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陈后主因为萧岩、萧??是后梁的宗室，还带着很多人投奔过来，心里很忌惮他们，所以就把他们带来的人远远地分散开，让萧岩当东扬州刺史，萧??当吴州刺史；又派领军任忠去吴兴郡驻守，用来控制这两个州。还让南平王陈嶷镇守江州，永嘉王陈彦镇守南徐州。没过多久，又召这两位王爷回来参加第二年的元旦朝会，还命令沿江各防守处的船舰都跟着两位王爷一起回都城，想展示一下威风，给那些从后梁来的人看看。这么一来，江面上连一条小船都没有了，长江上游各州的军队又被杨素的隋军阻挡，没办法前来。
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在任时间很久了，很得人心，陈后主觉得他占据着长江上游，暗地里猜忌他；又觉得自己向来对群臣没什么恩情，担心他们不肯为自己效力，可又找不到能信任的人，于是就提拔施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给他配备两千精兵，想让他向西去上任；同时征召王叔文回朝。施文庆对这件事特别高兴，不过他又担心自己外出之后，那些掌权的人会抓住他的把柄，于是就推荐他的党羽沈客卿来代替自己原来的职位。
在施文庆还没出发的时候，他俩一起掌管朝廷机密事务。护军将军樊毅对仆射袁宪说：“京口和采石都是重要的地方，每个地方都得配备五千精锐士兵，还要出动二百艘金翅战船，在沿江上下巡逻，做好防备。”袁宪和骠骑将军萧摩诃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和文武群臣一起商议，请求按照樊毅的策略去做。施文庆担心这么做就没有兵跟自己去湘州，耽误自己去上任，而沈客卿又想着施文庆赶紧去赴任，这样自己就能独揽大权了，两人就在朝堂上说：“如果有什么想法，不一定要当面说；只要写成奏疏，我们就马上转奏皇上。”袁宪等人觉得也对，于是两人拿着奏疏进宫，对陈后主说：“这都是平常事儿，边境的将帅完全能应对。要是调兵派船，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惊扰。”
等到隋军来到长江边，间谍频繁传来消息，袁宪等人多次恳切地奏请加强防备，再三进言。施文庆却说：“元旦朝会马上就到了，南郊祭祀那天，太子要带很多人去。现在要是出兵，这些事就都得取消了。”陈后主说：“现在先出兵，要是北边没什么事，到时候再让水军跟着去参加南郊祭祀，有什么不行的！”施文庆又说：“这样的话，消息传到邻国，人家会觉得咱们国家弱小。”后来施文庆又用财物贿赂江总，江总就在宫里帮他们说话。陈后主既不想违背江总的意思，又迫于群臣的请求，就下令把这件事交给外廷详细讨论。江总又打压袁宪等人，所以讨论了很久也没个结果。
陈后主还满不在乎地对身边的大臣说：“咱们这儿有王者之气。北齐军队来过三次，北周军队来过两次，都被打得大败。隋军又能怎么样呢！”都官尚书孔范说：“长江是天然的屏障，自古以来就是分隔南北的界限，现在敌军难道能飞过来不成！肯定是边境将领想立功，才故意说情况紧急。我还总嫌自己官职低呢，要是敌军真能渡江，我肯定能当上太尉公！”有人谎报说北方隋军的马死了，孔范说：“那是我们的马，怎么会死呢！”陈后主听了笑着觉得他说得对，所以也不怎么认真防备，每天依旧欣赏歌舞、纵情饮酒、写诗不停。
这一年，吐谷浑的一个小王拓跋木弥请求率领一千多家投降隋朝。隋文帝说：“普天之下，都是我的臣民，我对所有人的抚育，都秉持着仁孝之心。吐谷浑的人昏聩疯狂，他的妻子儿女感到害怕，都想归顺我朝，来拯救自己于危亡之中。但是背叛丈夫、背弃父亲的人，我们不能接纳。可他们本意也是为了逃避死亡，如果拒绝他们，又显得不仁。要是再有消息传来，只需要安抚他们，任由他们自行来归附，不需要派兵去接应。他的妹夫和外甥想来，也随他们的意，不用特意去劝诱。”
