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八月二十五，凌晨四点半。
北京站笼罩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站前广场投下模糊的光晕。空气里浮动着煤烟、汗水和廉价烟草混合的味道。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扛着大包小裹，拖着疲惫的身体，像潮水般缓慢地向进站口蠕动。
林修远站在广场边缘的阴影里，脚下是一个半旧的帆布旅行袋，鼓鼓囊囊。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面套了件深色外套，领子竖着，遮住了半张脸。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成熟些。
他看了看手腕上那块老上海表——父亲戴了十几年，临行前硬塞给他的。表盘上的夜光指针泛着微弱的绿光，指向四点三十五分。
火车是五点十分的，开往广州的特快。
他弯腰拎起旅行袋。袋子很沉，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剩下的全是钱。十元一张的“大团结”，厚厚几沓，用油纸包着，外面又裹了几层旧报纸，塞在袋子的最底层。这是他这些年几乎所有的积蓄——行医攒下的，洞天里药材、茶叶零星换的，还有父亲偷偷塞给他的五百块“启动资金”。
钱贴着背，沉甸甸的，也踏实。
他随着人流走向进站口。检票员打着哈欠，懒洋洋地撕着票。进了站，月台上更是拥挤不堪。绿皮火车像条疲惫的长龙，趴在铁轨上喘息。车窗大多开着，里面早已塞满了人和行李，还有人从窗口往里爬。叫嚷声，哭闹声，列车员的哨子声，混成一团。
林修远找到自己的车厢。硬座车厢，空气污浊得几乎凝滞。汗味、脚臭味、食物馊味扑面而来。他的座位靠窗，还算幸运。邻座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干部，正小心地护着膝上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对面是一对抱着孩子的年轻夫妻，孩子哭个不停，女人一边哄一边抹汗。
他把旅行袋塞到座位底下，用脚抵住，然后坐下，看向窗外。
站台上的灯光快速向后掠去，火车缓缓启动，哐当哐当，节奏沉闷而坚定。城市轮廓在晨曦中逐渐模糊，然后是田野、村庄、电线杆……景物在加速后退，带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
开了，他想。
邻座的中年干部打量了他几眼，试探着开口：“小同志，去南方？”
“嗯。”林修远点点头。
“出差？”
“算是。”
“哪个单位的？”干部从口袋里掏出烟，递过来一根。
林修远摆摆手：“谢谢，不会。轧钢厂的，去学习考察。”他拿出父亲开的那张介绍信，在手里晃了晃，没展开。
干部点点头，不再多问，自己点上了烟。烟雾在浑浊的空气里弥漫开来。
火车一路向南。
白天，黑夜，再白天。窗外景色从北方的平原丘陵，逐渐变成南方的水田阡陌。天气越来越湿热，车厢里像个蒸笼。林修远大部分时间闭目养神，偶尔喝口水，吃个母亲烙的饼。饼硬了，但嚼起来有粮食本身的甜香。
他看似在休息，神念却时刻感知着座位下旅行袋的动静。袋子里那几沓钱，是他全部的本钱，不能有半点闪失。
第三天的下午，火车晚点两个多小时，终于喘着粗气驶进了广州站。
热浪混杂着南方特有的潮湿霉味，随着打开的车门汹涌扑入。月台上人声鼎沸，粤语、普通话、各地方言吵成一片。小贩举着甘蔗、香蕉、盒饭在车窗下叫卖，声音尖利。
林修远拎着旅行袋下车，脚踩在坚实的水泥月台上，微微晃了晃——坐得太久了。
他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广州的天空是灰蓝色的，云层很低，空气粘稠得能拧出水。街道两旁是高大的榕树，气根垂落，骑楼连绵，招牌上的繁体字和简体字混杂，透着与北京截然不同的气息。自行车流如同潮水，铃声此起彼伏，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的年轻人骑着“永久”、“凤凰”飞快掠过。
他没有停留，直接去了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深圳的汽车票。
又颠簸了几个小时，当汽车穿过一片农田，越过一道简陋的关卡，路边开始出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时，他知道，特区到了。
这里的景象更加不同。到处是工地，打桩机的轰鸣震耳欲聋，脚手架林立，尘土飞扬。街道上跑着不少挂着粤Z牌照的小汽车，还有轰鸣的摩托车。人们的步履匆匆，眼神里有一种北京少见的、近乎贪婪的急切和活力。
林修远按照叔叔林建军提供的一个模糊地址，找到了罗湖附近一片杂乱的市场。这里像是临时搭建的，铁皮棚子连成片，地上污水横流，摊位上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商品：花花绿绿的布料，样式新奇的塑料凉鞋，印着外文商标的化妆品，还有一摞摞的磁带和折叠伞。
空气里混杂着劣质香水、汗水和海产品腥咸的味道。
