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庚辰日，隋朝行军总管梁远在尔汗山打败吐谷浑。
突厥进犯幽州，隋朝幽州总管广宗壮公李崇率领三千步兵和骑兵抵抗。连续转战十几天，士兵大多战死，于是退守砂城。突厥包围了砂城，这城又荒凉又破旧，很难防守。李崇他们从早到晚奋力作战，还没有食物。每天夜里他们就出城去抢突厥的营帐，抢到一些牲畜来当军粮。突厥害怕他们，防备得很严密，每天夜里都摆好阵势等着。李崇的军队饿得厉害，一出去就遇到敌人，几乎死光了。到了天亮，跑回城里的还有一百来人，但大多受了重伤，没法再打仗了。突厥想招降他们，派使者对李崇说：“要是来投降，就封你为特勒。”李崇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就对士兵们说：“我让军队损失惨重，罪该万死。今天我要拼死一战，向国家谢罪。等我死后，你们可以投降敌人，然后分散逃走，努力回到家乡。要是见到皇上，就说我李崇是这个意思。”说完就持刀冲进敌阵，又杀了两个人，突厥乱箭齐发，把他射死了。秋天七月辛丑日，隋朝任命豫州刺史代州人周摇为幽州总管。让李崇的儿子李敏继承爵位。
李敏娶了乐平公主的女儿娥英，隋文帝下诏给李敏一品官员的仪仗，礼仪就像娶皇帝女儿一样。不久后要参加宴会，乐平公主对李敏说：“我把天下都给了皇上，就你一个女婿，一定得给你争取个柱国的官职；要是给别的官，你可千万别谢恩。”等李敏进见隋文帝，文帝先封他仪同三司和开府，李敏都没谢恩。文帝说：“公主对我有大功，我怎么能在她女婿的官职上小气呢！现在封你为柱国。”李敏这才下拜，高兴得手舞足蹈。
八月丁卯初一，发生日食。
长沙王叔坚还没去江州，又被留下来担任司空，但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
壬午日，隋朝派尚书左仆射高颎从宁州道出兵，内史监虞庆则从原州道出兵，去攻打突厥。
九月癸丑日，隋朝大赦天下。
冬天十月甲戌日，隋朝废除河南道行台省，任命秦王杨俊为秦州总管，陇右各州都归他管辖。
丁酉日，陈后主封皇弟陈叔平为湘东王，陈叔敖为临贺王，陈叔宣为阳山王，陈叔穆为西阳王。
戊戌日，侍中建昌侯徐陵去世。
癸丑日，陈后主封皇弟陈叔俭为安南王，陈叔澄为南郡王，陈叔兴为沅陵王，陈叔韶为岳山王，陈叔纯为新兴王。
十一月，陈朝派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出使隋朝。陈后主听说隋文帝相貌与众不同，就让袁彦画了隋文帝的像带回来。陈后主一看，吓了一跳，说：“我不想看到这个人。”赶紧让人把画像拿走。
隋朝颁布律令后，苏威好几次想更改一些条款，内史令李德林说：“修订律令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现在刚颁布施行，应该专心遵守，只要不是对百姓有很大危害，就不要频繁更改。”
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说：“我发现现在的郡县数量，比古代多了一倍。有的地方不到百里，却设置好几个县；有的地方人口不到一千，却由两个郡分别管辖。官员已经很多了，费用开支也越来越大；士兵增多了，田租户调却逐年减少；百姓少官员多，就像十只羊有九个牧羊人。现在应该保留重要的，去掉闲散的，把小的合并成大的，这样国家既不会缺少粮食布帛，选拔人才也更容易找到贤良的人。”苏威也请求废除郡这一级。隋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甲午日，把所有的郡都改为州。
十二月乙卯日，隋朝派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来陈朝访问。魏澹是魏收的族人。
丙辰日，司空长沙王叔坚被免职。叔坚失宠之后，心里很不安，就搞起了厌胜之术，对着日月设坛祈祷以求福运。有人上书告发了这件事，陈后主把叔坚召来，囚禁在西省，打算杀了他，让近侍宣读诏书，列举他的罪状。叔坚回答说：“我本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讨皇上欢心罢了。我既然触犯了国法，罪该万死。我死的时候，一定会见到叔陵，希望皇上能下明诏，让我在九泉之下谴责他。”陈后主就赦免了他，只是免去了他的官职。
隋朝任命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窦荣定的妻子是隋文帝的姐姐安成公主。隋文帝想封窦荣定为三公，窦荣定推辞说：“卫青、霍光、梁冀、邓骘这些人，如果能稍微收敛一点，也不至于宗族覆灭。”隋文帝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隋文帝因为李穆功劳大，下诏说：“法律是用来防备小人的，对君子就不用这样。太师申公李穆，从今往后就算有罪，只要不是谋反，就算有一百个死罪，也始终不会审问他。”
礼部尚书牛弘请求修建明堂，隋文帝因为国家刚建立，事务繁忙，没有答应。
隋文帝看了刑部的奏报，发现判决的案件数量竟然达到上万件。他觉得法律条文太严密，所以很多人容易犯罪。于是又命令苏威、牛弘等人重新修订新律，去掉八十一条死罪，一百五十四条流罪，徒刑、杖刑等一千多条，只保留五百条，一共十二卷。从此法律条文简要，虽然宽松却不会有漏洞。还设置了律博士和弟子员。
隋文帝觉得长安的仓库还比较空虚，这一年，下诏让西边从蒲州、陕州，东边到卫州、汴州，在这水路边的十三个州，招募壮丁运米。又在卫州设置黎阳仓，陕州设置常平仓，华州设置广通仓，让这些粮仓之间相互转运粮食。把关东以及汾州、晋州的粮食通过漕运输送到长安。
当时很多刺史都是武将担任，大多不称职。治书侍御史柳彧上奏表说：“以前汉光武帝和二十八将，披荆斩棘平定天下，等大功告成之后，那些将领就不再担任具体职务了。我看到诏书，任命上柱国和千子为巳州刺史。和千子之前在赵州任职时，百姓编歌唱道：‘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和千子擅长骑马射箭打仗，这是他的长处；但治理百姓、担任官职，他可不擅长。如果是优待老人，自然可以多赏赐金银布帛；要是让他担任刺史这样的职务，造成的损失就太大了。”隋文帝觉得他说得对。和千子最终被免职。
