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因为公孙恭做人质的缘故留在洛阳。在公孙渊还没造反之前，公孙晃就多次上报公孙渊可能会叛变，希望朝廷能出兵讨伐公孙渊。等到公孙渊真的谋反，皇帝不忍心把公孙晃拉到闹市斩首，就想在狱中把他处死。廷尉高柔上书说：“我听说公孙晃之前多次主动汇报公孙渊要闹事的情况，虽说他也是叛贼的家属，但从他的本心来看，还是可以原谅的。以前孔子体谅司马牛的忧虑，祁奚为叔向的过错辩白，这都是过去被人称道的仁义之举。我觉得如果公孙晃真的事先说了那些话，就该饶他一命；要是他没说过，那就该在闹市斩首。现在呢，既不赦免他的性命，又不公开他的罪行，把他关在监狱里，让他自行了断，这样四方的人看到了，可能会对咱们的做法产生怀疑。”皇帝没听高柔的，最后还是派人送金屑给公孙晃和他的妻子儿女喝，还赐给他们棺材和衣服，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入殓安葬。
九月，吴国更改年号为赤乌。
吴国的步夫人去世了。当初，吴王孙权还是讨虏将军的时候，在吴郡娶了徐氏。太子孙登生母身份低贱，孙权就让徐氏抚养孙登。但徐氏爱嫉妒，所以不受孙权宠爱。孙权往西迁都之后，徐氏就留在了吴郡。而来自临淮的步夫人在后宫最得宠，孙权想立她为皇后，可大臣们商议后觉得应该立徐氏，孙权就这样犹豫了十几年。正好步夫人去世，大臣们上奏请求追赠步夫人皇后的印绶，而徐氏最终还是被废，死在了吴郡。
吴王孙权让中书郎吕壹负责审核各官府以及州郡的文书，吕壹就借此机会作威作福起来。他常常在法律条文中故意歪曲事实，巧妙地诋毁他人，排挤陷害无辜的人，还经常说大臣们的坏话，哪怕一点点小事都要汇报给孙权。太子孙登多次劝谏孙权，可孙权根本不听，大臣们也都不敢再提这事儿，对吕壹是又怕又恨，只能斜着眼睛看他。
吕壹诬陷已故江夏太守刁嘉诽谤国家政事，孙权一听就火了，把刁嘉抓起来关进监狱审问。当时和刁嘉一起在座的人都害怕吕壹，就都说听到刁嘉这么说了。只有侍中、北海人是仪说自己没听到，于是被反复质问了好几天，皇帝的旨意也越来越严厉，大臣们都吓得大气不敢出。是仪说：“现在刀锯都架在我脖子上了，我哪敢替刁嘉隐瞒，给自己招来灭族之祸，变成不忠的鬼魂啊！但要是说听到了，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吧。”是仪就如实回答问题，言辞坚定，毫不动摇，孙权最后就放了他，刁嘉也因此免罪。
上大将军陆逊和太常潘濬担心吕壹扰乱国家，每次说起这事，都忍不住流泪。吕壹向孙权报告丞相顾雍的过失，孙权很生气，就责备顾雍。黄门侍郎谢肱找机会问吕壹：“顾公的事怎么样啦？”吕壹说：“不怎么样。”谢肱又问：“要是顾公被免官，谁会接替他呢？”吕壹没回答。谢肱接着说：“该不会是潘太常接替吧？”吕壹过了好久才说：“你这话有点靠谱。”谢肱就吓唬他说：“潘太常对你可是恨得咬牙切齿，只是一直没机会说。要是他明天接替了顾公的位置，恐怕当天就会收拾你！”吕壹听了特别害怕，就不再追究顾雍的事了。
潘濬请求入朝，到了建业，他打算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极力劝谏孙权。到了之后，他听说太子孙登已经多次劝说孙权，但孙权都不听，潘濬就大摆宴席，请百官来参加，想在宴会上亲手杀了吕壹，自己承担后果，为国家除去这个祸患。吕壹偷偷知道了这个消息，就称病不去。西陵督步骘也上书说：“顾雍、陆逊、潘濬，一心想着为国家尽心尽力，连睡觉吃饭都不安稳，一门心思就想让国家安定，让百姓受益，制定长远的计划，他们真的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啊。应该对他们充分信任，不要让其他官员去监督他们负责的事务，考核他们的政绩。这三位大臣要是考虑不周到也就罢了，怎么可能会辜负主上呢！”
