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长冷笑一声，从公文包掏出一叠举报信，最上面那张的字迹她再熟悉不过——是张婶的。
“有人说你三个月前在小树林‘装神弄鬼’，还让溺水的男工‘显灵’，现在又扯出十年前的旧事故，你到底想干什么？”
宿舍门被风吹得吱呀作响，墙根处突然渗出一片湿痕，渐渐凝聚成溺水男工的魂影。他指着组长手里的笔记本，喉咙里溢出气泡破裂的声音。周小小心脏狂跳，猛地起身打翻桌上的搪瓷缸：“我说的都是真的！当年事故肯定有问题！”
这话像点燃了导火索。组长拍着桌子叫人，两个穿中山装的干事立刻冲进宿舍。混乱中，银锁片从周小小口袋滑落，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魂影们突然躁动起来，窗外的槐树叶簌簌飘落，竟在地面拼出“仓库地下”四个字。
周小小被带去了保卫科的小黑屋。夜里，她靠在冰冷的墙上，听见隔壁传来老陈的声音：“1968年那事，是老郑贪便宜用了劣质电线，后来把责任推给了去世的工人……”话音未落，一个苍老的魂影穿墙而入，正是照片里事故的遇难者。他递来一枚生锈的铜钥匙，魂体上的灼痕还在冒烟。
第二天一早，调查组要带周小小去仓库现场对质。路过仓库西侧时，她突然挣脱束缚，挖出墙根下的泥土——里面埋着一个铁皮盒，装着1968年的电线检测报告和老郑的受贿记录。魂影们围在她身边，焦黑的脸上终于露出解脱的神情。
老郑很快被革委会带走调查。张婶因诬告和倒卖粮票，也被送去了农场劳动。但周小小的日子并没有好转，厂里人看她的眼神依旧带着恐惧，没人再和她说话。春天的雨接连下了半个月，她抱着银锁片坐在宿舍窗前，看着魂影们渐渐消散在阳光下。
那天傍晚，最后一个魂影——穿列宁装的女工，对着她深深鞠了一躬，嘴里念叨着“国强”，慢慢化作了槐树叶上的露珠。周小小摸了摸发烫的银锁片，突然明白，这些魂影不是负担，是时代留下的灼痕，而她能做的，不过是让那些被掩盖的真相，终于能晒到一点春天的太阳。
调查组的人离开后，周小小的生活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厂里没人敢公开谈论仓库地下发现的东西，但窃窃私语如同霉菌般在墙角滋生。老郑被带走那天，许多人躲在窗帘后偷看，脸上交织着恐惧与好奇。
周小小回到装配线工作，周围的工友却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她。午餐时，她独自坐在食堂角落，原本嘈杂的食堂会在她靠近时突然安静，又在她走远后爆发出压抑的议论。
“她能看见那些东西...”女工王淑芬压低声音，“我姑妈说这种人是通阴的，会招来不幸。”
“听说老郑被带走时一直喊冤，说是鬼魂诬陷他。”另一人接话。
李副主任——现在是代主任了——偶尔会投来复杂的目光。他既感谢周小小揭发了老郑，又害怕她那种“特殊能力”。厂领导开会决定，暂时不奖励也不惩罚周小小，而是“观察使用”。
三月中旬，春雨连绵不断，厂房角落长出了霉斑。周小小发现自己的工具柜被人用红漆画了奇怪的符号，像是辟邪的符咒。她默默擦掉，什么也没说。
自从魂影们消散后，银锁片不再发烫，但夜深人静时，周小小能感觉到它在手中微微振动，如同沉睡的心脏。她开始做奇怪的梦，梦见自己走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两侧门扉紧闭，但门后有窸窣声响。
一天夜里，周小小被冷风吹醒，发现窗户不知何时开了。地上散落着槐树叶，排列成模糊的形状——像是一个箭头，指向厂区后的废弃家属楼。
那栋楼建于五十年代，据说因为结构问题早已无人居住。周小小披上外套，鬼使神差地跟着那个方向走去。
月光如水银泻地，废弃楼房在夜色中如同巨兽骸骨。周小小踩碎碎玻璃和落叶，声音在空楼间回荡得吓人。在二楼尽头房间门外，她停住了脚步——门把手上系着一根红线，已经褪色但依然醒目。
推开门，尘土扑面而来。房间角落里堆着旧报纸和破损的家具。周小小正欲离开，银锁片突然发烫。她顺着感应走到墙边，发现一块松动的墙砖。抽出来，里面藏着一个铁盒。
盒子里是一本日记，扉页写着“林晓梅，1965-1967”。还有一张照片，是穿列宁装的女工和一个小男孩的合影。周小小认出这就是最后向她鞠躬的那个魂影。
日记最后一页写着：“他们说我疯了，要送我去北山疗养院。我只是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国强，妈妈可能不能再陪着你了，但妈妈爱你，永远...”
