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六，从公元238年（戊午年）到公元245年（乙丑年），共八年。
景初二年，也就是公元238 年，农历戊午年：
春天正月，皇帝把司马懿从长安召过来，让他带领四万大军去征讨辽东。大臣们讨论的时候，有人觉得四万兵力太多，军费开支太大，不好供应。皇帝说：“要去四千里远的地方打仗，虽说要用奇招，但也得靠实力，不能太计较那点军费。”皇帝又问司马懿：“公孙渊会用什么计策对付你呢？”司马懿回答说：“公孙渊要是放弃城池提前逃跑，这是上策；凭借辽东抵抗大军，这是中等计策；死守襄平，那他就等着被活捉吧。”皇帝又问：“那他会选哪种呢？”司马懿说：“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才能准确衡量敌我形势，从而提前做出取舍。公孙渊没这本事，他又觉得咱们这次去辽东，路途遥远，孤军深入，肯定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他肯定会先在辽水抵抗，然后退守襄平。”皇帝接着问：“来回得多久呢？”司马懿说：“去程一百天，攻城一百天，返程一百天，再用六十天休息，这样算下来，一年时间就够了。”
公孙渊听说这事儿后，又赶紧派使者向吴国称臣，请求吴国救援。吴国人一开始想把使者杀了，羊道说：“不行啊，这么做就是逞匹夫之怒，而放弃称霸天下的大计。不如好好款待使者，然后派奇兵偷偷过去，看看能不能捞点好处。要是魏国攻打辽东没成功，咱们大军赶过去，这就能和远方的夷人结下恩情，大义之举传遍万里；要是魏、辽双方僵持不下，首尾分离，那咱们就趁机攻占辽东附近的郡县，抢些东西回来，也算是替天行道，报以前的仇了。”吴王孙权说：“好主意！”于是就大规模整顿军队，然后对公孙渊的使者说：“你先等着，我们后续会有安排，肯定会按约定出兵，和你家主公同甘共苦。”又说：“司马懿打仗所向无前，我们真为你家主公担心啊。”
皇帝问护军将军蒋济：“孙权会去救辽东吗？”蒋济说：“他知道我们这边防备已经很严密，捞不到什么好处。深入救援吧，他没那实力；浅尝辄止地来一下，又白跑一趟，没什么收获。孙权就算自己的子弟有危险，可能都不会轻易行动，何况公孙渊是别的地方的人，再加上之前他们之间还有过节。现在孙权对外宣称要救援，不过是迷惑使者，让我们起疑心。要是我们攻不下辽东，他就希望公孙渊能低头归顺他。但沓渚离辽东还挺远的，如果我们大军和公孙渊僵持不下，事情不能很快解决，孙权那小心思，说不定会派轻兵过来偷袭，这也不好说。”
皇帝又问吏部尚书卢毓：“谁能当司徒呢？”卢毓推荐了隐士管宁。皇帝没采纳，又问还有谁合适，卢毓回答说：“论敦厚老实、品行高尚，太中大夫韩暨可以；论光明正直、清正廉洁，司隶校尉崔林可以；论坚守正道、品德纯粹，太常常林可以。”二月癸卯日，任命韩暨为司徒。
蜀汉这边，后主立了张皇后，她是之前那位张皇后的妹妹。又封王贵人的儿子刘璿为皇太子，刘瑶为安定王。大司农、河南人孟光向秘书郎郤正打听太子读书和性格爱好方面的事，郤正说：“太子侍奉双亲虔诚恭敬，早晚都不懈怠，有古代世子的风范；接待群臣，言行举止都很仁爱宽厚。”孟光说：“像你说的这些，普通人家都能做到。我现在想问的，是想知道他的权谋韬略、智慧才思怎么样。”郤正说：“作为世子，重要的是继承父志，让父亲开心，不能随便乱做主张。智慧才思藏在心里，权谋韬略根据时机发挥，有没有这些，哪能提前知道呢！”孟光知道郤正说话谨慎，不会随便乱说，就说：“我这人喜欢直言，不喜欢绕圈子。如今天下还没平定，智慧谋略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智慧谋略这东西是天生的，勉强不来。太子读书，难道要像我们这样拼命多学知识，等着别人来问，就像博士考试一样只为了拿个爵位吗！应该先学那些最紧要的。”郤正觉得孟光说得很对。郤正，是郤俭的孙子。
吴国开始铸造面值当千的大钱。
夏天四月庚子日，南乡恭侯韩暨去世。
庚戌日，宣布大赦天下。