左将军朱据的部队应该领取三万缗钱，工匠王遂却骗领了这笔钱。吕壹怀疑是朱据实际拿了这笔钱，就拷问负责此事的人，结果这人被打死在杖下。朱据可怜他死得冤枉，就用厚棺材把他安葬了。吕壹又上奏说朱据的手下为他隐瞒实情，所以才厚葬。孙权多次责问朱据，朱据没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只能睡在草垫上等待处罚。过了几天，典军吏刘助发现了真相，说是王遂拿走了钱。孙权这才恍然大悟，说：“连朱据这样的人都被冤枉，更何况普通的官吏和百姓呢！”于是就彻底追查吕壹的罪行，还赏赐给刘助一百万钱。
丞相顾雍到廷尉处审理案件，吕壹作为囚犯来见他。顾雍脸色温和地询问他事情经过，临走的时候，又对吕壹说：“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想说的？”吕壹只是叩头，什么也没说。当时尚书郎怀叙当面辱骂吕壹，顾雍责备怀叙说：“官府有正式的法律，何必要这样呢！”有关部门上奏要判处吕壹死刑，有人觉得应该施以焚刑或车裂，用来彰显他是罪大恶极的人。孙权就此事询问中书令、会稽人阚泽，阚泽说：“在这么圣明的时代，不应该再有这种刑罚。”孙权听从了他的建议。
吕壹被处死之后，孙权派中书郎袁礼去向各位大将表示歉意，顺便询问当前政事应该改进和舍弃的地方。袁礼回来后，孙权又下诏责备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人说：“袁礼回来汇报说：‘我和子瑜（诸葛瑾）、子山（步骘）、义封（朱然）、定公（吕岱）见面，询问当前政事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他们都说自己不掌管民事，不肯轻易发表意见，都把问题推给伯言（陆逊）和承明（潘濬）。伯言和承明见到我后，流着泪诚恳地诉说，言辞十分辛苦，甚至表现出恐惧不安的样子。’我听了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也深刻地反思自己。为什么呢？只有圣人才能不犯错，明智的人才能看清自己。人的行为举止，怎么可能都恰到好处呢！可能是我自己做了什么伤害大家、拒绝众人意见的事，却没意识到，所以你们才会有顾虑和难处。不然的话，怎么会这样呢？我和你们共事，从年轻到现在，头发都变白了，自认为表里如一，公私分明，足以相互信任。我们之间虽然是君臣关系，但恩情就像骨肉亲情一样，荣华富贵、喜怒哀乐都共同分享。忠诚的人不隐藏实情，有智慧的人不会保留计策，事情有对有错，你们怎么能只在一旁观望呢！大家同坐一条船过河，还能跟谁换呢！齐桓公做了好事，管子没有不赞叹的；齐桓公犯了错，管子没有不劝谏的，要是劝谏没用，就一直劝下去。现在我自己反省，觉得我没有齐桓公那样的德行，可你们连一句劝谏的话都没说出口，还一直有顾虑。这么说来，我比齐桓公还是强点的，不知道你们跟管子比起来怎么样呢！”
冬天十一月壬午日，任命司空卫臻为司徒，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
十二月，蜀汉的蒋琬出兵驻扎在汉中。
乙丑日，皇帝生病。辛巳日，立郭夫人为皇后。
评论
这段史料宛如一幅三国中后期的政治风情画，曹魏的法与情之辩、东吴的宠信与权斗交织上演，既藏着权力运行的铁律，也写满人性在制度缝隙中的挣扎。透过文字，我们能清晰看到三国鼎立格局下，各国治理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
