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65年这一年，春秋的天就像被乌云压着，看着没下雨，可风里全是潮气。
晋国的朝堂上，骊姬的笑里藏着刀子；
南边的楚国，爪子已经搭到了中原的门槛；
齐国忙着把诸侯们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西边的秦国，还是闷头攒家底，等着看时机。
这一年没有大规模的厮杀，却比真刀真枪的战场更让人揪心，所有矛盾都在暗地里发酵，就像黄河汛期前的静流，表面平稳，底下早是汹涌的暗流。
往前倒三年，公元前668年骊姬就开始在晋献公耳边吹枕边风，把太子申生当成必除的眼中钉。
到了公元前665年，这场构陷已进入酝酿升级的关键阶段——申生仍在曲沃主持封地事务，虽未遭直接迫害，但骊姬的手段已从直白的枕边风，变成了更阴狠的“软刀子”，一步步将晋国朝堂攥得更紧。
这一年晋国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便是骊姬那套“以退为进”的把戏。
彼时重耳已被派往蒲城戍边，夷吾驻守屈地，都还在晋国境内任职，尚未流亡在外。
晋献公偶尔会对着空荡荡的宫殿叹气，念叨着“儿子们都在边境辛苦”。
骊姬精准捕捉到这份情绪，哭着对献公说：“夫君啊，申生在曲沃操劳封地，重耳、夷吾在边境受苦，都是您的亲骨肉。总让他们离京在外，别人会说您薄情的，不如把他们召回来，留在都城辅佐您，也能稳住宗室的心。”
这番话说得情真意切，连献公身边的老太监都觉得骊姬“大度”。
可转身，她就找来了“二五耦”——梁五和东关五这两个心腹，低声吩咐：“去蒲城、屈地的边境散布消息，就说重耳在蒲城私通狄人，夷吾在屈地囤积粮草，都等着借戍边之名壮大势力，回来抢国君之位。”
表面装好人，暗地里捅刀子，这便是“骊姬谲计”的可怕之处，让晋国公室的裂痕在无形中不断扩大。
消息传到晋献公耳朵里，老头立马变了脸，先前的思念全化作猜忌，不仅不提召回儿子的事，反而派了更多人去监视重耳和夷吾的动向。
朝堂上，大夫里克看着这一切，嘴唇都咬出了血，却终究没敢开口。
自从公元前668年他劝献公“别疏远太子”被冷落之后，就知道这朝堂早已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只能垂泪退朝，暗地里嘱咐手下“少掺和公室的事”。
其他宗室贵族更干脆，要么托病不上朝，要么谎称巡查封地躲出去，晋国的权力核心，渐渐成了骊姬和她党羽的天下。
这边朝堂人心涣散，那边曲沃又闹起了“祭祀之争”，火头还是骊姬点燃的。
她的弟弟（骊姬为骊戎君主之女，其弟为骊戎王室成员），仗着姐姐的权势，跑到曲沃宣称“祖宗祭祀太过繁琐，浪费粮食”，要简化仪式，还借着“腾挪祭祀场地”的名义，占了曲沃三个贵族的封地。
曲沃可不是一般地方，那是晋国公室的发源地，晋武公正是从曲沃起兵夺取晋国君位，祭祀权和封地权是贵族们的命根子，这一下彻底捅了马蜂窝，十几个大夫联名上书，控告骊戎贵族的恶行。
可晋献公眼里只有骊姬，看了奏疏不仅没罚骊戎贵族，反而把上书的大夫骂了一顿，说他们“小题大做，阻碍新政”。
大夫们心都凉透了，有个老臣气得拍着柱子喊“晋国要亡了”，转头就带着家人搬到了边境。
连百姓都跟着遭殃，曲沃的农户因为封地被占没了生计，只能背着包袱再次逃荒，跟前些年因公室猜忌引发的局部流民问题如出一辙，晋国的根基，就这么一点点被蛀空了。
晋国乱着心思内斗的时候，南边的楚成王正忙着把爪子伸进中原。
他这一年的策略格外务实，首先盯上了邓国——这个位于今河南邓州的国家，卡在楚国从南阳盆地北上中原的必经之路上，是块必须拿下的跳板。
楚成王没直接动兵，反而派使者带着丝绸、粮食等厚礼去见邓国国君，说“巴国最近总袭扰贵国边境，我们愿意出兵帮你防守，只求在邓国南部驻兵休整”。
这是春秋时期“借师助防”的常用手段，本质是以“帮忙”为幌子，实则勘察地形、安插兵力。
邓国国君拿不定主意，一边是楚国送来的实惠，一边是对大国的忌惮，犹豫半天还是答应了。
楚军进驻邓国后，秋毫无犯，甚至帮着打退了一次小规模的巴国袭扰，把邓国国君哄得团团转，压根没察觉楚国士兵正在偷偷绘制山川河流图，记录沿途的战略要点。
为了稳住后方，楚成王还与巴国定立“边境盟约”，约定互不侵扰邓国边境，开通关市互通有无，让巴国别再找邓国麻烦，自己好专心对付中原。
