祯明元年（公元587年,丁未年）
春天，一月戊寅日，陈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癸巳日，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
乙未日，隋朝规定各州每年要举荐三人入朝为官。
二月丁巳日，隋文帝在东郊举行祭日仪式。
陈朝派兼散骑常侍王亨等人出使隋朝。
隋朝征调十万多成年男子去修长城，二十天后停工。夏天四月，在扬州开凿山阳渎来打通运输航道。
突厥沙钵略可汗派他儿子到隋朝进贡，顺便请求在恒州、代州之间打猎，隋文帝答应了，还派人赐给他们酒食。沙钵略可汗率领部落向隋朝使者拜了又拜，接受赏赐。
不久后沙钵略可汗去世，隋朝为此停止上朝三天，还派太常寺官员去吊唁祭祀。
当初，沙钵略可汗觉得他儿子雍虞闾性格懦弱，留下遗言让弟弟叶护处罗侯继位。雍虞闾派使者去迎接处罗侯，准备拥立他，处罗侯说：“咱们突厥从木杵可汗以来，常常是弟弟接替哥哥，庶子夺取嫡子之位，这违背了先祖的规矩，大家也不再相互敬畏。你应该继承王位，我不怕向你跪拜！”雍虞闾说：“叔叔和我父亲，就像同一棵树的根和主干。我就像枝叶，哪能让根本反过来顺从枝叶，让叔父屈居于晚辈之下呢！而且父亲的遗命，怎么能废除呢！希望叔叔别再犹豫啦！”双方派使者相互谦让了五六次，处罗侯最终还是继位了，这就是莫何可汗。莫何可汗封雍虞闾为叶护。还派使者向隋朝上表说明情况。
隋朝派车骑将军长孙晟持符节去册封莫何可汗，还赐给他鼓吹乐队和旗帜。莫何可汗勇猛又有谋略，他打着隋朝赐的旗帜、带着鼓向西攻打阿波可汗；阿波可汗的部众以为他得到了隋朝军队的帮助，很多人都望风投降归附。莫何可汗于是活捉了阿波可汗，然后上书隋朝，请示如何处置阿波可汗，是生是死由隋朝决定。
隋文帝让大臣们讨论这件事，乐安公元谐请求就在当地将阿波可汗斩首；武阳公李充请求把阿波可汗活着带回朝廷，公开处死以警示百姓。隋文帝问长孙晟：“你觉得怎么办好呢？”长孙晟回答说：“要是突厥背叛朝廷，当然得用刑罚来整治他们。但现在是他们兄弟之间自相残杀，阿波可汗的罪过并非针对我们国家。趁他陷入困境就把他杀了，恐怕不是招抚远方的好办法。不如让他们两个都存活。”左仆射高颎说：“骨肉相互残杀，这是对教化的破坏，应该留下阿波可汗并好好安置，以显示我们的宽大胸怀。”隋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甲戌日，隋朝派兼散骑常侍杨同等人到陈朝访问。
五月乙亥初一，发生日食。
秋天，七月己丑日，隋朝卫昭王杨爽去世。
八月，隋文帝征召后梁主入朝。后梁主率领二百多名大臣从江陵出发；庚申日，到达长安。
隋文帝因为后梁主离开属地，就派武乡公崔弘度带兵驻守江陵。崔弘度的军队到达都州时，后梁主的叔父太傅安平王萧岩、弟弟荆州刺史义兴王萧献等人害怕崔弘度袭击他们，乙丑日，派都官尚书沈君公到荆州刺史宜黄侯陈慧纪那里请求投降。九月庚寅日，陈慧纪带兵来到江陵城下。辛卯日，萧岩等人驱赶着江陵的文武官员、男女百姓共十万人投奔陈朝。
隋文帝得知此事后，废除了后梁国；派尚书左仆射高颎去安抚后梁的遗民；给后梁中宗、世宗各安排十户人家守护陵墓；封后梁主萧琮为上柱国，赐爵莒公。
甲午日，陈朝大赦天下。
冬天，十月，隋文帝前往同州；癸亥日，又去了蒲州。
十一月丙子日，陈朝任命萧岩为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萧讠献为吴州刺史。
丁亥日，陈朝任命豫章王叔英兼任司徒。
甲午日，隋文帝前往冯翊，亲自祭祀旧社；戊戌日，返回长安。
这次出行，内史令李德林因为生病没有随行，隋文帝从同州下敕书把他召来，和他商议讨伐陈朝的计策。等返回长安时，隋文帝在马上举鞭指向南方说：“等平定陈朝的时候，用七种宝物来装饰您，让崤山以东的人都比不上您。”
