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士兵朱盖等人叛变，和桂阳的贼寇胡兰等人又去攻打桂阳，太守任胤吓得弃城逃跑，贼寇的人数一下子就发展到好几万。接着他们又转头攻打零陵，零陵太守下邳人陈球坚决守城抵抗。零陵地势低洼潮湿，城墙是用木头搭建的，郡里的人都很恐慌。有属官劝陈球把家人送走避难，陈球生气地说：“我身为太守，手持国家的虎符，负责治理一个地方，怎么能只顾老婆孩子，而损害国家的威严呢！谁再提这事，就斩首！”于是他把大木头做成类似弓弩的东西，把带羽毛的长矛当作箭，用机关发射，杀伤了不少贼寇。贼寇引来水流灌城，陈球就利用城内的地势，反过来放水淹贼寇，双方僵持了十多天，贼寇始终攻不下城。这时度尚被召回京城，皇帝下诏让度尚担任中郎将，率领两万多步兵和骑兵去救援陈球，还征调各郡的兵力一起讨伐贼寇，把贼寇打得大败，斩杀了胡兰等人，砍下三千多颗首级，之后又让度尚继续担任荆州刺史。苍梧太守张叙被贼寇抓住，和任胤一起被召回京城斩首示众。胡兰的残余党羽向南逃到苍梧，交趾刺史张磐把他们打败了，这些贼寇又逃回荆州境内。度尚害怕这事给自己带来麻烦，就谎报说苍梧的贼寇进入了荆州地界，于是朝廷把张磐召回关进廷尉大牢。案子还没审清，正好赶上大赦，张磐被赦免。但张磐却不肯出狱，反而把符节抓得更紧了。狱吏问他：“皇恩浩荡，您怎么还不出去呢？”张磐说：“我身为一方长官，被度尚冤枉，才关进监狱。事情有真有假，法律有对有错，我确实是无辜的，赦免也洗刷不了我的冤屈。如果我就这样忍气吞声地出去，那我一辈子都要遭受被冤枉的耻辱，活着是被人看不起的官吏，死了也是个憋屈的鬼。请求把度尚传来廷尉，当面对质，才能分清是非真假。如果不把度尚召来，我就死在这监狱里，绝不出狱，不能白白受这冤枉气！”廷尉把张磐的情况上奏，皇帝下诏把度尚召来，度尚到了廷尉后，无话可说，认了罪，因为之前有功劳，最终被原谅。
闰月甲午日，南宫的朔平署着火了。
段颎打败了西羌，然后进兵穷追不舍，在山谷间辗转作战，从春天一直打到秋天，没有一天不打仗的，西羌的贼寇最后被打得大败而逃，一共斩杀了两万三千人，俘虏了几万人，投降的有一万多部落。段颎因此被封为都乡侯。
秋天七月，朝廷任命太史大夫陈蕃为太尉。陈蕃谦让，推荐太常胡广、议郎王畅和正在服刑的李膺来担任，皇帝没有答应。王畅是王龚的儿子，曾经担任南阳太守，他很厌恶南阳的皇亲国戚和豪门大族。刚到任，就雷厉风行，豪门大族有人犯了罪，他就派人拆房子、砍树，填井、平灶。功曹张敞写文书劝他说：“像文翁、召父、卓茂这些人，都是用温和宽厚的政策治理地方，美名流传后世。您拆房子、砍树的做法，太严厉了，虽然是想惩治坏人，但这种做法很难传扬美名。南阳是旧都，是重要的地方，皇家的园庙在章陵，三位皇后出自新野，自从汉朝中兴以来，功臣将相代代显赫。我觉得与其急切地动用刑罚，不如多施些恩惠；与其一心揪着坏人不放，不如礼待贤才。舜任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教化百姓靠的是德行，而不是刑罚。”王畅觉得他说得很对，就改变做法，推崇宽厚的政策，从此教化盛行。
八月戊辰日，朝廷开始下令，让各郡国拥有田地的人，每亩都要交纳税钱。
九月丁未日，京城发生地震。
冬天十月，司空周景被免职，朝廷任命太常刘茂为司空，刘茂是刘恺的儿子。郎中窦武，是窦融的玄孙，他的女儿是贵人。采女田圣很受皇帝宠爱，皇帝打算立她为皇后。司隶校尉应奉上书说：“皇后的地位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汉朝立赵飞燕为皇后，结果断绝了后代。陛下应该想想《关雎》中追求的美好品德，避开五种禁忌。”太尉陈蕃也认为田氏出身卑微，窦氏是良家大族，坚决反对立田圣为后。皇帝没办法，辛巳日，立窦贵人为皇后，封窦武为特进、城门校尉，赐封槐里侯。
十一月壬子日，黄门北寺着火。
