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苦思甜”大会在一片沉重而激昂的氛围中结束了。老工人们血泪交织的控诉和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教育效果。许多人的眼角挂着泪花，握着拳，心中充满了对旧社会的恨与对新社会的爱。那锅粗糙苦涩的“忆苦饭”被分食一空，不是为了品尝，而是为了铭记。
主任最后的表扬和随之响起的掌声，像一阵暖流包裹了周小小。她低着头，脸颊微热，没有显露出丝毫得意，只是更紧地握住了手中的笔记本，仿佛那掌声是给予她肩上更沉重的责任。她能感觉到人群中那道与众不同的、冰冷的目光——来自张婶。那目光像淬了毒的针，试图刺破这层温暖的包裹。周小小知道，这掌声是护身符，也是催命符。它暂时抬高了她的位置，也让张婶的嫉恨燃烧得更加猛烈。
散会后，人们议论着、感慨着渐渐散去。周小小留下来，默默收拾会场，搬桌椅，清理杂物，将那些展出的破旧物品小心收好。她的动作麻利而沉静，仿佛刚才被表扬的不是她。几位老工人临走时，都特意过来跟她打了声招呼。
“小小，辛苦了，稿子整得挺好，我说的都在了。”老赵师傅拍拍她的肩膀，眼神里是长辈的慈和。
“赵师傅您慢走，都是您讲得好。”周小小谦逊地回应，送他到门口。
李师傅则由儿子扶着，对周小小点点头：“丫头，心细，谢谢你了。”
周小小只是微笑摇头。她知道，这些质朴的认可，比主任的表扬更实在，也更珍贵。这是她用一次次跑腿、倾听和真诚换来的微薄的、却至关重要的善意。
张婶冷眼看着这一切，鼻子里几不可闻地哼了一声，扭身走了。她心里堵得慌。周小小非但没垮，反而更“风光”了。这结果像一记耳光甩在她脸上。她绝不甘心。
日子似乎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周小小依旧每天上课、回家、参与院里的一些集体劳动。她更加谨言慎行，几乎不参与任何闲谈，尤其是涉及家庭出身或过去生活的话题。她把自己缩在一个“积极劳动、沉默寡言”的壳里。
然而，张婶的报复并没有停止，只是变得更加隐晦和阴冷。她不再公开提议让周小小“忆苦”，而是开始散布一些看似无关紧要、却极易引发猜疑的流言。
周小小某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但款式依稀能看出些许旧痕的蓝布裙子（或许是母亲旧衣改的），张婶就会在和人聊天时，貌似无意地说：“唉，有些东西啊，骨子里的印记，就像那衣服的折痕，怎么熨都熨不平。看着是朴素了，那架势到底和咱们劳动人家出来的不一样。”
周小小偶尔从学校带回一本旧书（或许是教材或许是她设法找到的读物），张婶又会嘀咕：“哟，还看那么厚的书呢？心思也不知道在不在劳动改造上。别是还在想着那些旧社会的毒草吧？”
这些话语，像看不见的灰尘，悄无声息地飘散在宿舍楼的空气里。它们没有实际的指控，却能在人们心里种下怀疑的种子。一些人开始下意识地用更审视的目光打量周小小：她走路的姿势是不是太“小姐样”了？她说话的声音是不是太细了？她干活那么卖力，是不是太刻意表现了？
周小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氛围的变化。邻居们看她的眼神里，少了几分大会后的那份认可，多了一丝探究和不易察觉的疏离。她心里像压着一块浸水的海绵，沉甸甸、凉冰冰的。她知道源头来自哪里，却无法辩驳——那些流言像空气，无处不在，却抓不住实体。她只能更加沉默，更加用力地劳动，试图用汗水冲刷掉那些无形的脏污。
一个周末，宿舍楼组织大扫除，清理楼道和公共水房。周小小主动承担了最脏的活儿——疏通水房的下水道。那时没有手套，她就徒手去掏堵塞的污物，泥垢、头发、腐烂的菜叶粘了满手，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地干着，额上的汗水滴进眼睛又涩又疼。
张婶抱着胳膊站在不远处，看着周小小狼狈的样子，嘴角扯起一丝快意的冷笑，对旁边的人说：“看看，这就叫‘脱胎换骨’？我看是表演给咱们看呢。真要改造好了，心里干净，还在乎手上这点脏？”
这话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让周围几个人和周小小听到。周小小的动作顿了一下，脊背僵硬了一瞬，但随即，她像是没听见一样，更深地埋下头，几乎将整个手臂都探入了那污浊的管道口。脏水溅到了她的脸上、衣服上，她也毫不在意。只有她自己知道，眼眶里涌上的不是汗水，而是屈辱的泪水，被她死死逼了回去。她不能哭，哭就是脆弱，就是“小姐脾气”，就正中了张婶的下怀。
那一刻，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仿佛被一张无形的、充满恶意的网笼罩着，无论她如何挣扎，那网都在一点点收紧，让她窒息。她甚至产生了一丝绝望：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难道真的要因为无法选择的出身，一辈子活在监视、猜忌和侮辱里吗？
就在这时，一个温和的声音在她身边响起：“小小同志，辛苦了。来，歇会儿，喝口水。这活儿太脏了，不能总让你一个人干。”
周小小抬起头，是家属委员会的一位姓王的委员。王委员四十多岁，丈夫是厂里的技术员，为人比较正派温和。她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温开水，看着周小小的眼神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
周小小愣了片刻，手上的污秽让她不好意思去接。王委员却直接把缸子塞到她另一只相对干净点的手里：“快喝点。你这孩子，干活太实诚了。”
这突如其来的、微不足道的善意，像一道微光，瞬间照进了周小小冰冷的心底。她低下头，借着喝水掩饰几乎要失控的情绪，低声说：“谢谢王委员。”
“没什么，”王委员叹了口气，声音压低了些，“有些人说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大家眼睛是雪亮的，你干了多少活，吃了多少苦，我们都看着呢。好好干，没错。”
