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15日，星期六，北京，晨。
虽然演出在即，但返程机票的悬而未决依然像一根刺。乐瑶和Leslie强忍睡意，早上八点就爬起来，直奔建国饭店的国泰航空订票处。他们需要落实昨晚谈判的结果——购买八张从北京直飞香港的机票，以及Leslie个人飞广州的票。
过程比想象中繁琐。国泰这边只开具订票单，取票需要到颇有一段距离的中国民航售票处。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中国民航不接受运通（AE）信用卡。而他们必须购买九张机票（八张香港，一张广州），每张折合港币约一千五百元，总计一万两百多元。乐瑶和Leslie掏空钱包，刚好凑够八张飞香港的票款。如果再多买Leslie那张飞广州的，资金立刻见底。
正在建国饭店外汇兑换处头疼时，偶遇了一位在北京从事音响工作的郑先生。郑先生是香港人，颇通内地门路，且正好有车在外。听闻他们的窘境，热心地说：“顺路，我载你们去民航售票处吧，那边我熟。”
车子开到故宫后门附近的中国民航售票处。大厅里人头攒动，烟雾缭绕。国际航班窗口前队伍稍短，但与旁边国内航班窗口“人山人海”的景象相比，也只是“稍好”。郑先生显然深谙此道，他示意乐瑶和Leslie稍等，自己拿着订票单挤到其中一个窗口前，对里面的女职员低声说明情况。
谁知那女职员瞥了一眼八张票的单据，立刻不耐地推开：“我哪有时间帮你开八张票？后面多少人等着呢！” 语气生硬，不容分说地将单子推了回来。
郑先生似乎早已见怪不怪，脸上并无愠色，只是摇摇头，领着乐瑶和Leslie排到另一条队伍后面。漫长的等待、嘈杂的环境、浑浊的空气，考验着每个人的耐心。
终于付款、取票。 然而，检查时发现其中两张机票上的英文姓名缩写有误。折返窗口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这里不能改，你们回国泰那边问问。” 无奈，只好再次麻烦好心的郑先生，驱车返回建国饭店。
又是一番沟通，更正了错误。至此，八张直飞香港的机票总算尘埃落定，握在手里有了实感。 但Leslie那张飞广州的票仍无着落。
郑先生见状，再次伸出援手：“我在机场有熟人。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信直接去机场找他，应该能解决。为了省钱，我可以帮你开个我们单位的工作证明，你用人民币按内部价买票。” 他爽快地答应，并当场写了介绍信，承诺稍后送来工作证。这个方案解决了Leslie可能滞留北京的担忧，让他长舒一口气。
忙完这一切，已过中午。乐瑶和Leslie匆匆吃了口饭，便赶往首都体育馆，查看beyond的走台（彩排）情况。
首体门口，醒目地贴着一张手绘的巨型海报，上面画着beyond四人的头像，旁边用大字写着：“香港超越乐队演唱会”。“超越”是beyond当时在内地常见的译名。看着这张充满本土特色的宣传品，心情复杂。
进入空旷庞大的场馆，beyond四人已站在台上，各自调试着乐器。但气氛明显不对。负责音响控制的王纪华正一脸郁闷地向Leslie抱怨：主办方不同意他独立控制音响，坚持要他们自己的调音员与他“协同工作”。乐瑶明白，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信任与主导权的角力。
更糟的是，时间已近下午三点，音响系统仍未调试妥当。之前就因为家驹说他的吉他放大器有杂音，对方一位技术人员一口咬定是家驹“弄坏了”，甚至要求赔偿，双方发生过争执。此刻，又被告知下午四点场馆将统一停电，所有人必须离场，直到晚上六点才能恢复供电。而演出七点十五分就要开始！
“一首歌都未试过！扩音机又系咁！”做事极其认真的家驹终于按捺不住，发起了脾气。时间分秒流逝，问题却层层叠加，这种失控感让乐队核心难以忍受。
四点，停电清场令如山倒。大家无奈地离开场馆，准备先回燕京饭店休息。走到停车场准备上车时，乐瑶清点人数，发现唯独少了家驹。
“家驹呢？”
“唔知啊，可能仲喺入面同佢哋拗紧？”
