他军事装备都应该停止使用。世道已经太平，各方都没有战事，尚武之人都可以去学习经典。民间的兵器铠甲，都要销毁。把这个旨意通告天下，让大家都明白。”
贺若弼把自己谋划的策略整理成册呈给皇上，叫做《御授平陈七策》。皇上没看，说：“你是想宣扬我的名声，可我不在乎名声；你还是把它写进你家的族谱里吧。”贺若弼地位高、威望重，他的兄弟都被封为郡公，有的做刺史，有的当将军，家里的奇珍异宝多得数不清，婢妾中穿着绫罗绸缎的就有几百人，当时的人都觉得他家很风光。后来突厥派使者来朝见，皇上问使者：“你们听说过江南有个陈国天子吗？”使者回答：“听说过。”皇上让身边的人带着突厥使者到韩擒虎面前，说：“这就是抓住陈国天子的人。”韩擒虎脸色一厉，盯着使者，突厥使者吓得惊慌失措，都不敢抬头看。
左卫将军庞晃等人在皇上面前说高颎的坏话，皇上很生气，把他们都贬黜了，反而对高颎更加亲近、礼遇。皇上还对高颎说：“独孤公啊，就像一面镜子，每次打磨之后，就更加明亮了。”当初，高颎的父亲高宾是独孤信的属官，被赐姓独孤氏，所以皇上常常喊高颎为独孤，而不叫他的名字。
乐安公元谐，性格豪爽侠义，很有风度。他年少时和皇上一起读书，两人感情很好，皇上即位后，元谐一路仕途顺畅。但元谐喜欢排挤诋毁别人，不会讨好皇上身边的人。他和上柱国王谊关系不错，王谊被诛杀后，皇上就逐渐疏远、猜忌他。有人告发元谐和堂弟上开府仪同三司元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三司祁绪等人谋反，皇上把这事交给有关部门调查。调查后上奏说：“元谐计划让祁绪率领党项的军队切断巴、蜀地区的道路。而且，元谐曾经和元滂一起去拜见皇上，元谐私下对元滂说：‘我才是真正的主人，殿上坐着的那个是贼人。’还让元滂看天象，元滂说：‘他那边的云气就像蹲着的狗、奔跑的鹿，不像咱们有福德的样子。’”皇上听了大怒，元谐、元滂、田鸾、祁绪都被处死。
闰月己卯日，任命吏部尚书苏威为右仆射。六月乙丑日，任命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
朝廷内外都请求皇上举行封禅大典，秋季七月丙午日，皇上下诏说：“怎么能因为派一个将军灭掉一个小国，大家就都关注起来，觉得这就是太平盛世了呢。凭借我这么微薄的德行去封禅名山，用虚假的言辞去求告上天，这可不是我认同的事。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提封禅，马上禁止。”
左卫大将军广平王杨雄，特别受皇上宠爱，地位显贵，他和高颎、虞庆则、苏威被称为“四贵”。杨雄为人宽容，礼贤下士，朝廷内外的人都很拥护他，皇上却不喜欢他这么得人心，暗中猜忌他，不想让他掌管军事。八月壬戌日，任命杨雄为司空，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权力。杨雄没了实际职务，就闭门谢客，不和外界往来。
皇上刚登基的时候，柱国沛公郑译请求修订雅乐，皇上下诏让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人一起商议这件事，结果讨论了好几年都没个定论。郑译说：“古代的乐律有十二律，循环作为宫音，每个宫音又用七声，可现在没人能真正精通。”郑译因为龟兹人苏祗婆擅长弹琵琶，才学到了其中的方法，推演出十二均、八十四调，拿去和太乐演奏的音乐校对，发现全都不相符。郑译又在七音之外增加了一个音，叫应声，还写了文章向朝廷宣传。他和邳公的世子苏夔一起讨论用累黍的方法来确定音律。