陈蕃多次向皇帝说李膺、冯绲、刘佑被冤枉了，请求皇帝原谅他们，给他们升官。他反复进言，言辞诚恳，甚至流下眼泪，但皇帝就是不听。应奉也上奏说：“忠诚贤能的武将，是国家的栋梁。我看到左校署服劳役的冯绲、刘佑、李膺等人，他们检举惩处奸臣，依法行事；陛下却不听调查，轻信诬陷他们的话，让忠臣和大恶人受到同样的惩罚，从春天到冬天，都不赦免他们，远近的人看到听到，都为他们叹息。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记住功劳，忘掉过错；所以汉武帝从刑徒中启用韩安国，汉宣帝从逃亡者中征召张敞。冯绲之前讨伐蛮荆，功劳和尹吉甫相当；刘佑多次监督部门，有不畏强权的气节；李膺在幽州、并州树立威名，在度辽将军任上留下好名声。现在边境动荡不安，国家的军队还没有振作起来，请求陛下原谅李膺等人，以防不测。”奏章呈上后，皇帝才赦免了他们的刑罚。过了很久，李膺又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当时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令，贪婪残暴，无恶不作，他害怕李膺的威严，逃回京城，藏在哥哥家的夹墙里。李膺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后，率领官兵砸开夹墙抓住张朔，送到洛阳监狱，问完口供后，就把他杀了。张让向皇帝哭诉喊冤，皇帝召见李膺，质问他为什么不先请示就杀了人。李膺回答说：“以前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七天就杀了少正卯。我到任已经十天了，私下里担心因为拖延而犯错，没想到却犯了处置太快的罪。我知道自己可能有罪，死也不逃避，只请求陛下给我五天时间，我一定消灭首恶，然后再受死刑，这是我平生的愿望。”皇帝没再说话，转头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校尉有什么错！”就让张让出去了。从这以后，那些黄门、常侍们都小心翼翼，连休假都不敢出宫。皇帝觉得奇怪，问他们原因，他们都磕头哭着说：“害怕李校尉。”当时朝廷一天天混乱，法纪松弛，而李膺却坚守自己的原则，声名很高，读书人要是能得到他的接待，就好像鲤鱼跳过龙门一样荣耀。
朝廷征召东海相刘宽为尚书令。刘宽是刘崎的儿子，曾经治理过三个郡，他温和仁爱，很宽容，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从来不大声说话、发脾气。官吏和百姓犯了错，他只用蒲草做的鞭子象征性地惩罚一下，只是为了表示羞辱，不会真的让他们吃苦头。每次见到老人，他就用关心农事的话安慰他们；见到年轻人，就用孝顺友爱之类的道理勉励他们，人们都很高兴，也受到了教化。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东汉末年的治乱交锋与人性抉择，既展现了危局中坚守者的风骨，也暴露了权力体系的深层病灶，字里行间藏着足以穿透时空的治理启示与人性思考。
守土者的抉择：从“弃城”到“死战”的镜像对照
任胤与陈球的不同选择，恰是乱世中官员操守的试金石。桂阳太守任胤面对叛军“弃城走”，将“分国虎符”的使命抛诸脑后；而零陵太守陈球则以“岂顾妻孥而沮国威”的怒吼，在“编木为城”的劣势下死守——他用“弦大木为弩、反决水淹贼”的智慧，将地理劣势转化为防御优势，硬是撑到援军到来。两人结局天差地别：任胤“弃市”，陈球留名，印证了“守土有责”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与城池共存亡的担当。
更耐人寻味的是度尚与张磐的纠纷。度尚为逃避责任“伪上言”构陷张磐，而张磐宁肯“埋骨牢槛”也要“面对曲直”，一句“法有是非，磐实不辜”道破了对程序正义的坚守。在“大赦”可轻易豁免罪责的时代，他拒绝“苟免”的选择，比胜诉本身更有力量——这是对“权力可以践踏真相”的无声反抗，也是士大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气节体现。
