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再次被贬出京的这天，朝臣们尤其是那些与范仲淹交好的官员都不敢去为他送行，生怕因此而上了范仲淹的“朋党榜”，但仍然有不怕事的人。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都带着酒前去为范仲淹送了行，尤其是王质更是当众为范仲淹鸣不平，他说：“希文（范仲淹的字）乃贤者，若得为朋党，幸矣！”
除了这二人，集贤校理余靖更是公开上疏为范仲淹鸣冤。他说范仲淹不过就是说了吕夷简的一点不当之举却被如此重责，这实在是不公，难道吕夷简还不能让人说了吗？正所谓言者无罪，朝廷凭什么要这么对待范仲淹？所以，还希望陛下你赶快改正自己的错误，把范仲淹再给召回来。
余靖这番话倒是逞了口舌之快，但也正因如此他也被外贬出京，出任监筠州酒税。余靖倒了，另一个人马上又站了出来，而且是主动把脸伸过去请赵祯抽打，此人便是太子中允兼馆阁校勘尹洙。他说，既然范仲淹有罪，而且我也被说成是他的朋党，那么就请陛下顺带着把我也给贬了吧！
这一回没有等赵祯出手，吕夷简直接就成全了尹洙，他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洒税。
在这之后，年轻气盛的欧阳修也坐不住了。他倒是没有去找赵祯和吕夷简，而是去招惹了把阎文应给搞倒的右司谏高若讷。
欧阳修给高若讷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在信里，欧阳修先是对高若讷的为人吹捧了一番，然后就开始出口成脏地暗讽高若讷不能也不敢为范仲淹仗义执言，反而刻意逢迎吕夷简且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不闻不问。既然我们这些人现在不能越职言事，那么你高若讷身为谏官在其位却不谋其职，如此你还有什么颜面立于朝堂之上，你还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高若讷也是个爽快人，而且关键在于他也不觉得范仲淹被贬是什么冤案，而是范仲淹咎由自取。面对欧阳修对他的指责和羞辱，他没有做任何的回应，而是直接将欧阳修的书信原件呈送给了赵祯，他让赵祯帮他出这口恶气。
至于高若讷这样做的原因，前面我们也交代过，范仲淹这半年来可没少对朝中的普通官员开炮，好多人早就烦透了他这个“老愤青”，而此时的范仲淹也远不是后来的那个为国戍守西北边境并主导了庆历新政的一代名臣。所以，在高若讷看来，范仲淹的种种举动搞得朝中上下鸡飞狗跳、人人自危、怨声四起，其本人如今被贬出京实属活该。
很快，拜高若讷的那封举报信所赐，欧阳修的处理结果也下来了，他被直接从一个拥有大好前程的馆阁校勘被贬为夷陵县令。
吕夷简之前指责范仲淹结党，这个罪名在当时可能会让范仲淹气得想要吐血，但此时这些人的这些行为和言辞却让范仲淹想洗清自己的罪名都不可能了。
“君子党”——这个名字虽然好听但实则却让导致北宋官场分裂的恶魔就此横空出世，从此它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北宋的官场上空开始盘旋，再又经过变异变强直到最后亲眼见证北宋被历史所埋葬。不过，在此时此刻它还处在初生时刻，而且这些自封为君子的青年才俊们也根本不知道他们此时的快意人生对自己的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在为欧阳修送行的私人酒宴上，北宋的一代大才子、名列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之一、时年仅仅二十四岁的西京留守推官蔡襄写下了千余字的组诗《四贤一不肖》。所谓四贤就是指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那个不肖就是指的高若讷。
在这首组诗中，蔡襄分别对这五个人以诗歌的形式进行了一番评析，关于范仲淹有如下几句：中朝鸾鹤何仪仪，慷慨大体能者谁？失身受责甘如荠，浩然华实相葳蕤。希文果若事奸险，何此吉士同其声。吾知万世更万世，凛凛英风激懦夫。
高若讷得到的“馈赠”则是：司谏不能自引咎，复将已过扬当时，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
这首组诗一出很快就引得众人争相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那些“出版商”们更是忙得手脚都失去了知觉，但他们同时赚了个盆满钵满。更有甚者，辽国的使臣也掺和了进来，他们把这首诗带回了辽国，然后张贴在了幽州城里让民众好好地欣赏了一回传说中文华风流的大宋到底有多么的风雅脱俗，就连政敌之间骂架都是以咏诗的方式在进行。然而，蔡襄当时却没有从中分得一杯羹，因为大家当时都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蔡襄也不敢署名。
