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四年（公元586年，丙午年）
春天，一月，后梁更改年号为广运。
甲子日，党项羌向隋朝请求投降。
庚午日，隋朝向突厥颁布历法。
二月，隋朝开始让刺史及上佐官员每年年末轮流入朝，呈上考核政绩的材料。
丁亥日，隋朝又命令崔仲方征调十五万壮丁，在朔方以东，沿着边境的险要之地，修筑几十座城池。
丙申日，陈后主封皇弟陈叔谟为巴东王，陈叔显为临江王，陈叔坦为新会王，陈叔隆为新宁王。
庚子日，隋朝大赦天下。
三月，己未日，洛阳有个叫高德的男子上书，请求隋文帝做太上皇，把皇位传给皇太子。隋文帝说：“我承受天命，抚育天下百姓，每天从早到晚勤勉努力，还怕做得不够好。怎么能效仿近代的帝王，把皇位传给儿子，自己去追求安逸享乐呢！”
夏天，四月，己亥日，陈朝派周磻等人出使隋朝。
五月，丁巳日，陈后主立皇子陈庄为会稽王。
秋天，八月，隋朝派散骑常侍裴豪等人到陈朝访问。
戊申日，隋朝的申明公李穆去世，隋朝以特殊的礼仪安葬他。
闰月，丁卯日，隋朝太子杨勇镇守洛阳。
隋朝的上柱国郕公梁士彦讨伐尉迟迥的时候，所到之处必定能攻克，后来接替尉迟迥担任相州刺史。隋文帝忌惮他，把他召回长安。上柱国杞公宇文忻和隋文帝年少时关系很好，他善于用兵，很有威名。隋文帝同样忌惮他，找个由头免去了他的官职。宇文忻和柱国舒公刘昉都被隋文帝疏远，闲居在家没事做，心里很是不满，几个人经常往来，暗中谋划不轨之事。
宇文忻想让梁士彦在蒲州起兵，自己在长安做内应，梁士彦的外甥裴通参与了这个阴谋，却向隋文帝告发了他们。隋文帝不动声色，任命梁士彦为晋州刺史，想看看他的反应；梁士彦很高兴，对刘昉等人说：“这是天意啊！”他又请求让仪同三司薛摩儿做晋州长史，隋文帝也答应了。后来梁士彦等人和公卿一起上朝谒见时，隋文帝命令左右侍从在朝堂上把梁士彦、宇文忻、刘昉等人抓起来。审问他们时，刚开始他们还不认罪。正好薛摩儿被抓来，隋文帝让他当廷对质，薛摩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说了一遍，梁士彦大惊失色，回头对薛摩儿说：“你这是要害死我啊！”丙子日，梁士彦、宇文忻、刘昉都被处死，他们的叔侄、兄弟免去死罪，但被除去名籍。
九月，辛巳日，隋文帝穿着素服来到射殿，让百官用射箭的方式来分取梁士彦等三家的财物，以此作为警戒。
冬天，十月，己酉日，隋朝任命兵部尚书杨尚希为礼部尚书。隋文帝每天清晨上朝，一直到太阳偏西都不知疲倦，杨尚希劝谏说：“周文王因为忧虑操劳而缩短了寿命，周武王因为生活安乐而延年益寿。希望陛下抓住国家的大政方针，把具体事务交给宰相大臣去办。那些繁琐细碎的事务，不是陛下应该亲自处理的。”隋文帝觉得他说得对，但没能听从他的建议。
癸丑日，隋朝在襄州设置山南道行台；任命秦王杨俊为尚书令。杨俊的妃子崔氏生了个儿子，隋文帝很高兴，对群臣进行了赏赐。
在秘书内省当值的博陵人李文博，家里一向贫困，有人去他家祝贺他也得到赏赐，李文博说：“设立赏罚制度，是为了表彰功劳、惩罚过错。如今王妃生了儿子，这和群臣有什么关系，却平白无故接受赏赐！”听到这话的人都觉得很羞愧。
癸亥日，陈朝任命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伷为仆射。
十一月，己卯日，陈朝大赦天下。
吐谷浑可汗夸吕在位已经有一百年了，多次因为自己的喜怒无常而废掉或杀掉太子。后来的太子很害怕，就谋划抓住夸吕然后投降隋朝；他向隋朝边境的官吏请求派兵援助，秦州总管河间王杨弘请求出兵接应，隋文帝没有答应。太子的计划泄露，被夸吕杀了，夸吕又立他的小儿子嵬王诃为太子。叠州刺史杜粲请求趁着吐谷浑内部有矛盾去讨伐，隋文帝还是没有答应。
这一年，嵬王诃又害怕被夸吕杀掉，打算率领部落一万五千户投降隋朝，还派使者到隋朝朝廷，请求隋朝派兵迎接他们。隋文帝说：“吐谷浑的风俗，和中原的人伦道德大不相同，父亲不慈爱，儿子也不孝顺。我用道德来教导百姓，怎么能促成他们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呢！”于是对使者说：“父亲有过错，儿子应该劝谏，怎么能暗中谋划这种不合法度的事，背上不孝的骂名呢！普天之下，都是我的臣民，各自做好事，就是称了我的心意。嵬王既然想归附我，只需教导嵬王做臣子的道理，不能远远地派兵去，帮他做坏事！”嵬王诃这才打消了投降的念头。
【内核解读】
至德四年（公元586年）的历史画卷，展现了多个政权在这一时期的风云变幻，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权力博弈与治国理念，即便以现代视角审视，仍能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这一年，梁国改元广运，试图以新的年号开启新的阶段，这在古代政权中是常见的政治象征，寄托着对国家发展的期许。而党项羌向隋请降，反映出隋朝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威慑力，周边势力逐渐向其靠拢，为隋朝后续的统一大业奠定了一定基础。
隋朝在制度建设上展现出积极作为。令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接受考课，这是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员管理和监督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官员行为、提升行政效率，强化了中央集权。崔仲方发丁十五万筑城于缘边险要，体现了隋朝对边防的重视，通过构筑防御工事，增强了国家的安全保障能力，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
然而，隋朝内部并非风平浪静。梁士彦、宇文忻、刘昉等人因被疏远而心怀怨望，阴谋不轨最终伏诛，这一事件折射出古代帝王对功臣的猜忌以及权力斗争的残酷性。隋文帝在处理此事时，先隐忍观察，后果断出手，展现了其政治手腕，但也反映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不稳定因素。他命百官射三家资物以为诫，更是以一种极具警示性的方式告诫群臣要安分守己，维护统治秩序。
杨尚希劝谏隋文帝不要过于操劳繁碎之务，虽被认可却未被采纳，这体现了隋文帝勤政的一面，但也暴露出古代君主集权制度下，君主个人精力有限与国家事务繁杂之间的矛盾。而李文博面对王妃生男的赏赐，直言这种赏赐不合理，展现了其正直不阿的品格，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官场中可能存在的不合理赏赐现象。
吐谷浑内部的父子相疑、权力斗争不断，隋文帝拒绝介入其内部纷争，主张以 “德” 训人，反对支持 “恶逆” 之事，这体现了他在处理外部事务时的谨慎和对伦理道德的重视。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隋朝卷入不必要的外部冲突，但也反映出古代统治者以自身统治理念和伦理标准来处理国际关系的特点。
总的来说，至德四年的这些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缩影，其中的经验教训，如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权力制衡的重要性、治国理念的实践等，对于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