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嘉二年（公元133年，癸酉年），春天正月，皇帝下诏派专车去接郎顗，问问他对各种灾异现象咋看。郎顗递上奏折说：“三公的职位和天上的台阶星宿对应，跟皇帝不一样。要是他们施政出了岔子，天气就会冷得反常。你再看看现在当官的，一个个都好高骛远，拿着超丰厚的薪水，却完全不操心国家大事。天天悠哉悠哉，装病偷懒，可一旦皇帝下了文书，赏了钱，马上就跟没事人一样，这病好得也太离谱了吧！就靠这帮人，还想消除灾祸，实现天下太平，那根本不可能啊！现在选拔州牧、郡守，都交给三公府负责。要是下面的官员不给力，州郡得担责任，那州郡要是出了事，难道不该怪那些举荐的人吗？但陛下对这些官员还越来越好，下面的人做事就越来越敷衍，这就是俗话说的‘大的规矩松，小的规矩紧’。三公又不是我仇人，我也不是发神经乱说，我为啥这么拼命，饭都顾不上吃，一直诚恳地说这些，就是一心盼着朝廷能兴盛太平。我写这奏折也顾不上措辞了，就算因此送命，我也不后悔！”接着，他列举了七件该做的事儿：“第一，皇家园陵着火了，得心疼心疼老百姓的辛苦，别再让他们干修缮的苦活了。第二，立春都过了，天气还冷得不正常，应该赶紧选拔些靠谱的大臣，帮着陛下治理国家。第三，今年是少阳年，春天肯定旱，夏天保准发大水，得照着以前的规矩来，一定要节俭。第四，去年八月，火星在轩辕星座附近晃悠，得精简点宫女，让她们能自由结婚嫁人。第五，去年闰十月，有白气从西方天苑星往参星左足那边跑，还进了玉井星区域，估计立秋以后，羌族可能会闹事，得提前通知各个郡，让他们做好防备。第六，这个月十四号乙卯日，白虹穿过了太阳，朝廷内外的官员考核事务，都得等到立秋以后。第七，汉朝建立都339年了，按照《诗经》的说法，到时候该变一变了，得大刀阔斧清理下法令，做些改变。帝王做事得顺应天道，就好比从春天到夏天，得把青色衣服换成红色衣服。从汉文帝减轻刑罚到现在正好300年，一些小的禁令慢慢积累得太多了。帝王定的法律，应该像江河一样，让老百姓容易避开，不容易触犯。”
二月，郎顗又上奏，推荐黄琼和李固，觉得应该提拔重用他们。还说：“从冬天到春天，一直没下啥好雨，还老刮西风，和节气对着干。朝廷为这事儿操碎了心，到处祈祷，祭祀山川，又是晒土龙，又是移市求雨的。我听说老天爷只看实际行动，不会被虚假的举动忽悠。灾变是人的行为导致的，关键得自己反省。要是求雨就能下雨，挡水就能止住洪水，那每年都不会有旱涝灾害，太平日子马上就来了。可现在灾害一直不停，问题根本不在这儿。”奏折交上去后，皇帝特别封他为郎中，但郎顗借口生病没去上任。
三月，负责匈奴事务的中郎将赵稠派手下带着南匈奴的兵出塞去揍鲜卑，把鲜卑打得落花流水。
当初，皇帝能当上皇帝，乳母宋娥出了不少力，所以皇帝封宋娥为山阳君，还封执金吾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尚书令左雄就上了个秘密奏折说：“高皇帝早就规定了，不是刘家人不能封王，没功劳的人不能封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这些人，结果就闹地震了。永建二年给参与阴谋的人封爵，又出现日食。研究术数的人，都觉得这些灾异是封爵闹的。现在青州闹饥荒，盗贼还没平定，真不该为了点小恩情，就破坏重要的制度。”皇帝没听他的。左雄又劝说道：“我知道当皇帝的都喜欢忠诚正直的人，讨厌阿谀奉承的人。但为啥自古以来，总是忠诚正直的人倒霉，阿谀奉承的人得宠呢？就是因为听忠言太难，听奉承话太容易了。刑罚这东西，谁都害怕；富贵恩宠，谁都想要，所以现在社会上忠诚的人少，拍马屁的人多。这就导致皇帝老是听到夸自己的话，很少知道自己的错，稀里糊涂的，最后可能就危险了。我看了诏书，陛下顾念乳母以前的恩情，想给她特别优厚的赏赐。但翻遍尚书以前的记录，压根就没有给乳母封爵赐地的规矩。就先帝那时候，乳母王圣被封了野王君，结果王圣搞出进谗言、废立皇帝的大祸，活着的时候被天下人骂，死了大家都开心。桀、纣贵为天子，普通仆人都觉得跟他们沾边丢人，因为他们不讲道义；伯夷、叔齐就是普通老百姓，可王侯都争着和他们交往，因为人家品德高尚。现在乳母一直很节俭，还给下面的人做榜样，大家都跟着学。要是给她和王圣一样的爵号，恐怕会违背她本来的操守，也不是她想要的。我觉得大家的心思都差不多，心里不安的事儿，古今都一样。老百姓被王圣害惨了，他们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就怕再出现这种事儿，心里一直害怕，嘴上也老念叨。陛下就按之前说的，每年给乳母千万钱当俸禄，这样对内能表达您的恩情，对外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奇怪。梁冀封侯这事儿，也不着急，等过了灾年，再商量到底行不行。”于是梁冀的父亲梁商就推辞梁冀的封侯，上了十几道奏折，皇帝才答应。
