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建十四年（公元582年，壬寅年）
春天，一月己酉日，陈宣帝身体不舒服，太子和始兴王叔陵、长沙王叔坚一同进宫侍奉。叔陵心里打着坏主意，对掌管药品的官吏说：“切药的刀太钝了，去磨一磨！”甲寅日，宣帝驾崩。在这匆忙慌乱的时候，叔陵让身边的人到外面去拿剑。身边的人没明白他的意思，拿了上朝用的木剑进来，叔陵气得不行。叔坚就在旁边，听到这些，怀疑要出事儿，就盯着叔陵看他要干什么。乙卯日，给宣帝举行小敛之礼。太子正哀哭着俯伏在地。叔陵突然抽出切药的刀砍向太子，砍中了太子的脖子，太子一下子晕倒在地；太子的母亲柳皇后跑过来救他，叔陵又砍了柳皇后好几下。这时奶妈吴氏从后面拉住叔陵的胳膊，太子才得以起身；叔陵抓住太子的衣服，太子拼命挣扎才逃脱。叔坚赶紧伸手掐住叔陵，夺下他的刀，然后把他拉到柱子边，用他衣服的袖子把他绑在柱子上。当时奶妈吴氏已经扶着太子躲开了，叔坚到处找太子，想得到太子的指示，看怎么处置叔陵。叔陵力气大，一使劲儿挣脱袖子，突然跑出云龙门，乘车回到东府。他下令手下截断青溪道，赦免东城的囚犯，让他们充当战士，还散发金银绸缎赏赐给众人；又派人去新林召回他的部下；自己穿上铠甲，头戴白布帽，登上城西门招募百姓；还召集各位王爷和将帅，可没人来，只有新安王伯固单人匹马赶来，帮着叔陵指挥。叔陵手下大概有一千人，打算占据东府城坚守。
当时各路军队都在沿江防守，朝廷内兵力空虚。叔坚赶紧向柳皇后报告，让太子舍人河内人司马申，以太子的名义召右卫将军萧摩诃进宫接受命令。萧摩诃率领几百名骑兵和步兵赶往东府，驻扎在城西门。叔陵害怕了，派记室韦谅把自己的鼓吹乐队送给萧摩诃，对他说：“要是事情成功了，一定让您位列三公。”萧摩诃骗他说：“必须得王爷的心腹将领亲自来，我才敢听从命令。”叔陵就派他的亲信戴温、谭骐去见萧摩诃，萧摩诃把他们抓住送到朝廷，砍下他们的脑袋，在东城示众。
叔陵知道事情要搞砸了，回到内室，把他的妃子张氏和七个宠妾都扔到井里淹死，然后率领几百名骑兵和步兵从小航渡河，打算前往新林，乘船投奔隋朝。走到白杨路的时候，被朝廷的军队拦住。伯固看到军队来了，转身躲进小巷，叔陵骑着马拿着刀追过去，伯固又回来了，叔陵的部下很多都丢盔弃甲溃散逃跑了。萧摩诃的马夫陈智深迎上去刺杀叔陵，叔陵摔倒在地，陈仲华上前砍下他的脑袋，伯固也被乱兵杀死，从寅时到巳时这场骚乱才平定下来。叔陵的儿子们都被赐死，伯固的儿子们被赦免成为平民。韦谅以及前衡阳内史彭暠、咨议参军兼记室郑信、典签俞公喜都被处死。彭暠是叔陵的舅舅。郑信、韦谅深受叔陵的宠信，经常参与谋划。韦谅是韦粲的儿子。
丁巳日，太子即皇帝位，宣布大赦天下。
辛酉日，隋朝在并州设置河北道行台，任命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在益州设置西南道行台，任命蜀王杨秀为尚书令。隋文帝吸取北周因为皇室势单力薄而灭亡的教训，所以让两个儿子分别镇守一方。因为两位王爷年纪小，就精心挑选正直贤良、有才能声望的人做他们的幕僚；任命灵州刺史王韶为并省右仆射，鸿胪卿赵郡人李雄为兵部尚书，左武卫将军朔方人李彻总管晋王府军事，兵部尚书元岩为益州总管府长史。王韶、李雄、元岩都以刚正不阿闻名，李彻是前朝的老将，所以隋文帝重用他们。
当初，李雄家里世代凭借学问出人头地，只有李雄喜欢学习骑马射箭。他哥哥的儿子李旦责备他说：“这可不是士大夫向来该从事的事业。”李雄说：“从古到今，圣贤之人要是文武不兼备，却能成就功业的，太少了。我虽然不聪明，但也读了不少前人的记载，只是不拘泥于章句罢了。既能文又能武，哥哥您何必为此担忧呢！”等到李雄要去并州的时候，隋文帝对他说：“我儿子经历的事情还不多，因为你兼具文武才能，我就不用担心北方了！”
两位王爷要是想做奢侈或者违法的事，王韶、元岩就不遵从他们的命令，有时候甚至把自己锁起来，或者推开门直言劝谏。两位王爷很害怕他们，每件事都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再去做，不敢违反规定。隋文帝听说后，对王韶和元岩进行了奖赏。
又任命秦王杨俊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统领关东的军队。
