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失窃与赝品
1978年9月，香港跑马地，凌晨3点
雨夜。
潮艺轩古董店的防盗警报，没响。
——电线被专业手法剪断了。
店主陈伯年清晨开店时，发现店内唯一变化：
墙上那幅，明朝文徵明的《江南春晓图》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
几乎。
陈伯年戴着老花镜，看了三分钟，手指轻触绢本边缘。
笑了：“好手艺，但火候还差十年。”
他没报警。
反而把赝品挂回原处，照常营业。
同一天上午，星时代影业公司
“悬疑片？”
大飞把腿翘在办公桌上，“张总，我们连喜剧片都还没拍过。”
张振在白板上写下“光影谜踪”四个字：“梅霓裳漫画的成功证明了一点——观众喜欢有深度的故事。1978年的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三年，社会在变，人心浮动。这时候拍一部关于‘真相’的悬疑片，正合时宜。”
黄沾慢悠悠泡茶：“故事呢？悬疑片得有个好谜题。”
“谜题来了。”
阿文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华侨日报》，“跑马地有间古董店被偷了幅古画，但店主没报警。更怪的是，小偷留了幅赝品。”
张振眼睛亮了：“留赝品？这不是偷，这是换。”
“还有更怪的。”
阿文翻到报纸内页，“同一幅画——至少同名同作者的《江南春晓图》——去年在伦敦佳士得以八万英镑成交。而跑马地那幅，店主陈伯年坚称从没丢过。”
会议室安静了。
大飞放下腿：“所以要么伦敦那幅是假的，要么跑马地那幅是假的，要么……”
“要么两幅都是真的。”
张振接话，“而这就是我们要拍的悬疑片——一幅画的真假之谜背后，藏着更大的秘密。”
第一幕：茶餐厅调查组。
三天后，旺角金记茶餐厅
“所以我们现在假扮记者去采访？”
大飞往菠萝包里猛加黄油。
“不是假扮。”
张振纠正，“我们就是去采访——为电影搜集素材。阿文是摄影，大飞你负责问问题，黄老师观察细节，我……”
“你负责买单。”
黄沾接话。
陈伯年约他们在这里见面。
老人准时出现，手里拿着个长条锦盒。
“直接开始吧。”
陈伯年坐下，点了杯热柠茶，“你们想知道那幅画的故事，我可以讲。但我有个条件——如果拍电影，要在片尾打一行字：‘本故事献给所有守护真相的人’。”
“成交。”
陈伯年打开锦盒。
不是画，是一叠旧文件：
泛黄的交易记录、黑白照片、手写信件。
“这幅画是1950年，辗转到我父亲手上的。”
老人说，“一个葡萄牙老人，用这幅画换了两幅西洋油画。他说他叫安东尼奥，祖父是传教士，这幅画是祖传的。”
阿文拍照。
大飞记录。
黄沾仔细看文件上的葡文签名。
“奇怪的是，”
陈伯年继续，“安东尼奥1975年又来找我——那时我已经接手店铺。他说他快死了，告诉我一个秘密：他祖父当年带回葡萄牙的那幅画，被他调包了。真迹，一直藏在澳门老宅的夹墙里。”
张振：“所以您去澳门取回了那幅？”
“去了。但取回的不是一幅，是两幅。”
陈伯年语出惊人，“澳门老宅的夹墙里有两个画筒。一幅是文徵明，另一幅是空白绢本，但上面有一行小字。”
“什么字？”
“A verdade está no meio。”
陈伯年发音标准，“葡萄牙文，‘真理在中间’。”
陈思明博士，这时才开口：“这是伯来禄——那个传教士的格言。他在中国的日记里，常写这句话。”
“所以您把其中一幅，送去伦敦拍卖？”张振问。
陈伯年点头：“我需要钱。儿子在英国读书，店铺要周转。我想，既然有两幅，卖一幅也无妨。但我没想到……”
他苦笑，“拍卖行说这是‘唯一存世真迹’。他们根本不知道，另一幅就在我店里。”
“那盗窃案呢？”
大飞问，“谁偷的？为什么留赝品？”
陈伯年沉默良久：“我怀疑，是安东尼奥的后人。”
第二幕：澳门迷雾。
一周后，澳门，福隆新街。
