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已死，国贼授首。
作为在整个事件中，从最初的示警、到揪出内鬼、再到为诛董计划提供关键分析和建议的幕后“功臣”，按理说，我应该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事实也似乎如此。
司徒王允对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倚重。他不仅在公开场合多次赞扬我的“智略”，更是在私下里，明确表示要擢升我的官职，委以重任。
他甚至暗示，有意让我脱离尚书台度支曹那个卑微的令史职位，直接进入他的司徒府，担任更核心的幕僚或属官，以便更方便地向他提供建议。
一些原本对我这个寒门出身的小吏不屑一顾的朝中官员，如今也纷纷换上了和煦的笑脸，主动与我结交，言语间充满了拉拢和奉承之意。似乎只要我点点头，就能一步登天，跻身于洛阳的权力核心圈层。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功高”与“封赏”，我内心却异常的冷静，甚至……充满了警惕。
“功成身退”？
这四个字听起来很美，但在这个风云变幻、杀机四伏的时刻，真的可行吗？
我清醒地认识到，眼前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洛阳的局势远未稳定，反而可能因为董卓的死而变得更加混乱和危险。
凉州军的反噬： 李傕、郭汜等手握重兵的凉州军阀，绝不会甘心失败。在贾诩（我坚信他仍在暗中活动）的煽动或策划下，他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其破坏力甚至可能远超董卓。
王允与吕布的裂痕： 这对貌合神离的组合，因为权力分配、性格冲突等原因，反目成仇几乎是时间问题。一旦他们内斗，刚刚建立的脆弱秩序将再次崩塌。
自身的风险： 我在诛董过程中展现出的智谋，固然赢得了王允的信任，但也必然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和忌惮。无论是董卓的残余势力，还是其他潜在的政治对手，甚至……包括王允本人，会不会在利用完我之后，将我视为威胁而除之而后快？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我岂能不懂？依附于王允，看似是一条风光无限的捷径，但在我看来，却可能是一条通往毁灭的死路。
王允虽然忠义，但他的政治眼光和手腕，在我看来，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他对凉州军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对吕布的控制也缺乏长远考虑，更对贾诩这样的潜在威胁警惕不足。
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完全绑在他的战车上，风险实在太大了。
我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的空间，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布局、去发展的平台。而不是成为某个政治派系的附庸，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所以，面对王允伸出的橄榄枝，我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包括王允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抉择——婉拒。
当然，我的拒绝方式非常委婉和巧妙。
在一次王允再次提出要提拔我入司徒府时，我恭敬地、甚至带着几分“惶恐”地回答道：
“司徒大人厚爱，晚生感激涕零！然晚生才疏学浅，德行微薄，骤登高位，实难胜任，恐有负大人所托。且晚生于算学一道略有所长，于度支曹核算账目、梳理财政，尚能勉力为之，或可为大人分担些许俗务。
若论及朝堂大政、辅佐机要，实非晚生所能。恳请大人收回成命，容晚生在度支曹继续磨砺，为朝廷效力。”
我的这番话，既表达了对王允的感激和“忠诚”，又以“才疏学浅”、“不擅政务”为由，巧妙地推辞了高位。
同时，也暗示自己愿意继续在擅长的领域（财政算学）为他服务，保留了彼此的联系和利用价值。
王允听后，虽然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和不解（或许还有一丝不悦？），但他终究没有强求。
或许是他觉得我“过于谦虚”，或许是他觉得我“尚需磨练”，又或许……他也乐得将我这个“智囊”暂时放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位置，以免引来过多关注。
最终，他只是勉励了我几句，便不再提及此事。
这个抉择，无疑让我失去了一次快速晋升、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但也为我赢得了更宝贵的自由和安全空间。
然而，新的危机也随之而来。我的婉拒，是否会让王允对我产生疑虑？他会不会认为我不识抬举，或者……另有图谋？我们之间那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是否会因此而蒙上一层阴影？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在这场诛董风波中，不可避免地站到了台前。即使我刻意低调，也难保不会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
董卓的残余势力、凉州军阀、甚至……那个“消失”的贾诩，他们会不会将我列为下一个清除的目标？
看似功成身退，实则危机四伏。
我只是暂时从一个漩涡的中心，退到了另一个漩涡的边缘。
我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目标，新的方向，才能在这变幻莫测的局势中，掌握主动权。
我的目光，投向了那些在董卓之乱和迁都风声中，命运叵测、却又蕴含着无价之宝的地方——洛阳的兰台石室、东观书库！
抢救典籍！
这既是出于我对文明传承的责任感，也是为我未来积蓄知识力量、培养人才、甚至建立自身“软实力”的最佳途径！
而且，这项工作看似“务虚”，相对不那么引人注目，也更容易获得王允（以及其他一些重视文化的士人）的支持。
一个新的目标，在我的心中逐渐清晰起来。我需要利用王允对我残存的信任，以及他对迁都焚城危机的警惕，尽快推动这项“文化抢救”工作！
这不仅是为了公义，更是为了……我自己的生存和未来！
洛阳的风波，远未平息。而我的道路，也注定不会平坦。但至少，我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一点喘息的时间，和一条全新的、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