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贵妇热衷的交际季来临时，黛娜觉得去做点什么。但她清楚地知道，在帝都这座监视严密的城市里，高举旗帜的呐喊只会招致迅捷的镇压。她的战斗必须更隐蔽，更巧妙，从她能触及的、最根本的伤口开始——那些在阶级与战争双重碾压下，无声碎裂的女性与儿童。
她的第一步，是重返“希望小学”的废墟。
那座由她两次出资建立的小楼里，在红旗陷落后被查封、洗劫，如今门窗破败，墙壁上涂满了里昂宪兵队的威胁标语。黛娜在一个阴雨的午后独自前往，没有通知任何人。她站在潮湿的院子里，看着曾经充满孩子读书声的教室，如今只剩下满地的碎玻璃和烧焦的课本残页。
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从隔壁的窝棚里探出头，警惕地看着她。黛娜认出了她——这是以前学校负责打扫的玛尔塔大娘。
“玛尔塔大娘，”黛娜轻声说，摘下了遮脸的围巾，“是我，黛娜。”
老妇人浑浊的眼睛瞪大了，随即涌上泪水：“黛娜小姐……您怎么来了？这里太危险了……”
“学校里的孩子们，”黛娜没有寒暄，直接问出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玛尔塔大娘用脏污的袖子擦着眼角，断断续续地讲述：家境稍好些的被带回家，更多的流落街头。女孩们有的被卖去做女佣，有的不知所踪；男孩们有的成了童工，有的被饥饿逼成了小偷。“佩尔那孩子是运气好……大部分孩子，没这个命啊。”
雨渐渐下大了，砸在废墟上发出沉闷的声响。黛娜站在雨里，任凭雨水打湿她的头发和衣服，仿佛这冰冷的触感能让她更清醒地感受这份沉重。
“我想重新做点事情，”黛娜看着玛尔塔大娘，“不是以前那种施舍，是真的帮助。您愿意帮我吗？”
玛尔塔大娘愣了很久，最终缓慢而坚定地点了点头。
黛娜没有试图直接重建学校，那目标太大，太显眼。她以“救济战争遗孀与孤儿”的名义，说服了母亲和几位尚有善心的贵族夫人，在相对贫困但并非最敏感的城西区租下了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楼。
名义上，这是一个教贫困妇女缝纫、编织，并为她们介绍家政工作的“慈善作坊”。黛娜利用家族的关系，从几家服装厂拿到了边角料的订单，让妇女们缝制简单的手套、围巾，换取微薄的报酬——这比直接施舍更能维护她们的尊严。
但在这层合法外衣之下，“织补社”有另一重功能。
每天下午，当贵族夫人们的慈善视察结束后，小楼的后院会成为孩子们的临时庇护所。玛尔塔大娘和其他几位信得过的妇女，会教年龄不一的孩子识字、算数。教材是黛娜偷偷重抄的“希望小学”简易课本，内容被小心地抹去了最敏感的政治词汇，但保留了最基础的知识与一些关于“团结”、“公正”的朴素故事。
黛娜亲自参与教学。她发现自己擅长教孩子们绘画和音乐——这些看似无用的“贵族技艺”，却能给饱受创伤的幼小心灵带来难得的宁静与色彩。一个叫米莎的八岁女孩，父母都在西线丧生，刚来时整整一周没有说过一句话。黛娜握着她的手，教她画一朵向日葵。当黄色的花瓣在纸上绽开时，米莎突然小声说：“像太阳。”
那是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黛娜背过身去，忍住了眼泪。
“织补社”接触的妇女来自帝都各个角落——破产小商贩的妻子，阵亡士兵的遗孀，被工厂开除的女工，甚至是从南方逃难来的农民。她们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苦难，还有零碎却珍贵的信息。
黛娜学会了倾听。她不再以贵族小姐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关怀”，而是搬个小板凳坐在她们中间，一边缝补，一边听她们闲谈。那些看似琐碎的抱怨里，藏着帝都真实的面貌：
东区面粉又涨价了，工人们酝酿着抗议；
码头上新到了一批神秘的军事物资，看守格外严密；
宪兵队最近在搜查一批“违禁印刷品”，据说内容与南方的“赤匪”有关；
某位官员的夫人私下抱怨，丈夫最近与卡森迪亚的商人往来密切……
黛娜默默记下这些信息。她开始有意识地引导话题，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了解更多关于工人处境、物资流动、官方动向的情况。她买了一个带锁的笔记本，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号和缩写，将这些情报整理归类。
她不知道这些信息最终会有什么用，但她直觉地感到，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了解敌人的动向与社会的脉搏，会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织补社”运转一个月后，黛娜谨慎地迈出了更危险的一步。她从接触的妇女中，筛选出几个最坚毅、最清醒、对现状最为不满的，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姐妹会”。名义上是交流缝纫技巧，实际上每周一次在黛娜宅邸中一间偏僻的储藏室里聚会。