当初，隋文帝接受禅让称帝以来，和陈朝的关系一直很友好，每次抓到陈朝的间谍，都会给他们衣服、马匹，以礼相待后送回去，可陈高宗还是不禁止边境的侵扰掠夺。所以太建末年，隋朝军队入侵；正好赶上陈高宗去世，隋文帝就下令班师回朝，还派使者前往陈朝吊唁，书信中署名并恭敬地写上“顿首”。陈后主的回信却越来越傲慢，信的结尾写道：“想必你那边一切都好，我这边天下太平。”隋文帝看了很不高兴，把信拿给大臣们看。上柱国杨素觉得君主受辱，臣子该死，两次下拜请罪。隋文帝向高颎询问攻打陈朝的策略，高颎回答说：“江北地区气候寒冷，庄稼收获时间比较晚；江南是水田，庄稼成熟得早。估计他们收获的时候，我们稍微征调些兵马，扬言要突袭，他们肯定会屯兵防守，这样就能耽误他们的农时。等他们聚集了兵力，我们就解散军队。像这样反复几次，他们就习以为常了；以后我们再集结军队，他们肯定不会相信。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我们就渡江作战，士兵的士气会倍增。还有，江南的土地比较薄，房屋大多用茅草、竹子搭建，储存的物资也都不放在地窖里。我们秘密派人趁着风势放火，等他们修好，再接着烧。不出几年，他们自然就财力耗尽了。”隋文帝采用了他的策略，陈朝开始陷入困境。
于是杨素、贺若弼以及光州刺史高劢、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人纷纷献上平定江南的计策。崔仲方上书说：“现在只需在武昌以下，蕲州、和州、滁州、方州、吴州、海州等州，再部署精锐部队，秘密谋划；在益州、信州、襄州、荆州、基州、郢州等州，迅速建造战船，大造声势，准备水战装备。蜀江、汉江是长江的上游，是水路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敌军虽然在流头、荆门、延洲、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湓城等地部署了船只，但最终还是会在汉口、峡口聚集，进行大规模水战。如果敌军认为上游有隋朝军队，派精兵去支援，那么下游的各位将领就应该抓住机会迅速渡江；如果敌军拥兵自卫，上游的水军就击鼓前进。他们虽然倚仗九江、五湖的险要地势，但没有德行就无法稳固防守；空有三吴、百越的兵力，没有恩义也不能自立。”隋文帝任命崔仲方为基州刺史。
等到接受萧岩等人投降后，隋文帝更加愤怒，对高颎说：“我是百姓的父母，难道能因为一条像衣带那样窄的长江阻隔，就不去拯救他们吗！”于是下令大规模建造战船。有人请求保密，隋文帝说：“我要公开地替天行道进行讨伐，有什么好保密的！”还让人把造船削下的木屑扔到江里，说：“如果他们害怕了能改正，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杨素在永安建造大舰，名叫“五牙”。船上建了五层楼，高达一百多尺；船的左右前后设置了六根拍竿，都有五十尺高，可容纳八百名战士；稍小一点的叫“黄龙”，可容纳一百名士兵。其余的平乘、舴艋等战船，大小各有等级。
晋州刺史皇甫续即将赴任，他向隋文帝磕头说陈朝有三点必亡的原因。隋文帝问他详情，他说：“大国吞并小国，这是其一；以有道之师讨伐无道之国，这是其二；陈朝接纳叛臣萧岩，我们师出有名，这是其三。陛下如果下令出兵，我愿意尽一点微薄之力！”隋文帝慰劳了他，然后让他去上任。
当时江南出现了很多怪异的现象，临平湖的水草堵塞了很久，忽然自己开通了。陈后主很厌恶这种情况，就把自己卖给佛寺做奴隶，想以此来压制不祥。又在建康建造大皇寺，建起一座七层佛塔；还没完工，火从中间烧起来，把佛塔烧毁了。
吴兴人章华，喜欢学习，擅长写文章。朝廷大臣因为章华向来没有功劳和资历，竞相排挤诋毁他，只任命他为大市令。章华郁郁不得志，就上书直言劝谏，大致内容是：“以前高祖向南平定百越，向北诛杀叛逆；世祖向东平定吴会，向西打败王琳；高宗收复淮南，开拓疆土千里，三位先帝的功劳和勤勉已经到了极致。陛下即位到现在五年了，不思考先帝创业的艰难，不知道天命的可畏；沉迷于宠爱的人，被酒色迷惑；祭祀七庙却不亲自前往，册封三妃却要临朝盛典；把老臣和宿将弃置不用，让谄媚奸邪之人晋升朝廷。如今边境日益缩小，隋朝军队压境，陛下如果不改变做法，我恐怕会看到麋鹿又在姑苏台上游荡了！”陈后主大怒，当天就把章华斩首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末期（公元587年）隋陈对峙的关键节点，其中蕴含的政治博弈、战略布局与王朝兴衰逻辑，即便放在今天看，仍有深刻的历史启示。