安东尼奥的老宅，如今是家麻将馆。
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听他们问起“安东尼奥家族”。
直摆手：“早没人啦！那家人七十年代初，就搬去葡萄牙了。”
“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阿文不死心的问。
“有啊，一屋子破烂，我都扔了。”
老板想了想，“不过有个铁盒子，打不开，我嫌重，塞阁楼了。”
铁盒子是老式保险箱，锁已锈死。
张振找锁匠打开，里面只有三样东西：
1. 一张1949年从里斯本，到澳门的船票存根
2. 一封未寄出的信，葡文，写给“亲爱的伊莎贝尔”
3. 一块绢布碎片，上有墨迹。
陈思明翻译信件：
“伊莎贝尔，我在澳门找到了祖父的遗产——不是金银，是两幅画。但我不敢带走，因为有人在找我。如果我没能回来，记住：真相比画更珍贵。A verdade está no meio。”
日期：1975年3月。
——安东尼奥去世前一个月。
绢布碎片经鉴定，与文徵明画作的绢本材质一致。
上面的墨迹，是半个汉字——“中”。
“中？”
大飞挠头，“什么意思？”
“可能是‘中间’的‘中’。”
陈思明分析，“结合那句葡萄牙格言……我有个猜测。”
他需要回香港查资料。
第三幕：图书馆的突破。
香港大学图书馆，特藏室。
陈思明在微缩胶片机前，一坐就是六小时。
终于，他找到了伯来禄的日记摘抄。
——1887年出版的法文版。
“今天我向文徵明先生，解释了透视法。这位八十岁的老者沉思良久，然后说：‘中西画法，各有所长。真理或许在两者之间。’他为此特别创作了两幅《江南春晓》——一幅纯用中国笔法，一幅尝试西洋透视。他说：‘一幅予西洋友，一幅予华夏观者。愿百年后，有人能懂其中之意。’”
陈思明激动地抄录。
更关键的在后面：
“文先生私下告诉我，他在两幅画中都藏了线索。中国那幅，用‘藏笔法’在亭柱上写了拉丁文格言。西洋那幅，则在远山中隐藏了汉字‘中’。他说：‘若两幅画重逢，线索相合，方见真意。’”
“所以两幅画，必须放在一起看！”
陈思明冲回公司，“单独任何一幅都不完整。文徵明在四百年前，就设计了一个谜题——他要后人把两幅画拼起来，才能理解他的真实想法。”
张振恍然大悟：“所以盗窃案……”
“不是偷窃，是强迫重逢。”
黄沾接话，“有人知道这个秘密，想逼陈伯年拿出另一幅画。但为什么用这么迂回的方式？”
电话响了。
那头是陈伯年。
“张先生，我收到一封信。”
老人声音紧张，“没有邮戳，今早塞进门缝的。信上说……‘伦敦的画已准备好回家。您的那幅呢？’”
信纸末尾，画了个简单的图案：
两幅画并列，中间一道桥。
“澳门友谊大桥。”
阿文说，“今年刚通车，连接澳门半岛和氹仔——象征连接？”
张振做出决定：“我们得去趟伦敦。”
第四幕：伦敦谜局。
1978年11月，伦敦佳士得拍卖行。
拍卖行档案员，是个严肃的英国人。
听明来意后皱眉：“那幅画去年被匿名买家拍走，我们无权透露客户信息。”
“但如果涉及文物盗窃呢？”
张振出示香港警方的咨询文件。
——其实是阿文伪造的，但印章很逼真。
档案员犹豫了：“我需要请示上级。”
等待时，大飞在接待室闲逛。
看到墙上的展览海报：“下个月有‘东方艺术珍品展’，压轴展品是……文徵明《江南春晓图》？”
“正是你们查询的那幅。”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来人五十多岁，西装革履，华人面孔。
说流利粤语：“我是展览策展人，姓周。听说各位从香港来，对这幅画感兴趣？”
张振警惕：“周先生认识这幅画的卖家？”
“我就是卖家。”
周先生微笑，“或者说，我是卖家的代理人。实际上，画的主人也想见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是为‘真相’而来。”
他们被带到梅费尔区的一间公寓。