第一次聚会只有五个人。除了玛尔塔大娘，还有：
琳达，前纺织女工，因组织要求提高安全防护的请愿被开除；
莉娜，阵亡士兵遗孀，抚恤金被官员层层克扣，几乎饿死；
索菲亚，来自南方农村，目睹了地主对农民的压榨，逃到帝都求生；
伊莲娜，小学校师，学校关闭后失业，对现行教育体系深感绝望。
黛娜拿出了她珍藏的违禁读物。她没有一开始就宣讲高深的理论，而是从最具体的问题开始：为什么妇女的工作报酬只有男人的一半？为什么战争中死去的多是穷人子弟？为什么孩子们无法获得应有的教育？
她用维克多的文章和《资本论》中的观点作为分析工具，但结合的全是她们亲身经历的苦难。当安娜讲述工厂里女工被机器切断手指却得不到赔偿时，黛娜引述“劳动力商品化”和“剩余价值”；当莉娜控诉抚恤金被贪污时，黛娜分析“国家机器为谁服务”；当索菲亚描述地主收租的残酷时，黛娜揭示“土地垄断的本质”。
这些理论不再是书本上抽象的词汇，而成了解剖她们痛苦的锋利手术刀。女人们眼中最初的好奇与困惑，渐渐变成了震惊、愤怒，最后沉淀为一种冰冷的清明。
“原来……不是我们命不好。”第三次聚会时，莉娜喃喃道，手指紧紧攥着粗糙的茶杯，“是有人把我们的命，做成了他们的生意。”
“觉醒小组”不再满足于纸上谈兵。她们开始利用各自的条件，进行微小但切实的行动。
琳达联系上了以前工厂的姐妹，秘密传递“织补社”的信息，让更多失业女工能找到暂时的栖身之所和微薄收入。
莉娜利用阵亡士兵遗属的身份，在领取那点可怜的“慈善面包”时，悄悄观察和记录军方后勤仓库的动向。
索菲亚识字，她开始帮助黛娜将一些简化的、去除敏感词句的革命道理，改编成容易口口相传的民间歌谣或童谣。
伊莲娜则尝试编写一套新的启蒙教材——不讲贵族礼仪，不讲对皇帝的忠诚，而是讲基础的卫生知识、互助的理念、对不公正的朴素质疑。
最危险的行动来自黛娜本人。通过家族社交圈，她得知帝都有些“地下印刷所”在秘密翻印南方传来的小册子。她冒险用假名和伪装，通过几层中间人，接触到了一个极其隐秘的渠道。她捐出了自己变卖部分首饰得来的钱，指定用于印刷一批针对妇女儿童的读物——不是直接的革命宣言，而是关于妇女健康、儿童保护、反对家庭暴力的内容，但在字里行间，嵌入了阶级觉醒的种子。
她将第一批印刷品，混在“织补社”发放的旧衣物里，传递了出去。
黛娜的行动不可能完全瞒天过海。宪兵队的密探开始出现在“织补社”周围，以“检查防火”或“登记救济人员”为名进行盘问。黛娜凭借贵族小姐的身份和得体的应对，暂时应付了过去，但她知道，这只是开始。
更大的压力来自家庭。父亲老考尔菲德先生在某次晚餐时，不经意地提起：“最近有些不安分的贵族女性，打着慈善的幌子，做一些不合身份的事。黛娜，你那个‘织补社’，要把握好分寸。我们家族，经不起任何流言蜚语。”
黛娜平静地回答：“父亲，我只是在尽一个光明徒的慈善本分，安抚那些可能滋生不满的穷人，这也是维护帝国的稳定。”
这个回答无懈可击，甚至符合父亲的想法。老考尔菲德审视地看了女儿几秒，最终点了点头，没有深究。
但黛娜知道，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
夜深人静时，她也会感到恐惧。窗外的帝都，里昂的宪兵像猎犬一样逡巡，第六处的密探无孔不入。她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将她和那些依赖她的妇女儿童推向深渊。
但每当她想起米莎画的那朵向日葵，想起莉娜眼中重新燃起的光，想起安娜悄悄告诉她又有姐妹因为“织补社”熬过了一个冬天——恐惧就会被一种更强大的东西压下去。
那是责任。是目睹了苦难之后，无法背过脸去的良知。
她站在卧室窗前，望着帝都沉沉的夜色。这座城市有无数个像她一样，正在黑暗中摸索、挣扎、试图点燃微光的女性。她们或许不曾读过《资本论》，不懂“剩余价值”的理论，但她们用身体、用生命，感受着剥削的灼痛。
黛娜·考尔菲德要做的，就是将她们散落的痛楚连接起来，让她们看见，个人的不幸背后，是一个系统性的压迫结构。然后，给她们工具，给她们知识，给她们彼此扶持的勇气。
妇女与儿童的解放，不仅仅是给一口饭吃、一件衣穿。是让她们认识到自己为何挨饿受冻，是让她们有力量去争取不挨饿受冻的权利，是让她们成为改变自身命运、进而改变世界的主体。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布满荆棘，终点不明。
但黛娜已经走在了这条路上。她不举旗帜，不喊口号，只是在一针一线、一字一句中，编织着一张看不见的网——一张承载着希望、传递着知识、联络着同路人的网。
这是属于她的战争。寂静，却坚定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