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小感到一种无形的网正在收紧。她沉默着，照常上课、回家，但内心的压力越来越大。她知道，张婶正在煽风点火，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或许就是在筹备会议上，就会正式把这个“提议”摆到桌面上。
不能再坐以待毙。周小小深知，必须化被动为主动，但绝不能落入张婶的圈套。她苦苦思索着对策。
第三天下午，家属委员会召开“忆苦思甜”活动筹备会，周小小作为宿舍楼的一员，也被要求参加。果然，会议进行到一半，讨论如何让展览和“忆苦饭”更有教育效果时，张婶清了清嗓子，发言了：
“主任，各位委员，我有个想法。”她脸上带着一种故作沉痛的表情，“咱们老是找些破碗烂衫，年轻人看了也没啥感触。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人！得让经历过两种社会、有对比的人来讲，才最深刻！咱们院里，不是正好有周小小同志吗？”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角落里的周小小身上。周小小垂着眼，手放在膝盖上，看不出表情。
张婶继续说着，语气越发“诚恳”：“周小小同志虽然出身在那个……嗯，不好的家庭，但本人还是积极要求进步的嘛。让她给大家讲讲，她过去亲眼见过的、她家里人过去过的是什么样的奢侈生活，是怎么剥削人的？再对比一下现在新社会咱们工人阶级的幸福生活，这苦和甜，不就一下子清清楚楚了吗？这对她本人，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和升华嘛！周小小同志，你说是不是？”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所有人都看着周小小，等待她的反应。家属主任有些为难，似乎觉得不妥，但又不好直接反驳张婶这顶“革命教育”的大帽子。
周小小缓缓抬起头，脸上没有预想中的惊慌或屈辱，反而是一种异常的平静，只是眼圈微微有些发红。她站了起来，先是对主任和委员们微微鞠了一躬，然后才看向张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坚定：
“张婶同志的这个提议，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搞好革命教育活动。”她先肯定了一句，让本想发作的主任又坐了回去。
“但是，”周小小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而真诚，“我认为，让我来讲我家过去的事，并不合适。”
张婶立刻想插话，但周小小没有给她机会，继续说道：“为什么说不合适呢？第一，我出生的时候，家乡已经快解放了，旧社会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端场面，我并没有亲眼见过。我印象里的家庭生活，其实已经是在走下坡路和恐慌之中了。让我讲那些听来的、模糊的所谓‘奢侈生活’，既不真实，也容易流于表面，达不到真正的教育目的。”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周小小的声音带上了几分哽咽，但努力控制着，“我的家庭有罪，这是事实。但我个人，是在红旗下长大，接受党的教育长大的。我的思想改造，是努力忘记那个阶级带给我的烙印，全心全意向工人阶级学习，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组织也一直教育我们要向前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如果现在让我一次次地去回忆、去详细描述那种生活细节，甚至带有展示意味地去讲，这到底是在批判呢，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反复提醒大家甚至我自己，去记住那些本应该彻底抛弃的东西？这会不会反而偏离了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初衷，变成了对某些不健康好奇心的满足呢？”
她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的人们，最后看向主任：“主任，各位委员，我认为，‘忆苦思甜’的重点，应该是牢记劳动人民受的苦，激发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建设热情。我们院里有很多老工人师傅，他们从小给地主放牛、给资本家做工，挨过鞭子饿过肚子，他们的经历才是真正的血泪史，才是最宝贵、最真实、最能教育人的活教材！我们应该多去挖掘和请他们来讲讲。至于我，我更愿意用实际的劳动和行动，来洗刷我出身带来的原罪，来证明我改造的决心，而不是用言语去描绘那些本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生活。那不是我该聚焦的，更不是革命教育该聚焦的重点。”
周小小说完，微微欠身，坐了回去。会议室里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寂静，先前那种紧绷的、几乎令人窒息的压抑感被打破了。
有人下意识地点头，觉得周小小说得在理。几位老工人委员交换着眼神，他们确实经历过真正的苦日子，听着周小小的话，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过去的岁月，觉得让一个没真正经历过旧社会奢靡、反而是在新社会长大的年轻人去讲那些“听来的”剥削生活，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也确实不如他们自己的经历有说服力。
家属主任明显地松了一口气，脸上的为难之色褪去，露出了赞许的神情。她正了正身子，开口道：“周小小同志说得很有道理啊！‘忆苦思甜’活动，核心是阶级教育，要真实，要深刻。让没有亲历过的人去讲，确实容易流于形式，甚至可能产生不好的导向。我们还是应该多请像老赵师傅、李师傅这样在旧社会吃过真正苦头的老工人们来讲述，他们的经历才是最鲜活、最能打动人心的教材。”
张婶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万万没想到周小小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地掉进陷阱，反而说出这么一番滴水不漏、冠冕堂皇的话来，句句扣着“革命教育”的大帽子，却把她的话全都堵了回去。她张了张嘴，还想挣扎一下：“主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
