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伊始，周小小带着山村里带来的干腊肉和大哥硬塞给她的一小罐猪油回到了学校。宿舍里顿时热闹起来，天南地北的特产摆了一桌子，姑娘们分享着家乡的味道，也分享着寒假的见闻。周小小话不多，只是微笑着将腊肉切成薄片，放在饭盒里蒸熟，分给室友们尝鲜。那浓郁的烟熏味和难得的油荤气，让来自城市的几个姑娘啧啧称奇，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大学的节奏并未因一个新学期的开始而放缓，反而愈发紧凑深入。课程难度陡增，大量的阅读、论文和实验报告压得不少同学喘不过气。周小小依旧保持着她的节奏：晨起诵读，夜半苦读，图书馆是她最忠实的“伴侣”。她的勤奋和那股子沉静的专注力，使她逐渐在同学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在理科课程上，她那异于常人的逻辑推演和空间想象能力，让教授们都暗自惊讶。
她的英语学习依旧是最吃力的一环。乡下的中学几乎没正经教过发音，她的词汇量也少得可怜。但她有她的“笨”办法。她将单词抄在小纸片上，贴满了床头，甚至在水房排队洗衣、食堂打饭的间隙，嘴里都无声地念念有词。她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向英语口语稍好的城里同学请教，那份真诚和刻苦，让人难以拒绝。空间的存在，给了她能够心无旁骛记忆和反复练习的隐秘时间，虽然无法直接变出知识，却极大提升了她的学习效率。渐渐地，她的英语成绩从及格边缘，稳步爬升到了良好。
生活上，她极其俭省。大哥寄来的钱，她几乎原封不动地存着，每月十八块五毛的国家助学金，她精打细算，除了必要的伙食和文具开销，绝不多花一分。饭菜永远是简单的馒头、窝头配咸菜或最便宜的青菜，偶尔才打一份带点油星的炒菜改善伙食。她窗台上的那几盆小葱蒜苗，成了宿舍公用的“调味园”，给清汤寡水的面片汤增添一抹难得的绿色和香气。
第一个月的助学金发下来时，她犹豫再三，去学校小卖部称了半斤最便宜的水果糖，寄给了大哥。信里写道：“哥，学校补助很多，吃用尽够，这些糖给矿上的叔叔伯伯们甜甜嘴。我一切都好，勿念。”她想象着大哥收到糖时，那副又想责备她乱花钱，又忍不住欣慰的样子，嘴角就微微上扬。
七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并非只有书斋的宁静。政治学习、集体劳动是常态。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学习上级文件、社论，开会讨论。周小小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认真地听，但很少主动发言。她内心对此有种本能的疏离，更多的心思还是沉浸在那些具体的公式、定理和文字里。她隐约感到，那些白纸黑字的知识，比瞬息万变的口号更让她感到踏实和恒久。
集体劳动时，无论是去校办农场收割麦子，还是疏通校内的沟渠，周小小却从不惜力。她从小做惯了农活，手脚麻利，吃苦耐劳，让许多城里来的同学刮目相看。那双拿笔的手，同样能熟练地挥舞镰刀、铁锹。汗水浸湿了她的旧衣衫，阳光晒黑了她白皙的皮肤，但她眼神明亮，仿佛在这些体力劳作中，能找到一种与家乡土地相连的熟悉感，暂时缓解思乡之情。
第一学年的暑假，因为路途遥远、车费昂贵，周小小没有回家。她给大哥写了信，说学校有活动，要留校学习。周成业回信，字迹似乎比平时用力，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嘱咐她注意身体，随信又汇来了十元钱，让她“别太省，买点鸡蛋吃”。
安静的校园里，留校的学生并不多。周小小珍惜这整块的时光。她几乎泡在了图书馆，系统地阅读教育学、心理学的经典着作，做了厚厚几本笔记。她的空间里，那几株草药长势良好，她利用这无人打扰的时间，更加深入地观察、记录，甚至尝试进行更精细的能量提纯和感知。这种修炼，无形中进一步淬炼了她的精神，让她在学习时更能心无杂念，记忆力、理解力都远超常人。
偶尔，她也会拿着笔记本，走出校园，观察省城的市井生活。她看着街上穿着“的确良”衬衫、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看着供销社里熙攘的人群，看着墙上斑驳的标语和宣传画……这座庞大的城市，与她生长的山村是如此不同，它喧嚣、复杂，充满了她无法完全理解的气息，但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她像一个冷静的观察者，默默地将一切收于眼底，记在心上。
大二开学后不久，一股新的风气悄然在校园里蔓延。开始有同学私下传阅一些“非正式”的书籍和文稿，大多是手抄本，纸张粗糙，字迹各异。内容有些是批判性的思考，有些是带有“禁忌”色彩的爱情小说，甚至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哲学的片段。
同宿舍一位性格活跃、家里有些背景的城里女生，某天晚上神秘兮兮地拿出一本用报纸包着封面的书，在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压低声音给靠得近的几个室友读了几段。那是一个关于爱情与牺牲的故事，文笔细腻，情感大胆，迥异于当时公开出版物中程式化的英雄叙事。
周小小躺在自己的床上，屏息听着。那些文字像小小的锤子，敲击着她内心某个未被触碰过的角落。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悸动和一丝不安。她从未接触过这样的表达，直白、赤裸，甚至有些“不健康”。但不可否认，那故事里蓬勃的人性力量，让她感到震撼。
那位女生读完，黑暗中，宿舍里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彼此有些急促的呼吸声。有人小声感叹：“写得真好……”也有人迟疑地说：“这……是不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
“怕什么，”借书的女生语气带着几分不在乎，“看看怎么了？又不说出去。天天读那些千篇一律的东西，腻不腻？”