这里请恕我直言，蔡襄的这种做法其实也很有文人特色，而且非常典型——私下里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但在强权面前却往往连个屁也不敢放。
针对蔡襄的这首诗在民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泗州通判陈恢上疏请求皇帝陛下追查此诗到底是何人所作，而且一旦追查出来应该予以严惩，这毕竟是在为“罪人”歌功颂德。眼看蔡襄就要倒霉，此时在朝中担任左司谏的韩琦赶紧出面先吓唬了一下陈恢，他对赵祯说陈恢这是在越职言事，目的就是为了迎合圣意，这人应该予以重责。然而，赵祯也不想把这事再给扩大化，于是两边他都不予以回应，蔡襄和陈恢都由此而躲过了一劫。
这里顺便说一句，这个蔡襄有一个堂叔叫做蔡准，而这个蔡准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蔡卞，后来成了王安石的女婿，他的另一个儿子则是普天之下莫不知其名的“大名人”，此人名叫——蔡京。不过，此时的蔡京连根毛都不是，他得在十一年之后才从娘胎里钻出来。
事情到此，我们暂时放空一下脑子，安静一会儿。
说心里话，在叙说范仲淹的这段人生故事时，我的心里其实是很憋闷甚至是有种极度的压抑感。
毫无疑问的是，范仲淹没想过要结党，也没想过要怂恿或唆使他人与自己抱成一团去对抗吕夷简，可问题在于他虽然没有这样想和这样做，但他的仰慕者和追随者却把这一切给变为了事实。简而言之，范仲淹没想做大哥，但一群小弟却把他认作了大哥，他没想过要开启北宋的党争之祸，但他的所为却导致了北宋党争的发端。从他这一次重回京城开始，他的本意就只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那个奸邪吕夷简给赶下台，于是这才有了后来他的偏执乃至是疯狂行为的发生。但是，世事有时候就是这样，蝴蝶只是想振动一下翅膀，但随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所能掌控的。
我也不知道通过上述的这些讲述到底刻画出了一个何种形象的范仲淹？又刻画出了一个何种形象的吕夷简？有一点我得承认，对于这两个人我在主观感情上都没有憎恶感，但对于这一时期的范仲淹我是持否定态度的。此时的范仲淹并不是我们如今心目中的那个范仲淹，这时候的他是一个激进分子，是一个勇猛的战士，也是一个在心灵和思想上还没有挣脱和冲破自身局限性的儒者，尽管他的学问和见识都已经具有了足够的深度，但他还缺乏最后的那一丝能够将他内心世界和人生格局彻底照亮和升华的火花。
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这些说辞严重亵渎和冒犯了先贤圣人范仲淹，那么我很抱歉，但我不会收回。如果因为一个人后来成了贤者，那么他这一生的所有行为就都不能去否定和质疑，或者说因为你喜欢或崇拜一个人，所以那个人的一切就都是神圣和庄严的，是旁人不可以触犯的，即使他曾经有错也是要尽力去避讳和淡化，那么再次请恕我直言，这便是所谓的狭隘历史观，也是典型的无脑人迷。
再来说范仲淹此时的苦恼。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八个字是范仲淹在回复他的好友梅尧臣劝他少说话、不要乱说话的书信里的一句话，也是在后世被无数人对范仲淹顶礼膜拜的一句话。在说这话的时候，范仲淹自认为自己是在高举正义和道德的大旗在行事和做人，可为什么他当时却会被那么多的人所恼怒呢？到底是谁错了？他错了吗？他自觉自己没有错，可为什么他却会遭遇失败？难道这世道真的是被黑白颠倒了吗？可是，赵祯也不像是昏君啊！还有那个被他所敬重的另一位宰相王曾，这也是一个君子啊！可为什么王曾竟会容忍吕夷简这样的一个“奸邪”的存呢？而且，王曾为什么从始至终都没有站出来帮范仲淹说话呢？难道说王曾也是奸邪？黑与白，对与错，这世界不该是泾渭分明吗？难道说还有第三种颜色的存在？
带着这些疑问和苦恼，范仲淹在离京之前特意去拜会了王曾。在《宋史·王曾传》里记载了他们这次对话的主要内容。
范仲淹开门见山：“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
这话是什么意思？范仲淹首先说了王曾身为宰相的职责，那就是要选贤任能，而且要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可是，王大人你尽管是一个圣德之人，但在这方面你好像不够合格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王曾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搞到吕夷简？难道你和吕夷简也是一丘之貉吗？