当时的人都觉得音律这事儿长时间没人能弄明白，不是郑译和苏夔一下子就能定下来的。皇上向来不喜欢学问，牛弘又不精通音律，何妥觉得自己作为老学究，竟然比不上郑译他们，心里很不服气，就总想着搞破坏。于是他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十二律循环作为宫音以及七调的说法，大家各执一词，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有人提议让大家各自创作音乐，等完成后，选好的来用。何妥担心音乐完成后，好坏太容易分辨，就请求皇上让人演奏试一下，还提前跟皇上说：“黄钟这个音代表着君主的德行。”等演奏黄钟调的时候，皇上说：“这音乐听起来和谐高雅，很合我的心意。”何妥趁机上奏说只用黄钟一宫就够了，不需要其他音律。皇上很高兴，就同意了。
当时还有个乐工叫万宝常，对音律非常精通。郑译等人把黄钟调弄好后，演奏给皇上听，皇上召来万宝常询问，万宝常说：“这是亡国之音啊。”皇上听了不高兴。万宝常请求用水尺来确定音律，以此来调试乐器，皇上同意了。万宝常制作了各种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比郑译定的调要低两个律，他对乐器的改造不计其数。但他的音乐风格高雅清淡，不被当时的人喜欢，太常寺里那些擅长音乐的人大多排挤诋毁他。苏夔尤其嫉妒万宝常，苏夔的父亲苏威正掌权，那些谈论音乐的人都依附苏威，说万宝常的坏话，万宝常创作的音乐最终被苏威压制，没能推行。
等到平定陈国后，得到了宋、齐时期的旧乐器，还有江南的乐工，皇上让他们在朝堂上演奏，听后感叹说：“这才是华夏正统的音乐啊。”于是把五音调整为五夏、二舞、登歌、房内等十四种曲调，在宴请和祭祀的时候使用。还下诏让太常寺设置清商署来掌管这些音乐。
当时天下已经统一，不同朝代的器物都汇集到乐府。牛弘上奏说：“中原地区的传统音乐大多在江南。之前攻克荆州得到了梁朝的音乐，现在平定蒋州又得到了陈朝的音乐。根据史书记载，大家都认为这些音乐符合古代的标准，请加以整理修订，用来完善雅乐。而后来北魏的音乐以及北周使用的音乐，掺杂了边疆地区的声音，都不能用，请求全部停止使用。”冬季十二月，皇上下诏让牛弘和许善心、姚察以及通直郎虞世基一起参与修订雅乐。虞世基是虞荔的儿子。
己巳日，任命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去安抚岭南地区，还把黄州的三千五百名士兵拨给他作为亲兵，陈朝桂州刺史钱季卿等人都到周法尚那里投降。定州刺史吕子廓，占据山洞，不接受诏令，周法尚带兵攻打并斩杀了他。
任命驾部侍郎狄道人辛公义为岷州刺史。岷州当地有个风俗，就是害怕瘟疫，只要有一个人染上瘟疫，全家人都会躲得远远的，结果很多病人就因为没人照顾而死去。辛公义让人把病人都抬到自己办公的地方，夏天的时候，病人有时候多达几百人，大厅和走廊都挤满了。辛公义在里面安置了床铺，日夜都待在那里，用自己的俸禄为病人准备医药，还亲自去看望慰问。病人痊愈后，辛公义就把他们的亲戚叫来，告诉他们：“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哪能互相传染呢！要是会传染，我早就死了。”那些人听了都很惭愧，道谢后离开。从那以后，有人得病，都争着去找刺史，病人的家属也主动留下来照顾，大家开始变得相互关爱，当地的风俗就这么改变了。后来辛公义调任并州刺史，刚到任，他就先到监狱，露天而坐，亲自审问案件。十几天的时间，就把积压的案件都处理完了，才回到办公的地方处理新的诉讼。他处理事情效率很高，当场就能决断；要是有没处理完、必须关押的犯人，辛公义就会在办公的地方过夜，绝不回家。有人劝他说：“处理公事有一定的程序，您何必这么为难自己呢！”辛公义说：“我作为刺史，没有德行，不能让百姓不打官司，怎么能把人关在监狱里，自己却在家舒舒服服地睡觉呢！”犯人们听说后，都主动认罪。后来再有打官司的人，乡里的父老乡亲就会马上劝他们说：“这都是小事，怎么忍心麻烦刺史大人呢！”打官司的人大多互相谦让，就不打官司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隋文帝杨坚统一初期的治国图景，从政治决策到人事纠葛，从文化整合到地方治理，展现了一个新王朝在稳定与变革中的复杂面相。