柳彧看到隋文帝勤于处理政务，百官的奏请大多琐碎繁杂，就上疏劝谏说：“我听说上古的圣帝，没有能超过唐尧、虞舜的，他们不会事事都管，这才叫清明。舜任用五位大臣，尧向四方诸侯咨询，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就治理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在选拔贤才上多费心思，在任用人才后就轻松了。最近看到陛下一心治理国家，不怕疲劳，但这也是因为官员们害怕获罪，不敢自己做决定，都要听陛下裁决，所以奏请的事情太多。甚至像营造一些小工程，发放一些小东西，一天之内，陛下要答复百官。以至于到了晚上都忘了吃饭，半夜还没睡觉，整天被文书困扰，让陛下身体劳累。希望陛下能体察我的肺腑之言，稍微减少一些琐碎事务，如果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不是臣下能裁决的，希望陛下仔细决断，其他小事，就责成相关部门去办；这样陛下就能尽享无疆的寿命，臣下也能蒙受陛下的恩泽。”隋文帝看了奏章后很赞赏，还说：“柳彧是正直的人，是国家的宝贝！”
柳彧因为近来的风俗，每年正月十五都要点灯游戏，就上奏请求禁止，他说：“我发现无论是京城还是外地各州，每到正月十五晚上，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成群结队地游玩嬉戏，敲鼓的声音震天，火炬照亮大地，人们不惜耗尽钱财，就为了这一时的热闹。全家老小都出动，不分贵贱，男女混杂，僧俗不分。不良行为因此产生，盗贼也由此兴起，这种不良风气一直延续，却没人先察觉到。这对教化没好处，还损害百姓利益。请向天下颁布禁令，立即禁止这种行为。”隋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南北朝末期（隋初与陈朝对峙阶段）的政治、军事、社会图景，其中既有政权博弈的张力，也有制度变革的智慧，更暗含时代转型的密码，可从多个维度解读其历史意涵：
边疆博弈与军事伦理：忠诚与权力的双重变奏
突厥寇幽州与李崇战死，是边疆冲突的缩影。李崇率三千步骑对抗突厥，转战十余日晓夕力战，最终挺刃突陈而死，其临终对士卒的遗言——效命以谢国家汝俟吾死可降贼还乡，既彰显了传统武将以死明志的忠诚伦理，也透露出绝境中对士兵生存权的体恤，打破了死战到底的绝对化道德绑架。这种忠而有仁的形象，恰是乱世中政权凝聚人心的重要符号。
而隋遣高颎、虞庆则分道击突厥，则显示隋对边疆的主动经略。此时的突厥已是北方最强势力，隋的军事部署既是防御，更是为日后统一北方扫清障碍，体现了新兴政权的扩张性。
政治运作：权力平衡与制度调试
陈朝长沙王叔坚的沉浮，是南朝宗室权力斗争的典型。从复留为司空，实夺之权厌媚求福被囚，最终因一句必见叔陵，责之于九泉获赦，可见陈朝皇权对宗室的猜忌与妥协——既需削弱其权，又不敢彻底决裂，反映出南朝政权内部的脆弱性。
隋则展现出更清晰的制度改革思路：杨尚希提出十羊九牧之弊，主张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最终悉罢诸郡为州，直指魏晋以来地方行政层级臃肿、官吏冗余的积弊。这一改革不仅减少了财政消耗，更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后来州县二级制奠定基础，体现了隋初制度精简的治理智慧。
法治与社会治理：从到的进步
隋初的法律改革颇具现代性。最初断狱数犹至万律尚严密人多陷罪；后苏威、牛弘修订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唯定留五百条，实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这种从重刑威慑宽简适中的转变，既减少了司法冤滥，也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更暗含法治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精准有效的现代治理逻辑。
柳彧的两次谏言则凸显了与的双重治理。针对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他直言弓马武用是其长，治民莅职非其解，主张以金帛优老而非委以治民之责，体现了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吏治理念；反对正月十五燃灯游戏，因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则反映了政府对公共空间秩序的管控——通过禁绝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的民俗，试图构建更符合儒家伦理的社会秩序。
南北对峙：从到的潜流
陈朝遣袁彦为隋主画像，陈主见后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生动展现了南北政权的心理博弈。隋主的状貌异人被赋予象征意义，陈主的恐惧实则是对北方新兴强权的忌惮。而双方互派使者（隋遣曹令则、魏澹，陈遣周坟、袁彦），则说明对峙中仍有外交互动，为后来隋灭陈的统一埋下伏笔。
结语：转型时代的治理密码
这段史料中的隋，展现出新兴政权的活力：军事上主动应对边疆，政治上精简制度，法治上宽简务实，吏治上吸纳直谏，经济上通过漕运与粮仓建设保障民生——这些举措共同指向巩固政权、提升效率的核心目标。而陈朝的宗室内斗、对北方的被动忌惮，则显露其衰落轨迹。二者对比，已预示着南北统一的历史必然。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蕴含的治理启示：无论是十羊九牧的精简智慧，还是刑网简要的法治理念，抑或是专业吏治的用人原则，都跨越了时代，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有效治理的经典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