周小小没有参与讨论。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那些文字还在她脑海里盘旋。她想起了红榜前那一刻的狂喜，想起大哥粗糙的手和红了的眼眶，想起离乡时苍茫的群山……个人的情感与宏大的时代叙事，究竟该如何安放？她感到一种朦胧的困惑。但她深知，这些东西是危险的。她感激那位同学的分享，却下意识地决定与这种秘密的传播保持距离。她的根基太薄弱，容不得半点闪失。她最大的任务，也是她对家庭最大的责任，就是牢牢抓住学习这个机会，用扎实的知识武装自己。
然而，思想的微光一旦渗入，便难以彻底抹去。那些“禁书”里的片段，虽然她不再去听，却偶尔会在她阅读正统理论感到疲乏时，或在夜深人静审视内心时，悄然浮现，引发她更深层次的、无声的思考。她开始更辩证地看待课堂上学到的一切，尝试着形成自己独立的、不轻易宣之于口的判断。
时间在苦读、劳动、偶尔的思想波澜中平稳流逝。周小小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年级最前列，尤其是数学和教育学理论，几乎次次满分。她开始在校刊上发表一些短小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笔记，文笔朴实，逻辑清晰，观点稳妥，得到了老师的好评。她甚至被选为班级学习委员，负责收发作业、组织学习小组。这个职务让她不得不与更多同学打交道，虽然依旧不算活泼，但待人真诚、乐于助人的她，渐渐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
她与家里的通信从未间断。给大哥的信，总是报喜不报忧，详细讲述学习的进步，老师的表扬，学校生活的丰富多彩。周成业的回信，依旧简短，但字里行间的欣慰与骄傲越来越浓。他告诉她，矿上领导知道了他家出了个大学生，对他都客气了几分；村里的乡亲们教育孩子，也都以“周小小”为榜样。他知道妹妹是家族的荣耀，是他在井下挥汗如雨时，心头最亮的那盏灯。
弟弟周成煜在部队表现优异，已被推荐参加干部培训。他在信里意气风发，对国家和个人的未来充满信心。姐弟俩在通信中互相鼓励，彼此打气，都铆足了劲要在各自的道路上走出个名堂。
大三那年，学校安排了教育实习。周小小和同学们被分配到省城郊县的一所公社中学。站在简陋的讲台上，面对下面几十双充满好奇、渴望甚至些许野性的眼睛，周小小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另一种紧张，不同于考试，这是一种关乎责任的压力。
她实习的是初中数学。她备课极其认真，不仅吃透教材，还琢磨怎么能让这些基础薄弱的农村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她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对知识的那种饥渴，想起了山里孩子走出大山的艰难。
课堂上，她摒弃了照本宣科，努力用最浅显的语言、最贴近生活的例子来讲解枯燥的公式。她甚至会在黑板上画些简单的示意图，虽然画功笨拙，却让孩子们觉得新鲜。她声音不大，但清晰沉稳，眼神扫过每一个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走神或困惑的目光。批改作业时，她极其仔细，会在错误旁边写上详细的批注，甚至单独找学生讲解。
她的认真和耐心，很快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和信任。下课了，总有学生围着她问问题，甚至跟她聊些家常。周小小看着这些孩子，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她心中那份对教育事业的认知，不再仅仅是书本上的理论和跳出农门的途径，而是落到了实处，变成了一种沉甸甸的、希望用知识照亮他人人生的使命感。
实习结束离开时，好几个学生偷偷塞给她煮熟的鸡蛋或是自己晒的山芋干，眼睛红红的。公社中学的老校长，一位两鬓斑白的老教育工作者，握着她的手说：“周老师，你是块当老师的好料子，踏实、用心，孩子们需要你这样的老师。”
这句话，比任何成绩单上的优等更让周小小感到满足和肯定。回校的路上，她看着车窗外广袤的田野，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感。她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了——不仅要当老师，还要当一名能真正点亮学生心灯的好老师。
实习归来，大学的最后一年已悄然开启。毕业分配像一片无形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每一个毕业生的心头。每个人都在暗自揣测自己的命运，是留城，是回乡，还是被分配到更遥远艰苦的地方？人际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周小小依旧沉静。她一如既往地读书、学习，只是去系里办公室请教问题的次数更多了些。她深知自己的优势（成绩优异、政治表现良好、实习评价高）和劣势（农村背景、毫无人脉）。她默默期待着，能凭借优异的成绩，争取到一个留在省城附近中学任教的机会。这样，既能发挥所学，也能离大哥相对近一些。
她给大哥的信里，隐约提到了分配的事，只说会服从组织安排，让大哥放心。周成业回信，语气前所未有的郑重：“小小，无论分到哪里，都是为国家工作。不要有负担，家里一切都好，哥永远支持你。”随信又夹寄了钱，比以往都多。
毕业的日子终于到了。
校园里弥漫着离别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憧憬。同学们互相在纪念册上留言，交换小小的礼物。周小小收到的留言最多的是“学业精湛”、“前程似锦”、“未来的人民好教师”。她给同学们的留言，也多是真诚的鼓励和祝愿。
毕业典礼简单而隆重。当周小小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走上主席台从系主任手中接过那张沉甸甸的毕业证书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她穿着洗得发白但干净整洁的蓝布褂子，目光清澈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