隋朝：统一趋势下的“系统备战”
此时的隋朝已展现出明确的统一意志，其行动呈现出极强的“系统性”：
--内政筑基：“诸州岁贡士三人”强化人才选拔，将地方精英纳入中央体系，巩固集权；修长城（防北方）、开山阳渎（通水运），前者稳定侧翼，后者打通南征后勤线，基建与军事目标高度绑定。
--外交破局：对突厥采取“借力打力”策略——沙钵略可汗去世后，隋朝通过册封莫何可汗介入突厥继承事务，既避免北方威胁，又借莫何可汗之手削弱阿波势力，彻底解除南征的“后顾之忧”。这种“以夷制夷”的外交，为后世中原王朝处理边疆问题提供了范本。
--伐陈预热：高颎的“疲敌之策”（干扰农时、纵火焚储）堪称古代“心理战+经济战”的典范，通过长期消耗削弱陈朝国力；崔仲方的军事部署（上游造舰、下游布兵）则构建了“水陆夹击”的战略框架，杨素造“五牙”大舰更是直接为渡江作战做准备。
隋朝的每一步动作都指向“灭陈统一”，从内政到外交，从经济到军事，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闭环，展现出新兴王朝的战略定力。
陈朝：腐朽与短视加速崩塌
与隋朝的积极布局相比，陈朝的衰落几乎是“自毁式”的：
--政治昏聩：陈后主“溺于嬖宠，惑于酒色”，将老臣弃之不顾，重用谄佞，甚至处死直言进谏的章华。章华的谏言“三祖之功勤亦至矣”与“麋鹿复游于姑苏”（暗示亡国），精准点出陈朝的危机，但陈后主的反应却是“大怒斩之”——拒谏的背后，是整个统治集团的麻木与短视。
--战略失误：接纳萧岩等梁国叛臣，看似增加了“盟友”，实则给了隋朝“纳叛”的口实。隋主那句“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正是以“讨伐叛臣”为名，将灭陈包装成“替天行道”，占据了道德高地。陈朝在外交上的轻率，直接加速了战争的到来。
--民心涣散：陈朝的腐败不仅体现在上层，更反映在对民生的漠视。高颎的“焚储”之策能奏效，本质是陈朝的仓储体系脆弱（“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储积非地窖”），而这种脆弱背后，是政府对民生基础的忽视——当一个王朝既不能保护百姓财产，又不能凝聚人心时，其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历史逻辑：统一的必然性与“势”的博弈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展现了“统一趋势”与“王朝能力”的互动：
--隋朝的崛起并非偶然：从制度革新到战略规划，从外交运筹到军事准备，其每一步都在“攒势”——积累统一的实力与合法性。
--陈朝的灭亡则是“失势”的必然：当一个王朝失去了治理能力（内政腐败）、民心支持（拒谏杀贤）、战略判断（纳叛授人口实），即便有长江天险，也挡不住历史的洪流。
公元587年的种种事件，本质是“统一之势”对“分裂之局”的碾压。隋朝通过精准的战略布局，将自身打造成“天命所归”的统一力量；而陈朝的腐朽，则让这种统一的进程更加顺畅。两年后的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近三百年的分裂，这段记载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前奏”。
从现代视角看，一个政权的生命力，永远系于其治理效能、民心向背与战略远见——这或许是这段千年前的历史，留给我们最鲜活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