癸亥日，任命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封绥远公。始兴王叔陵家里堆积如山的金银绸缎，都赏赐给了萧摩诃。任命司马申为中书通事舍人。
乙丑日，尊奉皇后为皇太后。当时陈后主受伤生病，躺在承香殿，不能处理政事。太后住在柏梁殿，百官的事务都由太后决定，等陈后主伤好后，太后才把政权交还给后主。
丁卯日，封皇弟叔重为始兴王，让他供奉始兴昭烈王的祭祀。
隋朝的元景山从汉口出兵，派上开府仪同三司邓孝儒率领四千士兵攻打甑山。陈朝镇将军陆纶率领水军去救援，被邓孝儒打败；涢口、甑山、沌阳的守将都弃城逃跑。戊辰日，陈朝派使者向隋朝求和，归还了胡墅。
己巳日，陈后主立妃子沈氏为皇后。辛未日，封皇弟叔俨为寻阳王，叔慎为岳阳王，叔达为义阳王，叔能为巴山王，叔虞为武昌王。隋朝的高颎上奏说，按照礼制，不应该在敌国大丧的时候进攻；二月己丑日，隋文帝下诏让高颎等人班师回朝。
三月己巳日，任命尚书左仆射晋安王陈伯恭为湘州刺史，永阳王陈伯智为尚书仆射。
夏天，四月庚寅日，隋朝大将军韩僧寿在鸡头山打败突厥，上柱国李充在河北山打败突厥。
丙申日，陈后主立皇子永康公陈胤为太子。陈胤是孙姬的儿子，沈皇后把他收养当作自己的儿子。
五月己未日，高宝宁勾结突厥入侵隋朝的平州，突厥出动了五个可汗手下的四十万弓箭手，进入长城以内。
壬戌日，隋朝的任穆公于翼去世。
甲子日，隋朝把传国玺改名为“受命玺”。
六月甲申日，隋朝派使者来陈朝吊唁。
乙酉日，隋朝的上柱国李光在马邑打败突厥。突厥又入侵兰州，凉州总管贺娄子干在可洛峐把突厥打败。
隋文帝嫌弃长安城的规模狭小，而且宫里还经常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纳言苏威劝隋文帝迁都，隋文帝因为刚登基，觉得这事儿不太好办；晚上，他就和苏威以及高颎一起商量。第二天早上，通直散骑庾季才上奏说：“我抬头观察天象，低头查看地图和记录，觉得一定会有迁都这件事。而且汉朝建造这座长安城，到现在快八百年了，城里的水都又咸又涩，不太适合人居住。希望陛下顺应天意民心，考虑迁都。”隋文帝很惊讶，对高颎、苏威说：“这简直像神了！”太师李穆也上表请求迁都。隋文帝看了奏表后说：“天道神明，已经有了征兆；太师是众望所归的人，也提出这个请求；看来没什么不可以的了。”丙申日，下诏让高颎等人在龙首山建造新的都城。因为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心思巧妙，就让他担任营建新都的副监。宇文恺是宇文忻的弟弟。
秋天，七月辛未日，陈后主大赦天下。
九月丙午日，陈后主在太极殿举行无碍大会，还舍出自身、车马、衣服等。又一次大赦天下。
丙午日，任命长沙王叔坚为司空，将军和刺史的职务照旧。
冬天，十月癸酉日，隋朝太子杨勇在咸阳屯兵，防备突厥。
十二月丙子日，隋朝把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乙酉日，隋朝派沁源公虞庆则在弘化屯兵，防备突厥。
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领两千士兵，在周盘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遭遇，沙钵略率领十多万人，隋军将士非常害怕。达奚长儒神色激昂，一边战斗一边行军，军队被突厥冲击得七零八落，但很快又聚集起来，从四面顽强抵抗。辗转战斗了三天，白天黑夜一共打了十四仗，各种兵器都用光了。士兵们就用拳头和敌人搏斗，手都露出了骨头，杀伤了数以万计的敌人。突厥的士气渐渐衰落，于是解围退去。达奚长儒身上受了五处伤，其中有两处伤贯穿身体；他的战士死伤的有十分之八九。隋文帝下诏任命达奚长儒为上柱国，剩余的功勋转授给达奚长儒的一个儿子。
当时柱国冯昱屯兵在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镇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兵幽州，都被突厥打败。于是突厥放纵军队从木硖、石门两条路入侵，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牲畜都被抢光了。