此时的王曾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经常和丁谓疾言厉色的狠角色——亦如此时的范仲淹，人生的积淀以及王曾的修为已经让他变得稳重了很多，也睿智了很多。他没有直接回答范仲淹的问题，而是说了一句好像有些答非所问的话。
王曾淡然回道：“希文同志，我请问你，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
闻听此言，范仲淹当场愕然，继而便陷入了沉思，最后他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只好施礼而回。在从京城赶往饶州的路上，已经是四十七岁的范仲淹一直都在细细品味王曾的这番极具深意的话。这是一道火花，一道足以将范仲淹以后的人生道路彻底照亮的火花，范仲淹此时要做的就是借着这道火花将其幻化成为一盏指引他前行的明灯。
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这句话到底有何深意？字面理解这话，作为掌握国家行政权柄的宰执之臣，这个人能够做到让所有官员都说他好吗？那些没有被重用没有获得升迁的人又该把他们的怨愤撒在谁的头上呢？
具体到吕夷简。他举荐了那么多人，这些人定然对他感恩戴德，可还有更多的人等着他的举荐，等着加官进爵，但吕夷简能全部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吗？显然不能，那么他指定会招人嫉恨，你范仲淹以及你的那些自认为身怀经天纬地之才的朋友们是否就在此列呢？另外，你范仲淹如果做了宰相，那么你能保证没有人对你的用人和施政方针指指点点吗？可是，你会因为被人指责而什么事也不敢去做吗？当然不会，你会继续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那么你是不是又会因此而遭来更多的指责呢？那些人是不是会因此而更加对你心怀怨愤呢？他们会不会加大对你的打击力度以实现将你彻底打倒的目的呢？
对于这些问题，范仲淹当然无法回答。
就以此时为例，范仲淹你不是以正义和道德的扞卫者而自居吗？按理说你就该被所有人支持和拥戴，所有人都该汇聚到你的身边，然后一道扫清这天下的所有牛鬼蛇神，可事实呢？事实就是这黑白对错根本就没有界限，天底下的人和事都没有绝对的好坏与善恶之分，你范仲淹错就错在认了死理，没有学会用变通和辨证的方法和眼光地去看待事理，世间万物是永恒流动和变通的，凡事都无绝对。
说得更直接一点，王曾的意思就是说，吕夷简所做的一切不尽然都是错的，而你范仲淹所做的这一切也未必都是正确的。
再细品之，也不知道范仲淹在这一段急切想要冲破思想禁锢之苦的旅途上是否会体会到王曾这话的另一层深意：范仲淹同志，自古以来都是站着说话的人不腰疼，你不是宰相也就体会不到手中握有大权的痛苦，你就知道在下面当一个喷子，然后谁在上面做事，只要是你看不顺眼的人或事，你就使劲地喷，可你有站在别人的立场和位置上考虑过问题吗？而且你这样喷人对国家和百姓又功劳几何？实干才能兴邦，嘴炮能吗？你身为开封知府，你真的就把开封城治理得井然有序了吗？开封城真的就是一片人间乐土了吗？吕夷简再怎么被你说的不堪入目，可他毕竟是在为国家和百姓做事，帝国事务千头万绪，他可是实实在在地在为国操劳，可你呢？你在喷他，而且近乎于无理取闹地喷，捕风捉影地喷，而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摧毁帝国的上层建筑，可然后呢？你又会盯上新上台的人，然后接着喷，接着摧毁，但你此时的职责是什么？你此时的身份又是什么？你在喷吕夷简的时候怎么不回头瞅瞅你自己的身后，你背后也有一大堆人在指责你啊！
最重要的是，吕夷简真的是一无是处的奸邪小人吗？你范仲淹真的就是完美无缺的君子吗？你说你想为国为百姓贡献自己的力量，可你真真切切地为这个国家和百姓做了什么贡献和实事？在这半年里，你有做过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吗？换言之，范仲淹同志，你到底是要做一个为国家和百姓干实事的人还是就想当一个只知道指责别人的职业喷子？
一个人在即将完成思想蜕变和升华的那一刻是极致的痛苦和喜悦相互交融的时刻，当蔡襄和欧阳修等人在诗词歌赋和美酒佳肴的作伴下尽情挥洒自己那纵情流淌的不羁与狂放时，颠簸在前往饶州路上的范仲淹却正在经历思想的蜕变和升华这一痛苦又喜悦的时刻。在这之后的他才是我们如今所熟知和认识的那个范仲淹，而非那个嘴炮加喷子范希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从此以后，我范仲淹只专注于做人和做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常思己过，少言人非。
一代伟人终于在他四十七岁这年的被贬之路上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心灵的质变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