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初的太阳，已然带上几分狠厉的意味。风卷着尘土和稀薄的水汽，掠过一片片艰难复苏的土地。盐碱地特有的那种苍白色，依然是大地的底色，但这一次，点点绿意不再是孤军奋战，它们沿着新修的生态埂、排水沟，在覆盖着秸秆的“被子”下，连成了更为坚韧的阵线。
周小小蹲在田埂边，用手指小心地拨开一株活水芽根部的秸秆，仔细观察着土壤的湿度和盐晶析出的情况。她的脸庞被风吹得粗糙，眼神却锐利而专注。李文跟在她身边，熟练地在本子上记录着数据。
“李姐，你看，”周小小轻声说，指尖拈起一点稍显湿润的土，“覆盖了秸秆的地方，墒情确实好很多，返盐也轻了。”
李文凑过去看了看，点头道：“是啊，老乡们现在都信这个‘盖被子’的法子了。就是秸秆不太够用，还得想法子。”
“阿海上次信里说，他们海边也用海草，甚至晒干的水藻。咱们看看附近水塘、洼地里有没有类似的替代品……”周小小正说着，一个半大的孩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周同志！李同志！县里通知，让赶紧回去开会！说是……说是省里又来人了！”
周小小和李文对视一眼，心里都咯噔一下。去年省观察员带来的那份引起讨论的报告，后续虽有赞许，但质疑之声也不小。这次又来，是福是祸？
公社简陋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省里来的是一位五十岁上下、表情严肃的干部，姓王，介绍是生产指导处的副处长。县里的领导陪在一旁，神色有些紧张。公社干部和社员代表们挤满了屋子，空气凝重。
王处长没有过多寒暄，直接切入主题。他先是肯定了试点地区在去年特大旱灾中“保绿”的努力和精神，但话锋随即转向了尖锐的质疑。
“但是，同志们啊，‘绿脉’系统的核心目的是增产，是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我看了你们去年的产量数据，坦白说，很难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挖沟渠、修埂子、铺秸秆，结果呢？收上来的粮食还不够塞牙缝的！有的同志反映，这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花架子摆得好看，却不顶饱啊！”
他的话像一块冰，砸在众人心上。底下社员们窃窃私语，有的低头不语，有的面露不服。那位曾经在食堂问周小小“啥时候才能多打粮食”的妇女，抱着孩子，眼神里又充满了忧虑。
公社老书记磕了磕烟袋，试图解释：“王处长，去年情况特殊，百年不遇的大旱……”
“干旱不是只有你们这里旱！”王处长打断他，语气加重，“全省乃至全国很多地方都受灾！为什么别的有些地方，产量损失就没这么大？我们要思考的是自身的抗灾能力到底有没有提高！你们这些办法，听起来新奇，什么猫耳洞、秸秆被，是不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投入产出比划算吗？能不能大规模推广？这些都是问题！”
他目光扫视全场，最后落在周小小身上：“周小小同志，你是具体的技术负责人，你说说看。如果今年再来一次去年的旱情，你能保证产量有显着提高吗？能保证社员们不再饿肚子吗？”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周小小身上。压力如山般袭来。她知道，此刻任何空洞的保证都毫无意义。她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声音清晰却不高亢，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坚定。
“王处长，各位领导，乡亲们，我无法保证。”她的话让会场一阵骚动，王处长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周小小话锋一转：“天灾的事情，谁也打不了包票。老天爷不下雨，就算有再好的办法，我们也变不出水来。但是，我们能保证的是，尽最大努力，让每一滴水发挥最大的作用，让每一寸土地积蓄最大的力量，让庄稼的抗逆性提到最高！”
她拿起李文记录的数据本：“去年，在几乎绝收的情况下，我们的核心试验区保住了七成的活水芽和碱蒿，这些植物固氮改土的效果，数据在这里，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了零点三个百分点，表层盐分下降了百分之五。这意味什么？意味着地确实在变好，虽然慢，但方向是对的！”
她又指向窗外：“那些猫耳洞水窖，在春季降雨时存下的水，保证了播种时关键的水分。秸秆覆盖让土壤蒸发量减少了近三成！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它们不是花架子，是我们在极端条件下，从群众智慧、从解放军同志、从海边渔民那里学来的，保命的土办法！”
“至于产量，”周小小语气沉痛但坦诚，“去年我们确实歉收了，乡亲们挨了饿，我心里比谁都难受。但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去年就是绝收！今年这片地可能已经彻底盐碱化，连这点绿都看不到！我们现在做的，是在给土地治病，病去如抽丝，不能指望刚吃下一剂药，第二天就能扛两百斤麻袋！”
她看向那位抱孩子的妇女，看向眉头紧锁的老农，看向所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社员们：“我知道，吃饱肚子是天大的事。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也给这片土地一点时间。我们引种的新耐旱作物已经发芽，优化后的沟渠正在起作用，‘绿脉’不是一个马上结果子的仙法，它是一条需要耐心打通的路。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明年，后年，我们一定能让产量一步步上来！”