车子等了许久，有人半开玩笑地说：“算啦，家驹个牛脾气，劝唔郁嘅，不如我哋返去帮佢拎演出服过嚟更实际。”
乐瑶虽然担心，但也觉得硬等不是办法，便随车先回了饭店。然而，仅仅半小时后，家驹却自己回到了饭店房间，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却也有种“扳回一城”的得意。
“佢哋劝我先返嚟，话会谂办法揾另一部扩音机换。”家驹对围过来的兄弟们描述，“我就话，既然你哋应承有，我喺度等到睇见为止。结果好快，佢哋真系揾咗两部过嚟，一部后备。呢啲人，就要同佢硬撼先得！”
众人听了，既佩服家驹的坚持，也为他的“险胜”捏把汗。幸好家驹脾气够硬，寸步不让，否则演出时吉他没有可靠扩音，后果不堪设想。
平静下来后，家驹才提起，中午他们到场馆时，崔健也带着一帮朋友来了。双方简单认识，一起吃了顿午饭。可惜崔健因为要赶赴长城参加另一场演出，未能久留。家驹评价道：“崔健都几友善，但感觉佢唔系好钟意问问题。”两位当时中国摇滚乐坛南北代表人物历史性的匆匆一会，留下的印象大抵如此。
晚上，演出即将开始。
乐瑶在后台，与主办方安排的化妆师快速交接了乐队的妆发要求，并再三确认了流程细节。她手上还有大量对接文件需要处理，包括与郑先生落实Leslie的机票、核对演出款项支付进度等，千头万绪。权衡之下，她没有留在后台观看演出，而是带着一摞文件返回了燕京饭店的房间。
独自在房间里处理公务，疲惫袭来。她打开随身携带的walkman，本想听听音乐放松，无意间拨动频率，竟然清晰地收到了中国大陆的电台广播！这在她以往的经历中是从未有过的事（或许是北京信号强，或许是机器偶然）。陌生的普通话节目流淌出来，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播音腔，让她有一瞬的恍惚，仿佛两个时空的声波在此刻交汇。
晚上十一点多，beyond一行人喧闹着回到饭店，带着演出后的兴奋与松弛。他们带回了消息：首都体育馆一万八千个座位全部坐满，气氛热烈。 不过他们也老实说，中途确实有观众陆续离场，大约走了一半。“反应算唔错啦！”家驹总结道。而这一切，是在他们只彩排了三首歌、设备故障频发的情况下完成的，堪称惊险。
简单的检讨会议随即在房间召开。除了根据今晚效果对明晚的节目顺序进行微调外，有人觉得纯唱歌可能略显单调，提议让刘卓辉上台，与女主持人袁心插科打诨，说些笑话作为调剂。在众人“盛情难却”的起哄下，不善此道的刘卓辉只得苦笑着应承下来。
袁心是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新闻播音员，年仅二十四岁，英语流利，人长得漂亮，打扮也时髦，只是言谈间习惯夹杂英语，让beyond这群粤语母语者稍感不惯。家驹约了她第二天一起吃午饭，刘卓辉便想趁此机会，提前跟这位时尚的女主持“对一下台词”，免得冷场。
首演在混乱与坚持中落幕，有满座的辉煌，也有中途离场的遗憾。但无论如何，beyond的声音已经真切地回响在首都体育馆的上空。回到房间，身体是疲惫的，但精神却因完成了这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而振奋。明天还有一场，而机票、行程、乃至与内地合作方微妙的关系，都还需要继续面对与经营。北京之夜，深了。
房间里的检讨会议终于结束，人声散去，留下满屋烟味和凌乱的思绪。乐瑶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却感觉不到踏实。一种奇异的、灵魂被轻微抽离的漂浮感攫住了她。耳畔似乎还回响着场馆里巨大的声浪、北京腔的普通话指令、后台嘈杂的南北口音……还有walkman里突然冒出的、字正腔圆的新闻广播。
那些声音，太熟悉了。熟悉到……让她心慌。
她走到床边，蹲下身，打开那个随身的大书包，手伸进最里层的夹袋，有些急躁地翻找。指尖触到一个硬质的长方形小盒——一包烟，她几乎忘了自己还带着这个。是某次压力巨大时买的，一直没怎么抽，藏在最深处，像某个秘密的应急开关。