沙钵略还想继续向南进军，达头可汗不同意，带着自己的军队离开了。长孙晟又劝说沙钵略的儿子染干，让他骗沙钵略说：“铁勒等部落反叛了，打算袭击您的牙帐。”沙钵略害怕了，带兵退回塞外。
隋文帝即位后，对待后梁主，恩情和礼遇更加优厚。这一年，隋文帝让晋王杨广娶了后梁主的女儿为晋王妃，又想让后梁主的儿子萧瑒娶兰陵公主。因此撤销了江陵总管，后梁主这才能够独立掌管自己的国家。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于公元582年陈、隋两国的关键事件，既展现了南北朝末期政权更迭的动荡，也暗藏着统一趋势的伏笔，其中的历史细节与人物选择，至今仍有值得回味的深意。
陈朝的宫廷喋血：权力真空下的致命冲动
陈宣帝去世后的仓促政变，是陈朝由衰转危的标志性事件。始兴王叔陵的野心并非无迹可寻——早在侍疾时就磨利药刀，暴露其蓄谋已久。但这场政变的粗糙与仓促，更显陈朝宗室内部的脆弱：他的部下拿错武器（木剑而非真剑），招募兵丁时“诸王将帅莫有至者”，最终仅率千人困守东府，足见其人心尽失。
而政变的平定，依赖于多重偶然与必然：长沙王叔坚的警觉、乳媪吴氏的掣肘、太子（陈后主）的挣扎，更关键是萧摩诃的倒向——这位将领拒绝叔陵的利诱，斩杀其使者以明志，成为压垮政变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内耗极大削弱了本就虚弱的陈朝：宗室相残暴露了统治集团的分裂，陈后主即位时身带刀伤，初期依赖太后临朝，政权稳定性已大打折扣。此时的陈朝，如同风中之烛，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埋下隐患。
隋朝的布局：从边疆到新都
与陈朝的混乱形成对比的是，隋文帝杨坚在建国初期的一系列举措，尽显其治国远见。
--地方控制的智慧：吸取北周“孤弱而亡”的教训，让晋王杨广、蜀王杨秀分掌河北、西南道行台，却不任其专断——选派王韶、元岩等“骨鲠”之臣辅佐，甚至允许大臣“自锁切谏”，既放权于子弟镇守要地，又以贤臣制衡，避免了宗室专权的风险。这种“放得开、收得住”的制度设计，为隋朝巩固统治奠定了基础。
--边疆对抗的韧性：面对突厥四十万大军的入侵，隋朝展现了顽强的军事抵抗。达奚长儒以两千兵力对抗十万突厥军，“转斗三日，手皆骨见”，最终击退敌军，虽代价惨重，却守住了边防底线；韩僧寿、李充等将领分路迎击，虽有败绩（如冯昱、叱列长叉之败），但整体上遏制了突厥的南下势头。更关键的是，长孙晟以离间计（诈称“铁勒反，欲袭牙帐”）分化突厥内部，体现了“以智取胜”的外交手腕，为后来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埋下伏笔。
--迁都的长远眼光：嫌长安“制度狭小、水皆咸卤”，决意迁都大兴城（今西安），看似是城市问题，实则是重塑王朝气象的战略决策。命宇文恺主持营建，既解决了旧都的局限，也通过新都规划强化了皇权象征，为隋朝成为大一统王朝搭建了空间框架。
南北互动与统一的伏笔
公元582年的南北关系，暗藏着统一的必然性。陈朝在政变后遣使向隋求和，归还胡墅；隋朝则以“礼不伐丧”为由班师，表面遵循传统伦理，实则是在稳固内部后再图南进。而隋朝对后梁的“恩礼弥厚”（纳其女为晋王妃、罢江陵总管），看似怀柔，实则是通过控制附属国削弱南朝势力，为日后灭陈扫清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人物观念的变化：李雄“文武不备而能成其功业者鲜矣”的言论，打破了“士大夫唯习章句”的传统，折射出乱世中“文武兼修”的实用主义思潮，这种观念也为隋朝整合文武资源、实现统一提供了思想基础。
结语
太建十四年（公元582年）是南北朝末期的关键节点：陈朝的内耗加速了其衰落，隋朝的制度建设与边疆经营则积蓄了统一的力量。陈后主的侥幸即位与隋文帝的深谋远虑，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的走向往往藏在这些细节中——一场失败的政变、一次成功的制衡、一个迁都的决定，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结局：三百年分裂的终结，即将由隋朝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