“好了，张婶同志，”主任这次没给她机会，语气虽然还算平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你的积极性是好的，但考虑问题还是要更周全一些。周小小同志也说了，她的改造重在实际行动。我看这样，筹备展览、联系老工人师傅、准备‘忆苦饭’这些具体工作，周小小同志可以多参与一些，在实践中接受教育，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决心嘛。周小小同志，你看怎么样？”
周小小立刻站了起来，态度诚恳地回应：“谢谢主任和委员们的信任，我非常愿意为筹备活动出力，一定会认真向老师傅们学习，努力做好分配给我的任何工作。”
“好，那就这么定了。”主任一锤定音，会议的话题顺势转到了如何具体邀请老工人、收集实物展品等事务性工作上。
张婶被晾在一边，脸色难看至极，却再也插不上话。她狠狠地剜了周小小一眼，周小小却只是垂着眼帘，认真听着主任的安排，仿佛刚才那场针对她的风波从未发生过。
散会后，人们陆续离开。有人走过周小小身边时，还对她友好地点了点头。周小小默默收拾着自己的东西，能感觉到身后那道冰冷不甘的目光一直跟随着她，但她没有回头。
她知道，这一关，她暂时闯过去了。她没有硬碰硬，没有哭诉委屈，而是用一种更符合当时语境、更高明的方式，瓦解了张婶的攻势，甚至还在主任和部分委员那里赢得了些许好感或同情。
但她也清楚，张婶绝不会就此罢休。那无形的网只是暂时被撑开了一个口子，并未消失。未来的路依然布满荆棘，她必须更加谨慎，更加清醒。今天的应对，只是让她获得了喘息之机，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
她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走出了会议室。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但她脚步沉稳，走向下一个她必须面对的现实。行动，正如她所说，才是她唯一的武器。
会议结束后，周小小并没有丝毫松懈。她知道，张婶那剜心的一眼意味着事情远未结束。口头上的胜利是脆弱的，唯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无可指摘的表现，才能筑起真正的防线。
她主动找到了家属主任，详细询问了筹备工作的具体分工。主任见她态度积极，便将联系几位老工人代表、协助他们整理讲述提纲的任务交给了她，同时让她参与“忆苦饭”食材的准备工作。这两项工作既接触核心内容，又需要耐心和细致，更重要的是，能让她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工人们建立直接联系。
周小小全力以赴。她利用课余时间，一次次登门拜访老赵师傅、李师傅等几位被确定为主讲人的老工人。她并不急于记录，而是先耐心倾听，听他们絮叨过去的艰辛，听他们感叹现在的安稳。她帮眼神不好的李师傅读儿子的来信，替腿脚不便的老赵师傅去合作社买烟叶。她的倾听是真诚的，关怀是细致的。渐渐地，老人们不再把她看作一个需要“改造”的异类，而是一个懂事、肯吃苦的晚辈。
在整理讲述材料时，周小小格外注意。她忠实地记录下老工人们在旧社会遭受的剥削和压迫，那些血泪交织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她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可能引人遐想的、关于“剥削阶级”生活细节的渲染，始终将焦点集中在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新社会的来之不易上。她整理好的初稿，都会先念给老师傅们听，确认是否是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是否准确。
筹备“忆苦饭”时，周小小也抢着干最脏最累的活。她去郊区挖野菜，清洗那些粗糙的糠皮和麸皮，严格按照要求，不添加一丝一毫的油腥。她沉默地忙碌着，手上沾满了泥污，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其他来帮忙的家属委员看在眼里，私下议论时，也不得不承认：“这周小小，干活倒是真踏实，不像装样子。”
张婶并没有闲着。她冷眼旁观着周小小的忙碌，几次想挑刺。比如，质疑周小小整理的讲述稿“不够尖锐”，“没有深入挖掘阶级根源”，或者说周小小准备的“忆苦饭”食材“不够苦”，“是不是想偷偷改善伙食”。但她的质疑每次都落空了。周小小整理的稿子得到了老工人们本人的认可和主任的表扬；而“忆苦饭”的配方是委员会集体议定的，周小小严格按配方执行，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无从作假。张婶的几次发难，反而显得她吹毛求疵，不顾大局，连主任都私下提醒她：“张婶，筹备工作很繁重，我们要多鼓励积极参与的同志。”
“忆苦思甜”大会的日子终于到了。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墙上贴着标语，桌上摆着破旧的实物展品。那锅由周小小等人精心准备的、粗糙拉嗓子的“忆苦饭”也冒着热气放在一旁。
老工人们依次上台讲述。他们的语言朴实，甚至有些琐碎，但那些亲历的苦难——工头的皮鞭、冰冷的机器、饿得发昏的滋味、亲眼所见同伴的死亡——却比任何夸张的渲染都更能刺痛人心。台下的人们，包括许多年轻人，都听得眼眶发红，神情凝重。
周小小坐在角落，同样认真地听着，时而记录，时而帮忙给讲述的老人递上一杯水。她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完全融入工作人员的角色。
张婶看着这一切，心里憋闷至极。周小小不仅没出纰漏，反而通过踏实的工作赢得了不少人的认可。她感觉自己精心设计的陷阱，不仅没困住猎物，反而让对方借此展示了“进步”，这让她如同吞了苍蝇般难受。
大会最后，家属主任总结发言，再次肯定了老工人们的贡献，表扬了筹备组的辛勤工作，并特别提到：“尤其是周小小同志，这段时间以来，默默做了大量具体工作，联系老师傅、准备忆苦饭，吃苦在前，表现出了很好的改造决心和劳动热情！我们用掌声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