六月，司马懿的大军到了辽东，公孙渊派大将军卑衍、杨祚率领几万步兵、骑兵驻扎在辽隧，挖了二十多里长的壕沟围起来。将领们都想进攻，司马懿说：“敌人坚守营垒，就是想拖垮我们的军队，现在进攻，正好中了他们的计。而且敌人主力都在这儿，他们老巢肯定空虚。咱们直接杀到襄平，肯定能打败他们。”于是，司马懿就多插旗帜，假装要从南边进攻，卑衍他们赶紧把精锐部队调到南边。司马懿却悄悄渡过济水，从北边杀过去，直奔襄平。卑衍他们吓坏了，连夜带兵逃跑。魏军继续前进到首山，公孙渊又派卑衍等人迎战，司马懿出击，把他们打得大败，接着就包围了襄平。
秋天七月，下起了大暴雨，辽水猛涨，运粮船直接从辽口开到了襄平城下。雨下了一个多月还不停，平地积水都有好几尺深。魏军将士们都很害怕，想转移营地，司马懿下令：“谁敢说转移营地，斩！”都督令史张静违反命令，被斩首，军心这才安定下来。敌人仗着发大水，还像平常一样出去砍柴放牧，将领们想趁机去抢，司马懿都不同意。司马陈珪说：“以前攻打上庸，八路人马一起进攻，昼夜不停，所以十几天就攻下了坚固的城池，杀了孟达。现在咱们大老远跑来，却这么慢悠悠的，我实在不理解。”司马懿说：“孟达兵力少，但粮食够吃一年，我们将士人数是孟达的四倍，可粮食却支撑不了一个月。用一个月的时间对付一年的储备，能不赶紧进攻吗！四倍兵力打一倍，就算损失一半兵力能取胜，也得这么干，所以当时根本顾不上死伤多少，就是跟粮食赛跑。现在情况不一样，敌人多我们人少，敌人缺粮我们吃饱饭，又赶上这么大的雨，根本没法展开行动，就算想加快进攻，又能怎样呢！从京城出发的时候，我就不怕敌人进攻，就怕他们逃跑。现在敌人粮食快吃完了，但我们的包围圈还没完全合拢，要是去抢他们的牛马，截断他们砍柴的路，这不是逼他们逃跑嘛。打仗讲究的是灵活多变，敌人人多又赶上大雨，所以就算又饿又困，也不会轻易投降，我们得装作没什么办法的样子，让他们安心。为了一点小利益去惊动他们，这可不是好办法。”
朝廷听说军队遇到大雨，都想撤兵。皇帝说：“司马懿能临危应变，活捉公孙渊指日可待。”雨停之后，司马懿就全面合围，堆起土山，挖地道，准备好各种攻城器械，日夜攻打，箭和石块像下雨一样。公孙渊被困得不行，粮食也没了，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死了好多人，他的将领杨祚等人投降。八月，公孙渊派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求司马懿解围退兵，说他们君臣愿意反绑双手投降。司马懿下令把这两人斩了，然后发檄文告诉公孙渊：“楚国和郑国都是独立的国家，郑伯投降的时候还袒露上身，牵着羊去迎接楚王。我是天子任命的上公，王建他们却让我解围退兵，这合乎礼节吗！这两人年纪大了，传话都传不清楚，已经替你把他们斩了。要是你还有别的想法，可以再派年轻又有决断力的人来！”公孙渊又派侍中卫演来，请求定个日期送儿子做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军事上有五个要点：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守，不能守就跑；剩下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死。你家主公不肯反绑双手投降，这就是决心找死了，没必要送人质！”壬午日，襄平城被攻破，公孙渊和儿子公孙修带着几百骑兵往东南方向突围逃跑，魏军紧追不舍，在梁水边上把公孙渊父子斩杀。司马懿进城后，杀了公孙渊手下公卿以下官员以及士兵百姓七千多人，把尸体堆起来封土做成京观。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个郡都被平定。公孙渊准备造反的时候，将军纶直、贾范等人苦苦劝阻，都被公孙渊杀了，司马懿就给纶直等人修墓，表彰他们的后代，还释放了公孙渊叔父公孙恭。中原地区的人想回故乡的，都听任他们回去。之后司马懿就班师回朝了。
评论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的辽东之战，是三国后期曹魏与辽东公孙渊集团的决定性较量，这段史料不仅记录了一场军事行动的全过程，更折射出三国时代政治博弈的复杂性、战略决策的智慧与局限，以及乱世中人性的多面性。