开门的是位白发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膝盖盖着毛毯。
“我叫伊莎贝尔。”
她说英语，带葡萄牙口音，“安东尼奥是我的父亲。”
陈思明呼吸一滞。
——那封未寄出信件的收件人。
第五幕：四代人的守护。
伊莎贝尔的客厅。
墙上挂着那幅，“西洋版”《江南春晓图》。
与陈伯年那幅对比，明显看出透视法的运用。
——近大远小，这在传统中国画中极少见。
“我父亲1975年去世前，给我讲了家族的秘密。”
伊莎贝尔缓缓道，“我的曾祖父伯来禄，与文徵明成为忘年交。文徵明创作这两幅画，不仅是为了艺术实验，更是想传递一个信念——中西文化不应互相排斥，而应互相补充。”
她指向画中远山：“看这里，用放大镜看。”
山脉纹理中，隐藏着那个汉字“中”。
“而中国那幅画里，藏着拉丁文‘真理在中间’。”
伊莎贝尔说，“文徵明希望有一天，两幅画能重逢，让后人看到：真正的智慧，从来不在极端，而在平衡与融合。”
“那盗窃案……”
张振问。
伊莎贝尔苦笑：“那是我儿子做的。年轻人，太心急。他知道陈伯年不肯卖画，就想用这种方式逼他拿出画来，让两幅画团聚。赝品是他请人仿制的，留作……提醒。”
大飞：“但剪电线入室盗窃是犯罪！”
“所以我们来了。”
周先生。
——伊莎贝尔的律师。
——接话，“我们愿意归还画作，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但前提是，两幅画必须一起在香港展出，完成文徵明四百年前的愿望。”
伊莎贝尔看着张振：“我听说你们想拍电影。也许这个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第六幕：真相在中间。
1979年1月，香港大会堂展览厅。
《双璧合鸣：文徵明两幅＜江南春晓图＞首次联展》开幕式。
陈伯年站在两幅画中间，老泪纵横。
伊莎贝尔坐着轮椅，在一旁微笑。
媒体闪光灯不断。解说牌上写着文徵明的故事。
以及那句“A verdade está no meio”。
张振团队站在人群后。
“所以真相是……”
大飞总结，“没有犯罪，只有一群，想完成祖先遗愿的固执的人？”
“有犯罪。”
张振纠正，“非法入室就是犯罪。但动机……出乎意料地温暖。”
黄沾感慨：“这就是最好的悬疑——谜底不是凶手，而是人心。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中间的灰色地带，找到了动人的真相。”
阿文：“那我们的电影还拍吗？”
“拍。”
张振看着那两幅画，“但故事要改——不是关于盗窃，而是关于守护。关于四代人，用四百年时间，守护一个关于‘中间’的真理。”
展览持续一个月，参观人数破纪录。
葡萄牙驻港领事，在留言簿上写：“这是文化交流的最好证明。”
星时代的电影《光影谜踪》，三个月后开机。
剧本最终版把盗窃案，改为一场误会。
主角在追踪中，发现了更大的真相。
影片结尾，两幅画在香港重逢的实景镜头，让无数观众泪目。
电影上映当天，陈伯年和伊莎贝尔，并排坐在影院第一排。
字幕升起时，陈伯年轻声说：“阿爸，你守了一辈子的秘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伊莎贝尔握了握他的手：“我父亲也是。”
银幕上打出最后一行字：
“谨以此片献给：所有在夹缝中守护真理的人。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中间’。”
散场后，张振问团队：“下一部拍什么？”
大飞举手：“我有个点子——关于1970年代香港山寨工厂，如何把欧美流行曲，改编成粤语歌的故事。名字就叫《抄袭还是创新？》”
众人笑了。
灯光渐暗，但香港的夜，才刚刚开始。
而星时代的故事，也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