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丙午年）
春天，正月辛卯初一，发生了日食。皇帝下诏让公卿和各郡国举荐最孝顺的人。太常赵典举荐的荀爽在对策中说：“以前圣人制定符合天地规律的准则，这就是礼，在众多礼仪中，婚礼是最重要的。男子阳气纯正能够施予，女子柔顺能够孕育，用礼来配合乐，调节阴阳之气，所以能带来子孙繁盛的吉祥，获得长寿的福气。到了夏、商、周三代末期，人们放纵情欲没有节制，在上阳气耗尽，在下阴气阻隔，所以周公告诫说：‘这样下去很少有人能长寿。’《左传》说：‘砍断脚趾去适应鞋子，谁说这样的人愚蠢呢，和这种人一样，追逐欲望而丧失生命。’实在令人痛心啊。我听说后宫有采女五六千人，还有众多侍从、宫女，白白让无辜百姓纳税，来供养这些对国家没有实际用处的女子，百姓在外面穷困潦倒，朝廷内部阴阳失调，所以触动了和谐之气，灾异频繁出现。我认为那些还没被皇帝宠幸过的女子，都应该遣送出宫，让她们成婚，这才是国家的大福啊。”皇帝下诏任命荀爽为郎中。此时，司隶和豫州发生饥荒，死了十分之四五的人，甚至有的家庭全部死光。
皇帝下诏征召张奂担任大司农，又让皇甫规代替他担任度辽将军。皇甫规觉得自己接连担任重要职位，想退下来回避，多次称病上书，皇帝都没答应。正好他有个朋友去世，皇甫规越过边界去迎接灵柩，然后让门客偷偷告诉并州刺史胡芳，说皇甫规擅自远离军营，应该赶紧上奏弹劾。胡芳说：“威明（皇甫规字威明）是想避开官场，所以才故意刺激我。我应该为朝廷爱惜人才，怎么能帮他实现这个想法呢！”于是就没有追究。
夏天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等地的黄河水变清了。
司徒许栩被免职；五月，任命太常胡广为司徒。
庚午日，皇帝亲自在濯龙宫祭祀老子，用有花纹的毛毡装饰祭坛，使用纯金镶边的器具，设置华盖座位，演奏祭祀上天的音乐。
鲜卑听说张奂离开了，就联合南匈奴和乌桓一起反叛。六月，南匈奴、乌桓、鲜卑分几路侵入边塞，劫掠边境的九个郡。秋天七月，鲜卑又进入边塞，引诱东羌一起结盟立誓。于是上郡的沈氐、安定的先零等部落一起侵犯武威、张掖，边境地区深受其害。皇帝下诏再次任命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的俸禄来督管幽州、并州、凉州以及度辽、乌桓两个军营，同时考察刺史和郡守的能力。
当初，皇帝还是蠡吾侯的时候，曾跟随甘陵的周福学习，等到即位后，就提拔周福为尚书。当时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中很有名望，乡里人为此编了歌谣说：“天下的规矩，要数房伯武（房植字伯武）；因为老师而获得官印，那是周仲进（周福字仲进）。”两家的门客互相讥讽猜测，于是各自树立朋党，逐渐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从此甘陵有了南北部之分，党人的说法也由此开始。汝南太守宗资任用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任用岑晊为功曹，都全心全意信任他们，让他们表扬好人、纠正错误，整顿朝廷和官府的风气。范滂性格刚直，嫉恶如仇。范滂的外甥李颂，一向品行不端，中常侍唐衡把他托付给宗资，宗资就任用他为官吏；范滂却把这件事搁置不办，不召见李颂。宗资为此迁怒他人，鞭打书佐朱零，朱零仰头说：“范滂公正的裁决，我今天宁愿被打死，也不能违背范滂的决定。”宗资这才罢休。郡中中等地位以下的人，没有不怨恨范滂的。于是两郡流传歌谣说：“汝南太守是范孟博（范滂字孟博），南阳宗资只负责画诺（签字批准）；南阳太守是岑公孝（岑晊字公孝），弘农成瑨只是坐着发号施令。”
太学里有三万多学生，郭泰和颍川的贾彪是他们中的领袖，他们与李膺、陈蕃、王畅相互推崇敬重。太学里流传着这样的话：“天下的楷模，是李元礼（李膺字元礼）；不畏强权，是陈仲举（陈蕃字仲举）；天下的优秀人才，是王叔茂（王畅字叔茂）。”于是朝廷内外都跟着这种风气，竞相以评价人物的好坏为时尚，从公卿以下，没有人不害怕他们的批评，都急忙去拜访他们。
宛城有个富商叫张泛，他和后宫有亲戚关系，又擅长雕刻精美的玩物，经常贿赂宫中的宦官，因此获得了显赫的地位，仗势横行霸道。岑晊和贼曹史张牧劝说成瑨抓捕张泛等人，不久后遇到大赦；但成瑨还是把他们杀了，并且逮捕了他们的宗族和门客，杀了二百多人，之后才上奏报告这件事。小黄门晋阳人赵津，贪婪蛮横、肆意妄为，是当地一县的大祸害。太原太守平原人刘瓆派郡吏王允去抓捕他，也是在大赦之后把他杀了。于是中常侍侯览让张泛的妻子上书喊冤，宦官们趁机诬陷成瑨和刘瓆。皇帝大怒，征召成瑨和刘瓆，把他们都关进监狱。有关部门迎合皇帝的旨意，上奏说成瑨和刘瓆罪当斩首示众。