搞定邓国这个跳板，楚成王又将目标对准了郑国。
此前齐楚就为郑国闹过摩擦，这一年楚国换了“软渗透”的路子，不派兵不施压，专门派使者去郑国东部边邑，找到当地贵族许诺：“只要你们暗中归附楚国，每年纳贡数额减半；若遇战事，楚国必派兵驰援。”
这些贵族本就觉得“跟着齐国要交重赋，跟着楚国得实惠”，立马动了心，偷偷给楚国送了质子，答应“有事听楚国调遣”。
郑文公得知消息后，吓得一身冷汗，既不敢得罪楚国，又怕齐国怪罪，只能玩起“两面讨好”的把戏。
他一边派人给楚国使者送钱，说“边邑贵族不懂事，我一定严加管教”，一边赶紧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到齐国当质子，跟齐桓公表忠心：“我郑国永远是齐国的属国，绝不敢跟楚国勾结。”
小国夹在大国之间的无奈，在郑文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楚成王的小动作，齐桓公早看在眼里。
作为中原霸主，他绝不能容忍楚国蚕食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年最重要的举措，便是在鄄地举行第二次会盟，核心议题便是“遏制楚国北进”。
将鲁、宋、卫、郑等核心盟国的国君悉数召来。
这次会盟针对性极强，不仅重申“共同抗楚”的约定，还新增“诸侯互质”的规矩——各国互相派公子到对方都城做人质，谁若叛盟，先杀质子立威。
会盟现场，管仲穿着庄重朝服主持仪式，声音洪亮地宣布：“昔者武王合诸侯，以尊周室。今楚蛮北侵，若诸侯离心，周室危矣！愿诸君同举‘尊王攘夷’之旗，共御楚患——谁叛盟，遂国就是例子！”
这话并非空穴来风，会盟前一个月，遂国受楚国利诱，停止给齐国纳贡，还偷偷与楚国互通消息。
齐桓公没废话，直接派管仲率三千精兵拿下遂国。
有意思的是，管仲没杀遂国国君，只流放了挑事的大臣，还保留遂国宗庙，让其继续向齐国纳贡。
这便是霸主治国的手段，既有威慑力，又留有余地，让其他诸侯不敢轻易叛盟。
为加固同盟，齐桓公还拍板“齐国出兵器，鲁宋出人力，每年秋季联合练兵”，将中原各国的军事力量绑在一起。
不过会盟时，鲁宋两国国君私下互相使眼色的小动作，还是没逃过管仲的眼睛——同盟看似牢固，内里的小算盘从来没停过。
齐楚忙着明争暗斗，西边的秦国始终沉心布局，绝不掺和中原热闹。
秦宣公心里清楚，晋国公室的动荡暗藏机遇，而梁国（今陕西韩城一带，与秦国相邻，又是晋国西部屏障）是连接秦晋的关键。
这一年，他促成一场“宗室联姻”，将秦国宗室之女嫁给梁国太子。
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秦宣公与梁国国君借着酒意约定“若邻国生变，两国互相策应”，通过联姻筑牢西部防线，也为应对周边局势变化埋下伏笔。
此时夷吾仍在屈地驻守，尚未与梁国建立直接联系，但其心腹已通过梁国牵线，借秦梁联姻之机前往秦国，给秦宣公送了不少晋国特产，试探着问“若晋国公室生变，秦国能否予以照拂”。
秦宣公没把话说死，只笑着以“邻国相交，守望相助”回应，既不拒绝也不承诺，留足了周旋余地。
除了联姻，秦国的“情报站”也悄悄升级，在靠近晋国的河西之地新增两个据点，派去的人都伪装成商人，一边与晋国边民交易，一边重点打听三类消息：“晋献公的身体状况”“骊姬党羽在朝堂的分布”“晋国边军的布防情况”。
这些情报每天由快马送回秦国，秦宣公亲自整理成册，反复研读。
与此同时，渭水粮仓加紧扩建，新囤积了三年粮草，士兵训练也抓得更紧，秦国就像一头耐心的豹子，静静观察着局势变化。
回头看公元前665年，这一年的格局已然清晰：
晋国在骊姬折腾下，人心涣散，朝纲松动，公室危机已现端倪；
楚国靠“借师助防”“边邑渗透”，悄悄将势力伸向中原，与齐国的对峙愈发明显；
齐国以会盟稳住霸主地位，但同盟内部的微妙心思难以掩盖；
秦国则沉心布局，为应对未来局势做好了准备。
这一年的平静，不过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铺垫，春秋的舞台上，各方势力已摆好姿态，只待时机成熟便全力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