战略决策：帝王与将帅的格局较量
魏明帝曹叡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展现了一位成熟统治者的战略眼光。当群臣质疑四万兵力耗费过巨时，他以“四千里征伐不当稍计役费”的判断，直指远程作战的核心逻辑——战争的胜负远重于短期成本。这种不计局部消耗、追求战略目标的魄力，为战役胜利奠定了基调。而他与司马懿的战前对话，更体现了君臣间的深度默契：司马懿精准预判公孙渊“拒辽水、守襄平”的中策，曹叡则以“一年足矣”的时间规划给予完全信任。这种“君主不疑、将帅善谋”的决策模式，成为曹魏获胜的关键前提。
相比之下，公孙渊的战略选择暴露了其格局局限。面对曹魏大军，他既未采纳“弃城预走”的上策，又不能坚守辽东全域，最终困守襄平坐以待毙。更致命的是其外交投机——向吴国称臣求救却缺乏诚意，既激怒曹魏又未获吴国真心支持，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这种首鼠两端的权谋，恰是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悲剧性写照。
外交博弈：东吴的投机与曹魏的洞察
东吴在辽东问题上的态度，堪称三国时代“外交利己主义”的典型案例。羊衜提出的“厚待来使、虚张声势”策略，本质是将公孙渊作为牵制曹魏的棋子：胜则“恩结遐夷”，败则“虏其傍郡”，始终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孙权表面承诺“与弟同休戚”，实则“外扬声援、内谋浅袭”的虚伪操作，被蒋济一眼看穿——“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异域之人”，精准揭示了东吴外交的实用主义本质。
蒋济对局势的分析尤为深刻：他既预判孙权“深入非力所及，浅入劳而无获”的现实困境，又警惕“大军相守不决时轻兵掩袭”的潜在风险，展现了顶级谋士的全局视野。这种对对手心理、实力、动机的多维研判，成为曹魏应对外部干扰的决策依据。
人事与制度：曹魏的人才选拔逻辑
曹叡与卢毓关于司徒人选的对话，暗藏曹魏的用人导向。卢毓推荐“处士管宁”却未被采纳，反映出乱世中“经世致用”对“隐逸高德”的优先选择；而最终选用“敦笃至行”的韩暨，则体现曹魏“重实务、轻虚名”的官僚选拔标准。卢毓提出的“敦笃、亮直、贞固”三大标准，既继承了儒家“德行为先”的传统，又融入了乱世对“务实能力”的现实需求，构成曹魏人才制度的核心逻辑。
军事智慧：司马懿的临机决断
司马懿在辽东之战中展现的军事才能，堪称古代“因势制变”的典范。面对公孙渊“坚壁辽隧”的部署，他以“多张旗帜佯攻南线、潜师北渡直取襄平”的迂回战术，破解敌军拖延企图；遭遇“霖雨月馀、平地数尺”的困境时，他力排众议“斩妄言徙营者以安军心”，展现非凡定力；对“孟达之速”与“公孙渊之缓”的不同应对，更体现其“量敌用兵”的深刻洞察——“贼众我寡、贼饥我饱，当示无能以安之”，将心理战与实战完美结合。
破城后的“诛公卿以下七千馀人、筑为京观”，则暴露了封建战争的残酷性。这种“屠城立威”的震慑策略，虽巩固了曹魏对辽东的统治，却也留下“虐杀降众”的历史争议，反映出乱世中“威服”与“德化”的矛盾抉择。
历史启示：乱世生存的底层逻辑
这段史料揭示的多重智慧，至今仍具启示意义：战略决策需兼顾目标与成本的平衡，而非单纯计较短期消耗；外交博弈的核心是实力与利益的精准计算，而非表面承诺；人才选拔应适配现实需求，在品德与能力间寻找动态平衡；军事行动必须因势制变，既要有既定方略，更需保留临机调整的弹性。
从公孙渊的败亡到司马懿的胜利，从孙权的投机到曹叡的决断，景初二年的辽东之战不仅是一场军事征服，更是三国时代政治、军事、外交、人才制度的集中展演，为我们理解乱世中的权力博弈与生存法则提供了生动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