河南王移兹裒去世，隋文帝让他的弟弟树归继承并统领他的部众。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清晰展现了陈朝亡国前的昏聩与隋朝治国的理性，二者对比鲜明，背后折射出的治理逻辑、人性弱点与决策智慧，在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启示——
陈后主的“亡国三连”：昏庸从来不是单一错误，而是系统性溃败
陈后主的垮台，本质是“个人昏聩+制度失效+团队腐烂”的三重叠加，每一步都踩中了治理的大忌。
--用人先看“听话度”，把权力当私器
陈后主因猜忌宗室而分散其权，却把军政大权交给施文庆、沈客卿这类“精致利己主义者”——施文庆为保住赴任湘州的利益，宁可搁置京口、采石的防务；沈客卿为独揽大权，刻意助推同伴上位，两人联手用“恐惊扰民心”“怕邻国轻视”等借口，把樊毅、袁宪的正确建议压下。这像极了现代职场或组织里，“搞关系”比“办实事”优先、“个人仕途”凌驾“集体利益”的乱象：当决策者把“是否顺自己意”“是否威胁自己权”作为用人标准，必然会让投机者上位、实干者失语。
--决策被“情绪与圈子”绑架，丧失基本判断力
面对隋军压境的谍报，陈后主既被江总等近臣的“枕边风”裹挟（江总收了贿赂就帮施文庆说话），又被“王者之气”的自我麻痹冲昏头。孔范那句“长江天险挡敌军，我还嫌官小”的荒谬言论，本是睁眼说瞎话，却因迎合了陈后主的虚荣心被采信。这种“用立场代替事实、用迎合代替论证”的决策模式，放到今天也常见：比如企业管理者听不进基层的风险预警，只因偏爱“报喜不报忧”的下属；地方治理中忽视客观隐患，只因沉迷“表面政绩”。最终，“讨论很久没结果”的拖延，把原本能补救的防务漏洞拖成了致命伤。
--把“侥幸”当“底气”，用“历史经验”掩盖现实危机
陈后主拿“北齐北周来犯皆败”当护身符，却忘了时代变了：隋军已不是过去的对手，而陈朝的边防因他的操作早已空虚。这种“守着老黄历不看新问题”的盲目，本质是缺乏风险意识。就像现在有些企业，靠某个“护城河”（比如陈朝的长江天险）躺平，忽视技术迭代或市场变化，最终被“跨界打击”打垮；有些人把“过去没出事”当“永远不出事”，对安全隐患视而不见，直到危机爆发才追悔莫及。
隋文帝的“治国样本”：理性与原则，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石
如果说陈后主是“反面教材”，隋文帝处理吐谷浑投降、部落继位的做法，就是古代治理中“原则性与灵活性平衡”的典范。
--守住伦理底线，不拿“利益”换“道义”
面对拓跋木弥的投降，隋文帝没有为了扩充势力就接纳“背叛丈夫、背弃父亲”的人——他明确“这种行为不能鼓励”，但又考虑到对方是为了避死，不拒绝归附，只强调“不派兵接应、不刻意劝诱”。这种态度放在今天，就是“不赚违背价值观的钱”“不做突破伦理的决策”：比如企业合作中，不因为对方能带来利益就纵容其违规；国家外交中，不因为短期收益就放弃原则立场。道义不是“束缚”，而是长期信任的基石。
--以“稳”为核心，尊重规律不折腾
河南王去世后，隋文帝直接让其弟树归继位，没有趁机插手部落内部事务。这背后是“不搞过度干预、尊重既有秩序”的治理智慧：就像现代社会治理中，尊重地方习俗、民族传统，不搞“一刀切”；企业管理中，尊重团队的既有协作模式，不因为换领导就盲目推翻旧体系。“稳定”不是保守，而是避免因人为折腾消耗资源。
穿越千年的启示：无论治国还是做人，都要避开“陈后主陷阱”，学隋文帝的“清醒”
这段历史最扎心的地方在于：陈朝的灭亡不是“无力回天”，而是“步步错把自己逼上绝路”；隋朝的崛起也不是“运气好”，而是每一次决策都守住了“理性与底线”。
对个人而言，要警惕“孔范式吹牛”（用大话掩盖无能）、“施文庆式利己”（为私利牺牲大局）；对组织而言，要建立“不听马屁听真话”的决策机制，避免“圈子决定对错”；对管理者而言，“长江天险”式的优势永远是暂时的，唯有居安思危、任人唯贤，才能避免“温水煮青蛙”的结局。
毕竟，历史从不重复，但人性的弱点和治理的规律，永远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