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冻土在阳光下慢慢变得松软。田野里开始冒出星星点点的绿意，柳树梢头也染上了一层若有若无的黄雾。但1966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更冷一些，不是天气的冷，而是人心底里，那股怎么也化不开的寒意。
我，张念念，在这个家已经度过了一个完整的冬天。身体像吸足了养分的幼苗，开始抽条。我能稳稳地坐着了，甚至能扶着炕沿，颤巍巍地站上一小会儿。手指也灵活了许多，能抓住母亲递过来的小木勺，尽管大部分食物还是会糊到脸上。
最显着的变化是语言。我开始尝试发声，从简单的“啊”、“哦”，到清晰的“妈”、“奶”。当第一次口齿不清地喊出“爷爷”时，爷爷正在院子里修理一把旧镐头，他猛地抬起头，镐头从手里滑落，“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他愣愣地看着被母亲抱在怀里的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随即又迅速黯淡下去，只剩下更深的疲惫。他走过来，用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大手，笨拙而轻柔地摸了摸我的头，什么也没说，又默默地回去捡起了镐头。
我知道，我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是件大事。但我必须控制节奏，不能表现出超越年龄的“聪明”。我刻意将词汇量控制在同龄婴儿的水平，偶尔“早慧”一点，也被家人归结为“这孩子灵性”。更多的时候，我沉默地观察，用我有限的行动和发音，表达需求，回应关爱。
爷爷的“停职”状态，并没有像工作组最初暗示的那样是“暂时的”。春天都过半了，大队长的工作依然由工作组指定的代理队长（以前的生产副队长）主持。爷爷每天还是早早出门，不是去大队部，而是去田埂地头转悠，看麦苗的长势，看水渠是否需要清淤。他不再发号施令，只是默默地看，有时蹲在田埂上，一蹲就是半天，背影孤单得像田里的一棵老树。
家里境况越来越差。失去大队长的职务，意味着失去了那些隐形的、却至关重要的资源分配话语权。粮食定量本就紧张，现在分到的，常常是别人挑剩下的、最差的份额。工分记录也变得更加“严格”，二叔和母亲出同样的工，记的工分却总比别人低一截。父亲从县里带回来的东西越来越少，脸色也越来越凝重，有次甚至空手回来，只说“供销社也在精简，东西卡得紧”。
最让人揪心的是三个哥哥。孙家那个大蛋，仗着家里如今在村里“得势”（他舅舅陈干事似乎颇受工作组重用），更加变本加厉地欺负建国和建党。两个小的身上常常带着青紫，回家却不敢说，问急了就说是自己摔的。建军作为大哥，拼命护着弟弟，也因此跟孙大蛋一伙人冲突不断，有次脑袋被石头砸了个口子，血流了一脸，是建国哭着跑回家报的信。
爷爷和父亲去找过学校，找过孙家，甚至硬着头皮找过工作组。学校老师含糊其辞，说“孩子间打闹难免”。孙家男人闷头抽烟不吭声，孙婆子则尖着嗓子哭骂，反咬一口说张家孩子“先撩者贱”。工作组那位吴组长，只是皱着眉头听着，最后不咸不淡地说：“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孩子团结友爱，自己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皮球被轻飘飘地踢了回来。所有的路，似乎都被堵死了。
那天晚上，建国又是鼻青脸肿地回来，棉袄袖子被撕了个大口子，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他没哭，只是低着头，默默走到水缸边，舀了瓢冷水，胡乱洗了把脸。
母亲看着他倔强而隐忍的侧脸，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走过去，想看看他脸上的伤，建国却别开了头。
“妈，我没事。”他声音闷闷的。
“还没事！”奶奶又心疼又气，拿来烧酒想给他擦伤口，“天天被打成这样！这学……还上个什么劲儿！”
建国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我不上学了！”
“胡说！”爷爷低喝一声。