他的目光扫过摊位，最终落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坐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皮肤黝黑，眼睛很亮，面前摊着一块塑料布，上面零零散散摆着些小玩意儿——主要是电子表，还有几个巴掌大的、带着天线的黑色塑料匣子。
半导体收音机。
林修远走过去，蹲下，拿起一块电子表。塑料表壳，液晶屏，显示着跳动的数字。他按了按旁边的按钮，数字切换成日期。
“靓仔，睇睇啦，香港最新款，走时准，防水！”摊主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招呼，眼睛飞快地扫过林修远的穿着和手里的旅行袋。
“怎么卖？”林修远声音平静。
“零售十五，批发便宜。”摊主伸出两根手指，“你要得多，十二。”
林修远放下电子表，又拿起一个收音机。比国内常见的“红灯”牌小巧得多，塑料外壳，做工略显粗糙，但该有的旋钮、刻度盘都有。他装上两节摊主提供的旧电池，打开开关。
一阵刺耳的电流杂音后，里面传出了模糊的粤语歌声，咿咿呀呀，信号很不稳定。
“这个呢？”
“收音机？二十五。声音靓，能收好几个台！”
林修远没还价，把玩着收音机，状似随意地问：“老板，货多么？”
摊主眼睛眯了眯：“你要多少？”
“电子表，先来一百块。收音机，五十个。”林修远说得很轻，但语气笃定。
摊主愣了一下，上下重新打量他：“一百？五十？靓仔，你讲真噶？”
“钱就在这里。”林修远拍了拍脚下的旅行袋，“但我要验货，要好货。次品、坏的我不要。”
摊主脸上堆起笑：“放心啦，我做生意最讲信誉！都是香港过来的正货！不过……”他搓了搓手，“这么多，我摊上冇，要回仓库拿。你等一阵？”
“可以。我跟你去仓库看货。”
摊主犹豫了一下，看看林修远沉稳的眼神，又看看那个鼓囊的旅行袋，最终点头：“好，跟我来。”
仓库就在市场后面一片更杂乱的棚户区里，是个用铁皮和木板搭起来的简陋房子。里面堆满了纸箱，灰尘很大。摊主叫来两个帮手，打开几个箱子。里面是用泡沫纸包着的电子表，一盒盒，码放整齐。收音机则是用硬纸盒装着。
林修远没让他人动手，自己随机抽了几盒。打开，拿出一块表，仔细检查外壳、屏幕、按钮。又拿出一个收音机，装上电池，调到不同波段，仔细听声音，试旋钮的灵敏度。
他的动作不快，但很专业。摊主在旁边看着，起初有些不耐烦，但见林修远检查得如此仔细，眼神也认真起来——这不是个来碰运气的生瓜蛋子。
检查了十几件，林修远心里有了底。货是典型的早期南方作坊产品，工艺粗糙，但核心功能没问题。电子表走时基本准确，收音机能收到信号，在这个年代，这就够了。
“行。”他直起身，“就按刚才说的价。但包装的纸箱我要好的，路上不能磕碰坏了。”
“冇问题！”摊主眉开眼笑。
算账。电子表一百块，单价十二，一千二百元。收音机五十个，单价二十五，一千二百五十元。总计两千四百五十元。
林修远打开旅行袋，在摊主和他的帮手注视下，不慌不忙地取出油纸包，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捆扎整齐的“大团结”。他数出二十四捆半——每捆一百元，用银行那种纸带扎着。又数出五十张散票。
厚厚两沓钱放在积满灰尘的木桌上。
摊主眼睛都直了，咽了口唾沫，赶紧拿过来，手指沾着唾沫飞快地数起来。数完，笑容更盛：“对对，数目啱！靓仔爽快！”
他招呼帮手把货重新装箱，用绳子捆扎结实。林修远在旁边看着，等全部装好，他又拿出二十块钱递给摊主：“麻烦，帮我雇辆三轮车，拉到火车站托运处。”
“小事小事！”摊主接过钱，拍着胸脯。
货物装了满满两大纸箱，用三轮车拉到深圳火车站托运处。林修远办理了慢件托运，目的地北京。交了运费，拿了托运单，仔细折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
做完这一切，天已经擦黑。
特区华灯初上，工地上的照明灯把夜空染成昏黄。林修远站在火车站广场上，看着那两个硕大的纸箱被搬运工推进昏暗的货运仓库，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一半地。
货，定下了。
路费、货款、运费……他带出来的两千八百多块钱，现在只剩下不到三百。
但手里那张薄薄的托运单，和记忆中未来几个月北方市场对这类商品的渴求，让他觉得，值。
他没有在深圳停留，连夜坐车返回广州，又挤上了北上的火车。
回程的硬座车厢同样拥挤污浊，但他靠着车窗，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已被夜色笼罩的南国田野，嘴角微微扬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第一批货，上路了。
修远贸易，不再只是一块招牌，一间空屋。
它有了实实在在的、正在铁轨上隆隆北上的商品。
他知道，当这两箱电子表和半导体收音机抵达北京时，当它们变成现金再次回到他手里时，那才是真正的——
第一桶金。
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满身疲惫却眼神清亮的青年，驶向正在苏醒的北方，驶向那片等待他搅动的、名为“市场”的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