在曹魏的朝堂之上，公孙晃的命运成为了法理与人情角力的焦点。作为叛乱者公孙渊的兄长，他本应被株连处死，却因曾提前预警弟弟的反心，让魏明帝陷入了纠结。廷尉高柔的上疏堪称古代司法理性的闪光——他提出“原心定罪”的原则，以孔子、祁奚的典故论证动机的重要性，主张要么赦免要么公开处决，反对“闭着囹圄，使自引分”的模糊处理。这背后其实是古代司法“春秋决狱”传统与成文法的碰撞，高柔试图用“原心可恕”维护司法的正当性，而魏明帝最终选择“赐死宅中”的折中方案，既未完全违背法理，又用“棺衣殡敛”的礼遇保留了一丝人情，却也留下了“四方观国或疑此举”的隐患。这种权力对司法的微妙干预，揭示了帝制时代“法自君出”的本质困境。
东吴的故事则更具戏剧性，步夫人与徐氏的后位之争持续十余年，堪称帝王家事与朝堂政治的典型纠葛。孙权对步夫人的宠爱与群臣对徐氏“正统”地位的坚持形成拉锯，最终以步夫人死后追赠皇后、徐氏废死吴郡收场。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后宫博弈，本质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暗中角力——徐氏代表吴郡本地士族利益，步夫人则是孙权个人意志的体现，而孙权“依违者十余年”的态度，恰恰反映了东吴政权依赖江东士族又试图掌控权力的矛盾心态。
吕壹专权事件更是将东吴的政治危机推向高潮。一个中书郎凭借“典校文书”的职权，竟能“作威福，排陷无辜”，甚至让丞相顾雍遭诘责、重臣陆逊“每言之辄流涕”。这背后是孙权晚年对士族集团的猜忌与制衡——通过重用寒门出身的近臣，来监视功勋卓着的世家大臣。但权力一旦失控，便会反噬自身：刁嘉被诬案中，群臣“皆怖畏壹”，唯有是仪“据实答问，辞不倾移”，用生命扞卫了底线；潘濬欲“手刃杀壹”的极端之举，更凸显了朝臣对特务政治的绝望反抗。最终吕壹伏诛，看似是正义的胜利，实则暴露了东吴监察制度的致命缺陷——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只能依赖帝王的个人意志反复摇摆。
孙权在吕壹死后的“罪己诏”，堪称古代帝王自我批评的经典文本。他质问诸葛瑾、陆逊等重臣“谏诤未出于口”，以齐桓公与管仲的典故反思君臣关系，承认“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这番言辞恳切的自责，既有真情流露的反思，也暗含着对群臣“不肯便有所陈”的不满。但这种依赖道德感召的治理模式，终究无法弥补制度性的缺陷——当帝王个人猜忌取代制度约束，当特务政治凌驾于正常监察，东吴后期的政治颓势已在此时埋下伏笔。
纵观这段历史，曹魏的司法困境与东吴的权斗危机，本质上都是专制皇权下的治理难题。公孙晃之死揭示了“法外施恩”与“法理昭彰”的永恒矛盾，吕壹专权则展现了权力缺乏制约必然腐败的铁律，而孙权的后位之争与罪己诏，更暴露了帝王家事与国家政治的深度纠缠。这些历史片段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古代中国“人治”模式下，无论贤君与否，都难以摆脱的权力悖论——既需要依赖精英治理，又时刻提防精英分权；既渴望群臣直谏，又本能压制异见。
在三国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些看似琐碎的朝堂纷争，实则比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更能决定王朝的命运。当曹魏在法理与人情间艰难平衡，当东吴在宠信与猜忌中消耗元气，历史的天平已在悄然倾斜。而那些在权力漩涡中坚守底线的是仪、抗争到底的陆逊、理性建言的高柔，他们的选择与坚守，恰是黑暗政治中最珍贵的人性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