“我没胡说！”建国像是压抑了很久，情绪突然爆发了，“爷！爸！妈！我在学校根本没法念书！他们天天堵我，骂我，打我！老师不管，学校不管！我受够了！我宁愿回来下地干活！至少……至少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不用被人指着鼻子骂‘坏种’！”
他吼完，胸膛剧烈起伏，眼泪终于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混着脸上的淤青和尘土。
堂屋里一片死寂。只有建国压抑的抽泣声，和窗外呼啸的晚风。
爷爷坐在椅子上，仿佛一下子被抽干了所有力气，整个人陷在椅背里，久久没有出声。父亲狠狠捶了一下自己的腿，发出沉闷的响声。母亲抱着我，无声地流泪。奶奶背过身去，肩膀颤抖着。
我躺在母亲怀里，看着二哥脸上混合着疼痛、屈辱和决绝的泪水，心里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我知道，在这个年代，一个农村孩子主动辍学意味着什么。那几乎意味着放弃了未来所有可能的、跳出农门的微薄希望，将自己的一生，钉死在这片沉重而多难的土地上。
可我又能理解他。日复一日的欺凌和孤立，对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来说，是比繁重劳动更残酷的折磨。尊严被践踏，安全感受到威胁，那种无处可逃的绝望，足以摧毁任何求学的念头。
“建国啊……”爷爷终于开口，声音苍老而沙哑，“这学……真不能上了？”
建国用力抹了把眼泪，倔强地点头：“不上了！我明天就去跟老师说！我回来挣工分，帮家里！”
爷爷看着他，看了很久，那目光里有痛惜，有无奈，有深深的自责，最终，都化为一声长长的、沉重的叹息。
“罢了……”他闭上眼，摆了摆手，“你大了，自己的路……自己选吧。只是，你想清楚了，别后悔。”
“我不后悔！”建国斩钉截铁。
第二天，建国真的没去上学。他换上了一身最破旧的衣裳，扛起了家里那把最小的锄头，跟着爷爷和二叔下了地。母亲站在院门口，望着儿子单薄却挺直的背影渐渐走远，久久没有挪步，眼泪在晨风中很快被吹干，只在脸上留下两道浅浅的泪痕。
建国的辍学，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石头，在这个家里激起了更深的、无声的悲凉。建军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放学回来就埋头干活，几乎不说一句话。建党似乎也被吓住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淘气，看人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惊惧。
春天本该是充满希望的季节，可张家的院子里，却弥漫着一股比冬天更彻骨的寒意。希望，像田野里刚刚冒头就被霜打过的嫩苗，脆弱得不堪一击。
我一天天长大，能听懂的话越来越多，看到的事情也越来越清晰。我知道，建国辍学只是一个开始。爷爷职务的悬而未决，孙家持续的敌意和报复，以及外面那个越来越狂热、越来越不可理喻的世界，都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将我们一家人牢牢困在其中。
我能做什么？一个刚刚学会走路、说话含糊不清的一岁幼儿？
我只能在母亲抱着我低声啜泣时，伸出小手，笨拙地擦掉她脸上的泪；只能在爷爷独自坐在门槛上望着夕阳发呆时，爬过去，拽拽他的裤腿，仰起脸，对他露出一个毫无阴霾的笑容；只能在建国收工回来，累得瘫在凳子上时，蹒跚着走过去，把奶奶偷偷塞给我的半块烤红薯，塞进他沾满泥土的手里。
我知道，我的笑容和那半块红薯，改变不了任何残酷的现实。但至少，能让这些在寒冬里跋涉的亲人，感受到一丝微不足道的、属于“家”的暖意。
日子，就在这种沉重的、夹缝中求生的状态里，一天天捱过去。春天的阳光一天暖过一天，可照进张家院子的光芒，似乎总也驱不散那一层厚厚的、无形的阴霾。
直到那天下午，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敲响了张家紧闭的院门。
不是孙家，不是工作组，也不是平时那些要么同情要么避嫌的邻居。
来的人，是村里几乎被人遗忘的、住在最偏僻村尾的“老右派”，宋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