山阳太守翟超任用同郡的张俭为东部督邮。侯览家在防东，他残害百姓。侯览母亲去世回家，大肆修建坟墓。张俭上奏弹劾侯览的罪行，但侯览派人拦截奏章，最终奏章没能呈上去。张俭就毁掉侯览的坟墓和住宅，没收他的财产，详细上奏他的罪状，还是没有得到回应。徐璜哥哥的儿子徐宣担任下邳县令，暴虐程度更加厉害。他曾经想娶已故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没得到同意，就带着官吏和士兵到李暠家，把他女儿抢走，还当儿戏一样将其射死。东海相汝南人黄浮听说后，把徐宣的家属全部抓起来，不论老少，都进行拷问。下属们坚决劝阻，黄浮说：“徐宣是国家的贼子，今天杀了他，明天我就算因此获罪而死，也死而无憾了！”当即判徐宣死罪并斩首示众，还把他的尸体暴露在外。于是宦官们向皇帝哭诉喊冤，皇帝大怒，翟超和黄浮都被判髡刑（剃去头发）和钳刑（用铁圈束颈），被送到右校署服劳役。
太尉陈蕃和司空刘茂一起进谏，请求赦免成瑨、刘瓆、翟超、黄浮等人的罪行；皇帝不高兴。有关部门弹劾他们，刘茂不敢再说话。陈蕃就独自上疏说：“如今贼寇在边境，这就像是四肢的疾病；而朝廷内部政治不清明，才是心腹大患。我睡觉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实在是担忧陛下身边的小人一天天亲近，忠言却一天天疏远，内部的隐患逐渐积累，外部的灾难也越来越严重。陛下从列侯越级继承皇位，就算是普通小户人家，有百万家产，子孙们还会为失去祖业而感到羞愧，何况陛下拥有天下，这是从先帝那里继承来的，怎么能懈怠轻视呢！就算陛下不爱惜自己，难道不考虑先帝得天下的辛苦吗！以前梁氏五侯，毒害遍布全国，上天启发陛下的圣意，将他们收捕并处死。天下人都希望从此能稍微太平一些；可前车之鉴还不远，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而现在皇帝身边的近臣又相互勾结，权势越来越大。小黄门赵津、大奸商张泛等人，肆意贪污暴虐，谄媚陛下身边的人。前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将他们惩治诛杀，虽说大赦之后不应该再杀人，但推究他们的本意，是为了除去坏人，陛下又何必如此愤怒呢！然而小人的势力越来越大，迷惑了陛下的听闻，使得陛下大发雷霆，一定要施加刑罚，这已经过分了，更何况还要处以重刑甚至斩首呢！还有，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守法，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翟超没收侯览的财物，黄浮惩处徐宣的罪行，他们却都遭受刑罚，没有得到赦免宽恕。侯览横行霸道，没收他的财产已经是万幸；徐宣犯下如此罪行，死有余辜。以前丞相申屠嘉召来邓通并责备他，洛阳令董宣羞辱公主，汉文帝为邓通求情，汉光武帝给董宣重赏，没听说这两位大臣因为自行处置而被诛杀。如今陛下身边的这些小人，生怕他们的同类受到伤害，胡乱编造罪名，导致这些官员遭受刑罚。听到我这样说，他们肯定又会哭着向陛下诉说。陛下应该坚决杜绝身边近臣干预朝政的根源，引进尚书台等朝廷官员，选拔清廉高洁的人，斥退奸佞邪恶之徒。这样的话，上能使天气和顺，下能使大地融洽，吉祥的征兆还会远吗！”皇帝没有采纳。宦官因此更加痛恨陈蕃，陈蕃有关选举、奏议等事情，总是被皇帝下诏驳回，他的长史以下官员很多都被治罪，只是因为陈蕃是有名的大臣，宦官才不敢加害他。
评论
这段关于延熹九年的记载，是东汉“党锢之祸”爆发的前奏。字里行间弥漫着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激烈碰撞，也暗藏着王朝崩溃前的种种征兆，其背后的权力博弈与人性挣扎，至今仍发人深省。
“党争”的起点：从“乡谣”到“阵营”的撕裂
甘陵南北部的对立，看似源于周福与房植的私人恩怨，实则是东汉末年“士庶分化”的缩影。乡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的传播，本质是对“靠关系上位”与“凭德行立足”两种价值观的公开站队。当两家宾客“互相讥揣”并“各树朋徒”，一场由地方延伸至中央的阵营对抗已悄然拉开序幕。