“去武修文”的治国转向：务实与理想的平衡
隋文帝在统一陈国后下的第一道诏书，核心是“停罢戎旅、销毁甲仗、劝民学经”，这本质上是对“战争逻辑”向“治理逻辑”的切换。经历南北朝长期分裂战乱后，“率土大同”的首要任务是消解武力依赖，重建社会秩序——通过“家家自修、人人克念”的道德倡导，配合“兵不可不戢、刑不可专行”的制度约束，试图用文治替代武治。这种转向抓住了统一后民众对和平的渴求，却也暗藏对“武力之子”的身份重塑（从战士到学子），反映了王朝对社会结构的主动改造。
而他拒绝“封禅”的表态更显务实。当朝野将“灭陈”视为太平标志时，杨坚清醒地指出“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便谓太平”，否定了用“封禅”这类盛典粉饰统治的虚浮，这种对“形式主义”的警惕，在皇权时代尤为难得。
权力场中的“信任与猜忌”：帝王心术的两面性
隋文帝对臣下的态度呈现鲜明反差：对高颎，他力排众议（罢黜诋毁者庞晃等），甚至以“镜”为喻强调其价值，这种信任源于高颎的能力与早年渊源（父为独孤信僚佐）；而对广平王雄，因“得众”便夺其兵权，使其“杜门不通宾客”，则暴露了皇权对“威望过盛”的本能猜忌。
元谐的结局更具警示性。这位与文帝“同学相爱”的旧友，因“好排诋、不媚左右”且与获罪者王谊交好，最终被诬告谋反处死。所谓“谋反”证据（“我是主人，殿上者贼也”）更像欲加之罪，本质是皇权对“不驯服者”的清除。这种“亲疏随时变、恩威凭君意”的权力逻辑，揭示了古代官僚体系中“忠诚”比“能力”更被看重的现实。
文化整合的困境：正统性建构与派系博弈
音乐改革的争议堪称缩影。南北朝分裂导致“雅乐”失序，隋文帝试图重建华夏正声，却陷入学术争议与权力斗争的漩涡：郑译借西域琵琶技法推演新律，本是文化融合的尝试；何妥却因“宿儒反不逮译等”的嫉妒，利用文帝对“黄钟象君德”的偏好，以“止用黄钟一宫”否定改革；更有苏威父子因私怨压制真正懂音律的万宝常，使其成果“寝不行”。
这场闹剧背后，是“文化正统性”被工具化：隋文帝既想通过“华夏正声”强化统一认同（平陈后叹“此华夏正声也”，设清商署掌之），又难辨学术真伪，最终被派系斗争裹挟。而牛弘“修缉江左古乐、停边裔之声”的建议，虽体现对传统的尊重，却也暗含文化封闭倾向——这恰是大一统王朝在“守正”与“创新”间的常见矛盾。
基层治理的“人治光芒”：良吏对制度的补充
辛公义的治绩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岷州，他以“身亲病者”打破“畏疫避之”的陋习，用“死生有命，岂能相染”的理性与示范，重塑了地方伦理；在并州，他“宿于听事”断案，以“不忍禁人在狱而安寝于家”的责任感，倒逼诉讼减少。这种“以一人之德化一域之俗”的治理模式，虽依赖个人操守（人治），却在制度不完善的时代，有效填补了治理空白。
其本质是“官员示范效应”对社会规则的重塑：当民众看到刺史“与病者同处”“与囚徒共情”时，传统的偏见（畏疫）与对抗（诉讼）自然消解。这也提醒我们：在制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执行者的价值观与行动力往往比条文更关键。
结语：统一初期的“成长阵痛”
这段史料中的隋文帝，既有结束分裂、重建秩序的雄才（停武修文、拒封禅、整雅乐），也有帝王固有的猜忌与权术（抑广平王、诛元谐）；既有对文化正统的追求，也受制于官僚派系的内耗；既依赖制度框架，也需良吏弥补制度缺陷。
这恰是任何大一统王朝初期的常态：在“破旧”与“立新”的撕扯中，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通过不断试错寻找治理平衡点。而其中的经验——如务实避虚、警惕权力膨胀、重视基层治理者的作用——至今仍有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