士大夫的锋芒：以“破柱取奸”对抗“纲纪颓弛”
李膺“破柱取朔”的壮举，堪称东汉版“扫黑除恶”的经典一幕。小黄门张让之弟张朔身为县令，贪残无道却躲进“合柱”避罪，而李膺竟敢率人“破柱擒凶”，审讯后当即处决，这种“先斩后奏”的强硬，本质是对“宦官特权凌驾法律”的正面宣战。面对桓帝的诘问，他以“孔子诛少正卯”自比，不仅怼得皇帝哑口无言，更让宦官集团“鞠躬屏气”，连休沐都不敢出宫——这证明：即便在最腐朽的时代，只要有“敢碰硬”的勇气，正义的锋芒仍能刺破权力的阴霾。
陈蕃为李膺、冯绲等人“流涕进谏”，则展现了另一种抗争姿态。他反复陈词，甚至不惜“言及反覆”，将“忠臣同愆元恶”的荒诞摆上台面。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应奉“记功忘失”的谏言形成合力，最终推动皇帝赦免清流。他们的努力或许无法扭转颓势，却在“纲纪颓弛”中为士大夫群体守住了精神底线——正如“登龙门”的典故所喻，被李膺接纳的士人，实则是被注入了“守正不阿”的精神基因。
治理的悖论：“宽”与“严”的失衡与救赎
王畅在南阳的转变，藏着治理的深层逻辑。他初到任时想用“发屋伐树”的严政震慑豪族，却被张敞以“文翁、卓茂温厚为政”的典故点醒，最终转向“宽政教化”。这揭示了一个永恒命题：刚性的惩罚能遏制恶行，却难唤醒人心；唯有将“礼贤”置于“求奸”之上，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王畅的“更崇宽政”与刘宽的“蒲鞭示辱”一脉相承——刘宽对犯错者“未尝疾言遽色”，用“农里之言”“孝悌之训”感化百姓，恰是“教化”胜过“刑罚”的生动例证。
反观段颎对西羌“无日不战”的围剿，则展现了另一种治理思路。他以“斩首二万三千级”的战绩换来了暂时的安定，却也埋下了民族矛盾的隐患。这种“以力服人”的模式，与陈球、李膺的“以智守土”“以法惩恶”形成对比：武力可以平定叛乱，却无法消除叛乱的根源；唯有兼顾“刚”与“柔”、“法”与“德”，才能打破“镇压—反抗”的恶性循环。
时代的困局：个体光芒难掩制度性崩塌
史料中处处可见“个体闪光”与“整体沉沦”的撕裂：陈球死守零陵却挡不住任胤弃城，李膺严惩恶吏却改变不了宦官专权，陈蕃泣血进谏却拗不过皇帝的昏聩。即便是“立窦贵人为后”的争议，也暴露了权力核心的荒诞——皇帝本想立宠妃田圣，只因陈蕃等人力争才妥协，而窦武的崛起，不过是外戚专权取代宦官专权的前兆，并非制度的革新。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南宫朔平署火”“黄门北寺火”等灾异记载。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时代，这些火灾恰似对朝堂的隐喻：宦官与外戚的争斗如同烈火，烧毁了宫殿，也烧毁了人心；而士大夫的抗争，不过是试图从灰烬中抢救文明火种的微光。当“三垂蠢动”（边疆动荡）与“王旅未振”（中央军力衰弱）并存，整个王朝已如“编木为城”般脆弱，即便有再多陈球、李膺式的人物，也难阻“大木将颠”的宿命。
结语：穿越千年的人性启示
这段历史之所以动人，在于它展现了绝境中的多种可能：有人如任胤般逃避，有人如度尚般构陷，有人如陈球般死战，有人如李膺般锋芒，有人如王畅般转型，有人如张磐般坚守。他们的选择各异，却共同指向一个命题：在黑暗的时代，人该如何自处？
答案或许藏在李膺“死不旋踵”的决绝里，藏在张磐“埋骨牢槛”的固执里，藏在陈蕃“流涕进谏”的赤诚里——这些看似“无用”的坚守，恰是文明存续的火种。正如历史反复证明的：制度会崩塌，权力会更迭，但“守正不阿”的精神、“舍生取义”的勇气、“以民为本”的良知，永远是穿越黑暗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