这种撕裂在汝南、南阳等地进一步发酵。范滂拒绝为中常侍唐衡的关系户李颂安排职位，岑晊协助成瑨严惩宦官党羽张泛，表面是“褒善纠违”的吏治整顿，实则是士大夫集团对宦官势力的正面反击。而“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的民谣，既彰显了清流官员的威望，也暴露了他们“以私党行公义”的争议——当“党同伐异”成为常态，朝堂便不再有是非，只剩立场。
太学的“清议”：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局限
三万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核心，与李膺、陈蕃等形成“更相褒重”的舆论场，创造出“天下模楷李元礼”等评语，本质是试图以“清议”重塑政治伦理。这种“臧否人物”的传统，本是士大夫监督权力的武器，却在汉末演变为“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的舆论霸权——当知识分子的批评权异化为“道德绑架”，其初心便容易被权力斗争裹挟。
太学的局限性在后续事件中暴露无遗：他们推崇的陈蕃虽敢直谏，却无力改变皇帝对宦官的偏袒；他们敬仰的李膺虽能“破柱取奸”，却难逃“党锢”的命运。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皇权与宦官的绝对权力面前，“清议”的锋芒再锐，也不过是纸上谈兵；没有制度性保障，知识分子的理想终究是空中楼阁。
“赦后杀人”的抗争：以“违法”对抗“法外特权”
成瑨诛杀张泛、刘瓆诛杀赵津、黄浮诛杀徐宣，三件“赦后杀人”事件，是士大夫集团的“极端反抗”。张泛靠贿赂宦官得势“用势纵横”，赵津“贪横放恣”成为“县巨患”，徐宣“戏射杀”太守之女，这些恶行本应依法严惩，却因宦官庇护而逍遥法外。成瑨等人的“先斩后奏”，本质是以“程序违法”对抗“制度性不公”，是对“法律只约束小民，不惩戒权贵”的绝望反击。
然而，这种抗争的代价是惨重的。宦官集团借“违赦杀人”为由反扑，成瑨、刘瓆被判弃市，翟超、黄浮遭髡钳之刑，连求情的陈蕃也险遭牵连。这印证了权力斗争的残酷逻辑：当规则本身已被权力污染，任何“以暴制暴”的反抗，最终只会给对手留下更多迫害的借口。
陈蕃的“最后谏言”：理想主义者的徒劳
陈蕃的上疏堪称汉末士大夫的“血泪控诉”。他点出“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的核心矛盾，痛斥皇帝“懈怠自轻”“不念先帝勤苦”，甚至以梁冀五侯的覆灭警示宦官专权的危害。这份奏疏字字泣血，却只换来皇帝的“不悦”——当最高统治者已沦为宦官的傀儡，再恳切的忠言也只是对牛弹琴。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陈蕃以“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折辱公主”的典故为成瑨等人辩护，却忘了这些先例的前提是皇帝尚有良知。而桓帝对宦官的纵容，早已超越“昏庸”的范畴，成为“与民为敌”的帮凶。陈蕃的坚持越执着，越反衬出理想主义在黑暗现实中的无力。
灾异与民生：被忽视的“亡国预警”
正月日食、司隶豫州饥荒“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河水变清等现象，在汉代被视为“上天示警”。荀爽借日食上书，直指“后宫采女五六千人”导致“阴阳隔塞”“灾异屡臻”，建议释放宫女以“丰子孙之祥”，看似迂腐，实则是对“皇权奢靡”的委婉批评。
然而，皇帝的回应只是“诏拜郎中”的敷衍，对饥荒的漠视更暴露了统治集团的冷血。当“百姓穷困于外”与“后宫空赋不辜之民”形成鲜明对比，当边疆“鲜卑寇边”与内地“民变四起”同时爆发，整个王朝已如“累卵”，而掌权者仍在为私欲争斗——这或许是比“党争”更致命的亡国之因。
结语：乱世的前奏与人性的镜子
延熹九年的种种事件，已为“党锢之祸”埋下伏笔。士大夫的抗争越激烈，宦官的反扑越疯狂，皇帝的偏袒越明显，最终将整个社会拖入“非此即彼”的撕裂深渊。范滂、李膺等人的“刚直”，陈蕃、郭泰等人的“坚守”，虽在历史上留下“风骨”之名，却未能阻止东汉的崩塌——这提醒我们：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清流”的锋芒，也需要“包容”的空间；既需要“批评”的勇气，也需要“妥协”的智慧。
而那些被忽视的饥荒死者、被践踏的法律尊严、被异化的舆论力量，才是这段历史最沉重的注脚：当权力失去约束，道德沦为工具，民生被视为草芥，任何盛世的余晖，都终将被乱世的尘埃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