周小小的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带着一种基于事实的真诚和扎根土地的韧性。会场安静下来。老农们吧嗒着烟袋，眼神复杂。王处长沉默着，手指敲着桌面，似乎在权衡。
这时，一位中年社员站了起来，他是去年抗旱时最卖力的一员，肩膀上的老茧还没褪完：“领导，俺是个粗人，不懂大道理。俺就知道，去年那场大旱，要不是周同志他们带着俺们挖洞、铺草，俺们那点苗子早就死绝了！是没打下多少粮食，可留下了种子，留下了盼头！今年开春，这地摸着就是比往年有‘劲’！俺信周同志，俺愿意跟着干！”
“对！俺们也愿意！”又有几个社员附和起来，“总不能年年指望老天爷开恩！得靠自己想办法！”
群众的声音虽然朴实，却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王处长的脸色缓和了些。他最终没有立刻做出结论，只是要求更加详实、周期更短的产量对比数据，并要求工作组定期汇报。“省里会持续关注，既要看过程，更要看结果。群众的肚子，是最终的检验标准。”
会议结束后，周小小感到一阵虚脱，但更多的是责任。王处长的话虽然刺耳，却点出了最核心的问题：生态改良的长期性和群众迫切需求之间的矛盾。
接下来的日子，周小小和李文更加拼命。她们知道，时间不等人，质疑也不会自动消失。必须争分夺秒，让土地尽快焕发出应有的生产力。
她们进一步优化作物的搭配。除了活水芽、碱蒿这些先锋作物，她们将阿海寄来的几种耐盐耐旱的海边植物种子，选择性地播种在条件最差的区域。其中一种类似碱蓬的植物，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其深扎的根系和肉质的叶片，仿佛专为干旱和盐碱而生。
她们继续深化“土办法”的应用。周成业根据春季回传的数据，改进了“猫耳洞”水窖的防渗漏设计，建议在黏土捶实的基础上，加入少量石灰和沙子，形成更坚固的防渗层。他还设计了一种极其简易的、用废旧玻璃瓶和木棍制作的土壤湿度计，成本几乎为零，却能让社员们直观地看到土壤深处的墒情变化，极大增强了他们节水和覆盖保墒的主动性。
阿海则寄来了更多的“海洋的礼物”。除了植物种子，还有一些关于利用潮间带自然过滤原理改良咸水的朴素设想，虽然暂时难以直接应用，却极大地拓展了周小小的思路。通信中，阿海那句“地和人一样，病了要慢慢调养，急不得，但也歇不得”成了周小小鼓励自己和社员们的口头禅。
夏日的考验如期而至。雨水依然比往年偏少，气温居高不下。但这一次，试点地区的田地展现出了不同的景象。
新挖和优化的排水沟渠，有效地控制了地下水位，减轻了次生盐渍化。遍布田间的“猫耳洞”水窖，在偶尔的降雨后蓄起了宝贵的水源。厚厚的秸秆覆盖层像一层保护膜，锁住了水分，抑制了盐分上升。那些耐盐碱作物虽然生长缓慢，却顽强地挺立着，绿色在不断蔓延。
周边没有进行改良的土地，再次出现了大面积的萎蔫和枯黄，白花花的盐碱斑重新显露。而试点区内，虽然远谈不上郁郁葱葱，却生机未断。尤其是核心试验区，活水芽和碱蒿已经长到了半人高，形成了一片小小的绿色屏障，甚至开始零星抽穗。
鲜明的对比，无声地证明了一切。社员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自发地维护沟渠，检查水窖，添加覆盖物，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这片正在恢复生机的土地。
一天傍晚，周小小正在灯下整理数据，老书记领着一个人走了进来。竟是去而复返的王处长。他没有通知县里，一个人悄悄来了。
“周同志，别紧张。”王处长的表情比上次柔和了许多，“我回去后，向领导详细汇报了这里的情况，也把你们的数据和那个……‘猫耳洞’、‘秸秆被’的土办法做了介绍。领导很重视，认为这种因地制宜、汇聚民智的抗旱保墒思路，即使在非盐碱地区也有借鉴意义。我这次来，是想抛开报告，亲眼看看。”
接下来的两天，王处长在周小小和李文的陪同下，默默走访了每一个试点地块。他仔细查看了沟渠的深度和密度，钻进“猫耳洞”水窖感受里面的湿凉，亲手拨开秸秆查看土壤墒情，对比着不同作物的长势。他甚至拿着周成业设计的简易湿度计，在田里测了又测。
他看着社员们虽然辛苦却充满希望的脸庞，看着他们自发地想出各种节省材料、提高效率的小窍门。他看到在那位抱孩子妇女的家门口，用破瓦罐做的滴灌装置，正一滴一滴地滋润着几棵珍贵的菜苗。
最后，他站在那片长势最好的活水芽和碱蒿前，久久沉默。夕阳给这片绿色镀上了一层金边，顽强而壮美。
“周小小同志，”王处长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上次的话，说得有些重了。给我看再多的报告，也不如亲眼看到这一切。你们做的，不是在摆花架子，是在扎扎实实地创造奇迹。产量的问题，是我太急功近利了。这样的土地，能保住绿色，能逐年改善，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粮食产量，一定会随着地力的恢复跟上来的。”
他转过身，郑重地对周小小和李文说：“你们坚持的道路是正确的。省里会认真研究，如何更好地支持你们的工作。你们整理的材料，尤其是那些土办法和耐旱作物品种的信息，要尽快详细上报。省里考虑，可以在其他类似条件的地区，进行小范围的试点推广。”
王处长离开后，周小小和李文激动得一夜未眠。这意味着，“绿脉”系统不仅得到了认可，其核心的韧性理念和群众智慧，还将可能惠及更广阔的土地。
秋收时节，产量依然没有达到丰年的水平，但相比去年，已经有了显着提升。尤其是那些耐盐碱的特色作物，如碱蒿和那种类似碱蓬的海边植物，获得了一定的收成。碱蒿的籽实可以磨粉，茎叶可以做饲料，碱蓬的嫩叶甚至可以食用，提供了一种新的食物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