王委员没有明指是谁，但周小小明白。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让她几乎要沉下去的心，又浮上来一点。她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被张婶的流言蛊惑，黑暗中总还有零星的微光。
这次之后，周小小虽然依旧压力重重，但心态有了一丝微妙的改变。她不再仅仅是为了“表现”而劳动，也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承受。她开始更仔细地观察身边的人。她发现，院里确实有像张婶那样喜欢搬弄是非、踩低捧高的人，但也有像王委员那样沉默但心中有杆秤的人，更有像老赵、李师傅那样经历过真正风雨、反而对世事更能包容看待的老工人。
她不再试图去讨好所有人，而是将有限的精力，用在维护与这些可能给予她公正评价的人的关系上。她去老工人家更勤了，不只是为了工作，也会听他们讲讲厂里的老故事，甚至请教一些生活技能，比如怎么补衣服更结实，怎么腌咸菜更入味。她让自己更像一个努力融入工人阶级生活的、普通的年轻女孩，而不是一个时刻背负着“原罪”的、特殊的改造对象。
另一方面，她对张婶的种种刁难和暗箭，采取了一种“不接招”的态度。无论张婶说什么，她只当没听见，或者用最简短、最不带情绪的话回应，然后立刻转身去做事，不给张婶继续发挥的机会。她将自己的情绪包裹得严严实实，像一块光滑的石头，让张婶找不到下嘴的地方。
这种变化，让张婶更加气闷。她感觉自己一拳拳都打在了棉花上，对方不声不响，却无形中化解了她的力道。她甚至觉得周小小那双平静无波的眼睛背后，藏着她看不懂的东西，那东西让她隐隐有些不安，更加执意要抓住周小小的把柄。
时间就在这种表面平静、内里暗流涌动的状态下，又过去了几个月。秋去冬来，寒风凛冽。
一天傍晚，周小小放学回来，发现气氛有些异样。楼道里遇到几个邻居，看她的眼神格外复杂，有的带着好奇，有的带着同情，还有的迅速避开她的目光。她心中猛地一沉，有种不祥的预感。
她快步走回家，刚放下书包，就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门外站着脸色严肃的家属主任，还有另外两位委员，其中一位就是王委员。王委员看向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担忧。
“周小小同志，”主任的语气很沉重，“我们接到群众反映，在你家里发现了……不属于当前无产阶级思想、可能带有封建糟粕或资产阶级毒素的物品。我们需要进去检查一下，请你配合。”
周小小的脸瞬间失去了血色，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她下意识地挡在门口，声音有些发颤：“主任，是什么东西？我家里没有什么……”
“有没有，检查了就知道了。”主任的语气不容置疑，“有人亲眼看见的。请你让开，这是组织的决定。”
周小小的目光越过主任，看到了站在不远处楼道阴影下的张婶。张婶脸上带着一种终于得逞的、压抑不住的兴奋和冷笑。
瞬间，周小小明白了。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陷阱。她想起前几天，张婶曾以借扫帚为名，来过她家一次，当时似乎在她放旧物的箱子附近停留了一会儿……原来是为了这个！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知道，此刻任何抗拒和惊慌，都会被视为心虚。她慢慢侧身让开了门：“主任，请进。我接受检查。我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接受组织的审查。”
她的冷静似乎让主任有些意外，脸色稍缓，点了点头，带着人走了进去。
周小小的家极其简陋，一床一桌一柜，还有一个旧木箱。检查很快聚焦在那个旧木箱上。箱子没锁，打开后，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些课本和笔记。
主任亲手翻查着，动作还算客气。突然，她的手指在几件旧衣服底下触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她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用深色绸布包着的小包裹。
周围的气氛瞬间凝固了。周小小的呼吸也停滞了，她死死盯着那个包裹，大脑飞速运转，却想不起里面到底是什么。是母亲留下的？她从未打开过这个箱子最底层！
主任小心翼翼地解开绸布，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那是一本纸张泛黄、线装的、薄薄的书，封面上是竖排的繁体字：《唐诗三百首》。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色泽黯淡的银锁片，上面刻着模糊的吉祥图案。
“轰”的一声，周小小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冲到了头顶，又瞬间褪得干干净净。书！银器！在那个时候，这两样东西，任何一样都足以被上纲上线，成为“封建余毒”、“资产阶级情调”甚至“企图变天”的铁证！尤其是那本旧诗集中，有多少是“剥削阶级文人”的吟风弄月、感时伤怀？
张婶忍不住凑到门口，看到这些东西，立刻尖声叫起来：“主任！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藏得这么深！这就是证据！铁证如山啊！她周小小根本就没想过要改造，她心里还想着她那个剥削阶级的家庭！还留着这些毒草和金银财宝！”
主任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她翻动着那本诗集，里面还有用娟秀的毛笔字写的批注，显然是周小小长辈的笔迹。银锁片虽然小，但也是“金银器物”。
“周小小同志，这些东西，你怎么解释？”主任的声音冷得像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