夏天四月己亥日，京城地震了。五月庚子日，皇帝让各位公卿大臣都说说朝政的问题，每人再推荐一个老实厚道的人。左雄又上奏说：“先帝封王圣为野王君，汉阳就地震；现在封宋娥为山阳君，京城又地震，阴气太盛，这灾祸更大了。我之前就说过，封爵这事儿太重要了，皇帝可以私下给人钱，但不能随便封官，应该收回对乳母的封爵，把灾异给消了。现在梁冀都坚决推辞了，山阳君也应该保持自己的节操。”左雄说得特别诚恳，宋娥也有点害怕，就表示要推辞。但皇帝舍不得，最后还是封了她。这时候，大司农刘据因为工作上的事儿被责备，被召到尚书台，传呼的人催他快走，还动手打他。左雄就上奏说：“九卿地位仅次于三公，那也是大臣，走路有走路的礼节，行动有行动的规范。孝明皇帝那时候才开始有打大臣的惩罚，这可不符合老规矩。”皇帝听了他的，从这以后，九卿就再也没被打过了。
戊午日，司空王龚被撤职了。
评论
阳嘉二年的历史记载，聚焦于灾异频发背景下的政治争论与权力博弈，展现了东汉中期朝廷在“天谴”警示与现实利益间的挣扎，其中大臣的谏言与皇帝的决策，折射出王朝治理的深层困局。
灾异与谏言：理想主义的呐喊
郎顗以阴阳之学解读灾异，其奏疏堪称对时政的“全面批判书”。他直指三公“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亡天下之忧”，讽刺官员“寝疾自逸，被策文得赐钱即复起”，揭露了官僚集团尸位素餐的本质；又提出“选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咎州郡，州郡有失归责举者”，要求追溯用人失察的责任，打破“大网疏、小网数”的问责盲区。其七条“便宜”建议，从罢园陵劳役、简出宫女，到严备羌寇、变更法令，既包含应对灾异的象征性行为，也不乏务实的治理主张，核心是呼吁朝廷“责己”而非“伪动”——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修正自身的施政偏差，而非依赖祷祈等形式。
郎顗对黄琼、李固的举荐，以及“灾害不息，患不在祷祈”的直言，更凸显了士大夫群体对“实效”的追求。然而，他最终“辞病不就”郎中一职，既体现了对官场的疏离，也暗示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即便谏言被采纳，个体也难以撼动体制性的沉疴。
封爵之争：制度与私情的碰撞
左雄与皇帝围绕“封爵”的交锋，是这一年最具张力的政治事件。汉顺帝因乳母宋娥“与其谋立”、梁商之子梁冀为外戚，欲封二人为侯，这直接违背了“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祖制。左雄以“高皇帝约”为依据，援引安帝封江京、王圣导致地震的先例，警告“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财，不可以官”，尤其痛斥王圣“造生谗贼废立之祸”，反衬宋娥封爵的潜在风险。他的谏言逻辑清晰：封爵不仅是荣誉，更是权力与制度的象征，若以“私恩”突破规则，必将引发灾异与民怨。
梁商“书十馀上”让还梁冀封爵，宋娥也“畏惧辞让”，本是平息争议的契机，但汉顺帝“恋恋不能已，卒封之”，最终在私情与制度间选择了前者。这一决策暴露了东汉皇权的致命弱点：当皇帝将个人恩义置于祖制与民心之上，制度的权威性便荡然无存。而京师随后发生的地震，更被时人视为对这一决策的“天谴”，强化了“权力失范必遭惩戒”的宿命感。
值得肯定的是，左雄关于“九卿无复捶扑”的谏言被采纳，显示其在细节上推动了官僚尊严的维护，但这与封爵之争的失败相比，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进步。
边疆与吏治：短暂调整与长期隐忧
赵稠遣南匈奴兵击败鲜卑，暂时缓解了北方压力，但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仍未改变边疆依赖部族联盟的脆弱性。而左雄对察举制的持续整肃（如此前罢黜徐淑及郡守），虽在短期内提升了人才选拔的严肃性，却因宦官、外戚的阻挠难以深入——吏治的根本问题，在于选拔权被权贵操控，而非缺乏标准。
历史的镜鉴：规则失守的代价
阳嘉二年的种种事件，核心是“规则”与“人情”的角力。郎顗的灾异谏言、左雄的封爵之争，本质上都是在扞卫制度的严肃性，试图以规则约束权力；而汉顺帝的决策则反复显示：当皇帝将私人恩义、外戚利益置于祖制与民心之上，任何合理的谏言都可能沦为空谈。
这场角力的结果早已注定：宋娥封爵虽满足了皇帝的“报恩”心理，却进一步削弱了皇权的合法性；左雄的局部胜利（如九卿免捶扑）无法弥补制度防线的溃决；郎顗的归隐，则预示着士大夫对朝廷的失望加剧。当“私恩”压倒“公义”、“潜规则”取代“明制度”，东汉王朝的衰落便不再是缓慢的滑坡，而是加速的崩塌——阳嘉二年的封爵之争，正是这一过程的清晰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