回到宿舍，周小小一夜未眠。通过日记，她拼凑出了林晓梅的故事：原来她是厂里最早的技术员之一，丈夫在1962年事故中丧生后，她一直在暗中调查安全漏洞，直到1967年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
日记里多次提到“李主任”，周小小心中一凛——难道是现在的李代主任？
第二天，周小小借口头疼请假，去了市档案馆。管理员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头，听说她要查旧报纸，狐疑地打量她：“哪年的？”
“1962年到1967年。”周小小递过介绍信——这是她从厂里开出来的，本来用于技术交流。
在布满灰尘的合订本中，周小小找到了1962年10月的报道：“红星机械厂发生意外，两名工人不幸身亡”。死者名单中有“技术员张卫国”，林晓梅的丈夫。
另一则1967年3月的简讯引起了她的注意：“机械厂女工林某因精神失常被送医治疗”。没有全名，没有细节。
周小小抄下信息时，感觉有人注视着她。回头一看，只是个埋头抄写的老先生。她摇摇头，觉得自己太过敏感。
然而，回厂的公交车上，周小小明显感觉到有视线跟随着她。两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坐在后排，低声交谈着什么。她在中途突然下车，躲进供销社，透过橱窗看到那两人在站台张望。
周小小的心沉了下去——她确实被监视了。
当晚，周小小找到厂里的老书记。老书记即将退休，是厂里少数不多过问世事的人。他在家中接待了周小小，听完她的发现后久久不语。
“晓梅是个好同志。”老书记最终开口，声音沙哑，“那时候太乱了，很多事...不清不楚。”他承认当时还是干事的李主任参与了对林晓梅的处理。
“北山疗养院在哪里？”周小小问。
老书记摇头：“别查了，孩子。有些事就让它过去吧。”
周小小正要追问，窗外突然闪过手电光。有人敲门：“老书记，厂里紧急会议，李主任请您过去。”
老书记叹了口气，拍拍周小小的肩膀：“回去吧，好好工作，别想太多。”
回宿舍的路上，周小小总觉得有人跟踪。脚步声在身后响起，又突然消失。她攥紧口袋里的银锁片，它微微发热，像是无声的警告。
第二天上班，周小小被调离了装配线，安排到资料室整理档案。明升暗降，她失去了与核心生产接触的机会。资料室的老徐是个哑巴，比划着告诉她，这是李主任亲自安排的。
资料室在地下室，终年不见阳光，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和霉菌的味道。老徐负责整理新档案，周小小则被要求清理“废旧资料”。一堆五十年代的账本和技术图纸堆在角落，据说要送去造纸厂回收。
周小小翻看这些发黄的文件，发现其中不少是当年的安全记录和事故报告。她突然明白为什么被调到这里——有人想让她远离现在的工厂运营，却不知正好给了她接触历史材料的机会。
午休时，老徐比划着问周小小是否吃饭，她摇头表示不饿。等老徐离开，周小小继续翻看那些旧资料。在一批标注“1967年待销毁”的文件中，她找到了林晓梅的病假条和疗养院转院通知。
转院目的地写着“北山疗养院”，但周小小注意到签字笔迹与李主任的十分相似。更奇怪的是，转院日期是1967年5月，但7月份还有一份林晓梅领取劳保物品的签名——笔迹明显不同。
周小小的心跳加快了。如果林晓梅5月就被转走，为什么7月还有她的签名？除非...
“发现什么了？”突然的声音吓了周小大一跳。
李主任不知何时站在门口，脸上挂着公式化的微笑。周小小下意识用其他文件盖住那份签名表。
“没什么，主任。就是在整理旧资料。”她努力保持镇定。
李主任踱步进来，随手翻看桌上的文件：“这些陈年旧账，没什么价值了。厂里要求精简档案，你尽快分类打包，下周就送走。”
“好的，主任。”
李主任走到周小小身边，突然压低声音：“小周啊，我知道你能力突出，厂里正在考虑你的发展问题。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人要向前看，你说对吗？”
周小小点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李主任离开后，周小小才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她确信了——林晓梅的事情绝对有问题。
当晚，周小小试图联系老书记，却得知他突发心脏病住院了。太巧了，巧得令人不安。
宿舍里，周小小拿出林晓梅的日记和那张母子合影。男孩大约五六岁模样，如果活着现在应该十五六岁了。日记里提到“国强”会被送到“红光保育院”。
周日休息时，周小小去了红光保育院。那里现在已经改成区中心小学，老教职工大多不在。一位花工老赵听说她找林晓梅的孩子，摇头叹气：“那孩子命苦，听说后来被亲戚接走了。”
“什么亲戚？”
“好像是舅舅，姓陈，在城南机械厂工作。”
周小小又赶到城南机械厂，人事科的人查了半天，说确实有个叫陈建国的老职工，但已经退休回老家了。
“他是不是有个外甥叫国强？”周小小问。
工作人员点头：“有的，不过那孩子命不好，听说后来生病没了。”
线索似乎断了。周小小沮丧地回到厂里，却发现宿舍被人翻过。虽然东西摆放整齐，但她敏锐地感觉到有人动过她的物品。床垫下林晓梅的日记还在，但位置略有移动。
周小小背后发凉——有人知道她在调查。
第二天上班，老徐比划着告诉她，李主任来过了，询问周小小的整理进度。哑巴老徐的眼神里有关切和警告。
周小小决定加快行动。她谎称母亲病重，需要请假回老家，实际上买了去北山的车票。
北山疗养院隐藏在深山老林中，更像是一座监狱而非医院。高墙铁丝网，守卫森严。周小小冒充林晓梅的亲戚前来探视，却被管理员告知：“林晓梅1967年就转院了。”
“转去哪里了？”
管理员查记录：“没有具体说明，只写着‘特殊转移’。”
“谁签的字？”
管理员指着签名栏：“厂方代表李主任和医生王某。”
周小小正要再问，突然有个纸团从窗口扔到她脚下。她假装系鞋带捡起来，里面写着：“后山坟场，第三排第四座。”
周小小绕到后山，果然发现一片荒芜的坟场。大部分墓碑无名无姓，只有编号。第三排第四座稍微干净些，似乎有人打理过。碑上无字，只刻着一颗五角星。
她在坟前放下野花，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转身看见一个穿旧军装的老者，眼神浑浊。
“你找谁？”老人问。
“林晓梅。”
老人摇头：“这里没有林晓梅，只有编号177。”
“177是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