她又摸了一圈，没有打火机。这才想起，过机场安检时，那个廉价的塑料打火机被随手丢进了垃圾桶。
需要一点火光。现在就需要。
她深吸一口气，仿佛下了某种决心，抓起外套穿上，拉链也没拉，径直下楼。前台值班的客服是个年轻姑娘，正打着哈欠。乐瑶走过去，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一支未拆封的新口红——是Rose之前送的小礼物，颜色鲜艳。她将口红轻轻推过去，用略显干涩的普通话低声问：“同志，能用这个，跟您换一个打火机吗？什么牌子都行。”
前台姑娘愣了一下，看看口红，又看看乐瑶有些苍白的脸和过于明亮的眼睛，似乎理解了某种都市女郎的“不良习惯”和急迫，没多问，从抽屉里摸出一个印着饭店logo的廉价一次性打火机，递了过来。
“谢谢。”乐瑶攥紧打火机，转身快步上楼。
走到自己房间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她却停住了。里面太安静，四面墙仿佛会压下来。她后退一步，将外套的拉链一直拉到顶，遮住下巴，又把连着的帽子兜头戴上，整个人像是要缩进一个温暖的壳里。然后，她转身，走向走廊尽头那个挂着“安全出口”绿色指示牌的厚重铁门。
推开铁门，是空旷、冰冷、有着水泥台阶和金属扶手的楼梯间。声控灯随着她的脚步声亮起，发出惨白的光。她往上走了半层，避开灯光最亮处，在拐角的阴影里，靠着冰冷的墙壁，直接坐在了落满灰尘的台阶上。
头顶很高处，有一扇小小的、布满尘垢的高窗。清冷的月光费力地穿透污渍，在地面上投下一小块模糊的光斑。北京秋夜干燥的空气里，浮动着灰尘和旧水泥的味道。
她摸出烟盒，抽出一支，含在唇间。手指有些不受控制地微颤，试了两次，才“咔哒”一声，擦亮了打火机。橘黄色的火苗蹿起，照亮她帽檐下小半张脸，眼底映着跳动的光。她凑近，点燃烟卷。
深深吸进第一口。 辛辣的烟雾冲入肺腑，带来熟悉的、略带刺痛感的刺激，却也奇异地稳住了那阵莫名的心慌。她仰起头，缓缓将烟雾吐出，看着它们袅袅上升，融入头顶那片昏暗，仿佛要将胸腔里某种淤塞的东西也一并带走。
思绪却像脱缰的野马，在烟雾中奔突冲撞。
白天充斥耳膜的普通话，每一个字音都像一把小钥匙，试图撬开她大脑里某个严防死守的禁区。售票员生硬的“没时间”、郑先生热心的京片子、电台字正腔圆的播音、甚至街边小贩的叫卖……这些她自幼习得、在另一个时空里浸泡了二十多年的语言环境，此刻却成了最凶猛的“攻击”。
她仿佛被撕成了两半。一半是干练的、陪伴beyond北上的助理乐瑶，熟悉80年代香港的街巷、band房的汗味、粤语的笑骂与深情。另一半……那个被深埋的、属于未来的灵魂，却在这片熟悉的语言土地上，剧烈地松动、复苏、叫嚣。手机、互联网、高铁、外卖、社交媒体上无穷无尽的资讯、公寓楼下永远亮着的便利店、父母关爱的电话……那些属于“现代”的记忆碎片，不受控制地翻滚上来，与眼前香烟的微光、楼梯间的灰尘、月光下北京城沉睡的轮廓，粗暴地交揉、错杂、彼此覆盖。
她以为她适应得很好，甚至如鱼得水。但这座用母语构筑的城市，却像一面残酷的镜子，照出了她灵魂深处无法弥合的裂缝。她不属于这里，也不完全属于那里。她是一个时空的偷渡者，一个拥有两份记忆的怪物。
手掌又开始细微地发抖，不是因为冷——楼梯间虽然凉，但远未到刺骨的程度。那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恐慌，一种存在根基被摇撼的眩晕。她用力吸了一口烟，试图用尼古丁压下这股颤栗。烟头的红光在昏暗里明明灭灭，像她此刻摇摆不定的心神。
月光静静地照在高窗上，冰冷，遥远，亘古不变。它照着80年代的北京，也照着未来那个喧嚣的时代。而此刻坐在这肮脏楼梯间的她，被两种时间拉扯，哪一种才是真实的锚点？哪一种生活，才算是“活着”？
烟灰无声地掉落，在水泥地上碎成更细的粉末。楼下隐约传来电梯运行的声音，或是某个房间电视的响动，那是这个时代平凡夜晚的背景音。而她的内心，正经历着一场无声的、只有月光见证的海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