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张好古看着一本新书。从封面上看有四个大篆，《天工开物》。
原来是宋应星的新书已经刊印发行，不错，就是鼎鼎有名的《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的刊印发行标志着中国科技史的重要里程碑，其意义不仅体现在技术传承上，更反映了明代知识分子对实学的追求。张好古为好友宋应星感到高兴，正是因为这部着作突破了传统儒生轻视技艺的偏见，将民生技术系统化记录并传播。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记录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专着，涵盖十八门类，一百三十余项技术，如《乃粒》篇详述水稻种植技术，《冶铸》篇记载灌钢法等创新工艺。书中一百二十一幅插图精确到尺寸重量，成为研究明代生产力的珍贵史料。
宋应星通过实地考察记录生产工艺流程，如《丹青》篇分析朱砂提炼的化学变化，体现“天工”（自然规律）与“人巧”（技术改良）结合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种实证精神比同期欧洲科学革命毫不逊色。
书中“贵五谷而贱金玉”的编纂原则，直接批判士大夫阶层脱离生产实际的现象。张好古作为知交，深知宋应星五次科举失败后转向实学的决心，其欣慰源于友人终以技术研究实现人生价值。
初版刊行，使纺织、冶金等技术突破地域限制。例如《乃服》篇记载的提花机工艺，通过书籍传播至江浙手工业中心，促进产业升级。这种知识共享正是张好古所乐见的成果。
书中提及日本船舶、葡萄牙火器等外国技术，展现视野的开放。
《天工开物》的出现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灿烂的科学活跃期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对古代科学传统的有效继承，也与当时兴起的各种具有启蒙意义的反权威意识，实学意识和民生意识息息相关。
宋明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微弱的发展稀疏的存在着。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新的社会现实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生“格物穷理”的兴趣。
由空谈走向实践，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反思，这种思潮在思维方式上开始散发出近代的气息。
张好古心中由衷地为好友感到高兴，他深知这对于宋应星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步。这不仅意味着宋应星在学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更预示着他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
而《天工开物》的发行，则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宋应星前行的道路。这部着作的问世，不仅展示了宋应星卓越的才华和深厚的学识，更让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宗师级人物。从此以后，人们提起宋应星，都会对他的成就肃然起敬，他的名字将与这部伟大的作品一同被铭记在历史的长卷之中。
张好古缓缓地合上书本，仿佛那书中的世界还在他眼前流转。他站起身来，踱步到书桌前，铺好纸张，提起笔，毫不犹豫地开始写信。
这封信是写给京师的宋应星的，他的老朋友。张好古在信中毫不吝啬地对宋应星的成就表示赞赏和祝贺，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他的钦佩之情。写完信后，张好古仔细地将信折好，装入信封，然后叫来侍卫，吩咐他尽快将这封信送到京师。
时光荏苒，转眼间秋天到了。这天，张好古正在家中读书，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他的老朋友傅青主来了。傅青主一进门，便笑着说道：“致远啊，我在京中实在是没什么仕途可言，等了这么久也没有什么消息，所以就来你这里转转，顺便看看你。”
张好古热情地迎接傅青主进屋，两人寒暄了一番后，张好古问道：“你这次来打算待多久呢？”傅青主回答道：“我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来看看老朋友，待个几天就准备回老家去了。”
张好古连忙说道：“那怎么行呢？你难得来一趟，一定要多住些日子。”他挽留傅青主多留几天，好好叙叙旧。傅青主见张好古如此热情，便也不再推辞。
当天晚上，张好古在自己的酒店设宴款待傅青主。这家酒店就在陈子龙和柳如是的青楼旁边，位置十分便利。除了傅青主，张好古还邀请了方以智和陈子龙一同前来。
方以智、陈子龙和傅青主，这三位皆是张好古的老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亲密无间。陈子龙身为复社的领袖，其在文坛的地位举足轻重；而傅青主则是山西士子的领袖，其在当地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这两位在各自的领域都享有极高的声望，可谓是声名远扬。
值得一提的是，方以智、傅青主以及陈子龙，他们都曾参与过《崇祯字典》的编撰工作。这段共同的经历，使得他们四人之间的情谊愈发深厚，关系更是非同一般。
在这酒席之上，四人相谈甚欢，话题无所不包。尤其是除张好古之外的那三人，对于诗词文章更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每当遇到观点分歧时，他们更是会请张好古来评判是非对错。
在这三人的眼中，张好古显然是高人一等的存在。毕竟，张好古曾经说过：“诗词文章，乃小道尔。”这句话虽然简短，却充分显示出了他对诗词文章的独特见解。
然而，实际上张好古并非真的对诗词文章毫无兴趣。只是相较于其他三人，他在这方面确实稍显逊色。不过，他倒是很乐意看到他们三人如此激烈地争论，毕竟这样的场景实在是有趣极了。
而这三人，偏偏又都是熟读诗书、才华横溢之辈，在诗词文章方面的造诣都堪称一流，绝非泛泛之辈可比。
四人这酒是越喝越起劲，一杯接一杯，仿佛永远也喝不够似的。他们谈天说地，笑声不断，完全沉浸在这欢乐的氛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