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沟屯的麦田里，蚂蚱在刚冒头的麦苗间蹦跳。晌午的日头已经有些毒了，生产连的战士们摘下帽子扇风，脊背上的军装被汗水浸出深色的印记。
王栓柱蹲在田埂边，用拐杖拨开一丛麦苗仔细看。嫩绿色的叶片上有细小的孔洞，边缘泛黄。
“军长，是地老虎。”生产连长也蹲下来，手指捻起一点泥土，“开春暖和得早，虫卵提前孵了。照这架势，不出半个月，这片地的麦苗得被啃掉三成。”
王栓柱沉默地站起来，拄着拐杖沿着田埂慢慢走。整片河滩地大约五十亩，是第二军军部机关和直属队今年一半的口粮指望。如果真减产三成，就意味着秋天得从本就不富裕的战士口粮里再抠出一部分，或者向老乡借粮——而老乡家也未必有富余。
“有什么法子？”他问。
“土法子倒是有。”连长跟在他身后，“用烟叶泡水喷，地老虎怕那个味儿。但咱们哪来那么多烟叶？除非……”他顿了顿，“除非跟老乡换，或者去镇上买。”
王栓柱停下脚步。镇上现在是日伪控制区，去采购烟叶风险极大，而且第二军的经费紧张，每一块银元都得掰成两半花。
“先组织人手人工抓。”他做出决定，“每天早晚各一次，顺着麦垄翻土，见着虫就弄死。能救多少是多少。”
“是！”连长应道，却又补充，“军长，还有件事……咱们的农具不够。特别是耙子，只剩七把是好的，其他的齿都断了。”
“后勤处不是上月才补充了一批吗？”
“那是从伪满仓库缴获的，本来就是旧货，用不了多久。”连长苦笑，“现在咱们开垦的地越来越多，可家伙事儿跟不上。战士们有的用手扒，指甲都翻过来了。”
王栓柱看着田里那些年轻的背影。他们大多不到二十岁，本该在学校里念书的手，现在握着锄头、抓着虫子、在泥土里刨食。有些战士的手掌已经磨得看不出原本的纹路，裂开的口子里塞着黑泥。
“我想办法。”他说。
回到军部驻地时已是下午。王栓柱没回自己的木屋，直接去了军械修理所。所谓修理所，其实就是个搭了棚子的山洞，里面叮叮当当响着敲打声。
修械所长是个满脸煤灰的老兵，姓郑，以前在奉天兵工厂干过。他正对着一个烧红的铁砧捶打什么，见王栓柱进来，用围裙擦了擦手。
“军长，您怎么来了？腿伤好些没？”
“老郑，农具能修吗？”王栓柱开门见山。
“农具？”老郑愣了下，“耙子锄头那些？能是能，但咱们这儿主要是修枪修炮，铁料都紧着军械用……”
“分一部分出来。”王栓柱在简陋的木凳上坐下，把拐杖靠在墙边，“老郑，你种过地没？”
“种过。关里老家有三百地，全是俺爹俺娘伺候。”老郑的眼神黯了黯，“鬼子来了以后，就不知道了。”
“那你该知道，没有耙子，地就整不细；地整不细，苗就长不好；苗长不好，秋收就得减产。”王栓柱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沉，“咱们当兵的可以饿肚子，可老百姓不能饿。老百姓饿了，谁给咱们报信？谁给咱们藏伤员？谁把儿子送到队伍上来？”
老郑沉默地听着，手里的铁钳无意识地开合。
“从今天起，修理所分出一半人手和铁料，专门打农具。”王栓柱站起来，“耙齿要淬火，锄头刃要加钢，一件农具要当十年用。这是命令。”
“是！”老郑挺直腰板，“可是军长，铁料实在……”
“我想办法。”王栓柱重复了这句话，然后拄着拐杖走了出去。
办法其实有，但很冒险。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王栓柱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出发了。他们没有走大路，而是沿着山脊线穿插，目标是七十里外的一个伪满铁矿场。
那是日本人控制的“满洲矿业株式会社”下属的一个小矿点，主要出产低品位的铁矿石，运到奉天去冶炼。矿场有三十多个伪满矿警，两座木头哨塔，平时守备不算严——因为那里除了石头就是石头，抗联以前从没打过它的主意。
“军长，真要打矿场？”带路的向导是本地猎户，对这一带熟得很，“那里头没啥油水，就些破矿石，扛都扛不走。”
“不要矿石。”王栓柱伏在山梁上，用望远镜观察着晨雾中的矿场轮廓，“我要他们库房里的成品铁——钢钎、铁镐、运矿车上的轴承和铁皮。”
向导恍然大悟。
矿场早上六点换岗。王栓柱看着表，等哨塔上的探照灯熄灭、换班的矿警打着哈欠走出来时，他打了个手势。
二十名战士像影子一样滑下山坡。他们分成三组：一组解决哨塔，一组控制矿警宿舍，一组直奔库房。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十分钟，没有开枪，全是匕首和绳索解决。
库房比想象中大。里面堆满了采矿工具，还有很多半成品的铁料。王栓柱摸了摸那些冰凉的钢铁，估算着重量。
“能带多少带多少。”他下令，“优先拿小件、成品。大件的运矿车拆轮子，只要轴承和铁轴。”
战士们迅速行动。有人用麻袋装钢钎，有人拆工具的木柄只留铁头，有人把库房里备用的铁皮卷起来捆好。二十分钟后，每人肩上都有了沉甸甸的负荷。
撤退时，王栓柱最后一个离开库房。他在门口停了停，回头看了一眼那些带不走的笨重机械。如果有一支运输队，如果能打通一条安全的道路……
“军长，快走！”警卫员低声催促。
他们原路返回。走出五里地后，矿场方向才传来零星的枪声——大概是醒来的矿警发现被劫，胡乱开枪壮胆。
回到根据地已是傍晚。王栓柱没休息，直接去了修理所。老郑看着战士们卸下的铁料，眼睛瞪得老大。
“这……这么多？”
“够打多少耙子？”王栓柱问。
老郑蹲下，扒拉着那些钢钎和铁料，嘴里念念有词地计算着：“一根钢钎能打三副耙齿……这些铁皮能锻锄头刃……这些轴承钢最好，能打镰刀……”他抬起头，满脸兴奋，“军长，够打一百五十件农具！而且都是好钢口！”
“那就动手。”王栓柱说，“七天，我要看到第一批五十件送到生产连。”
“保证完成任务！”
王栓柱走出修理所时，天已经黑透了。他站在山坡上，看着山脚下那片河滩地。月光下，麦田泛着淡淡的银灰色，像一片静谧的湖。
警卫员小声问：“军长，咱们冒这么大险，就为了些农具……值吗？”
王栓柱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那片麦田，想起很多事——想起锦州撤退时，一个老大娘把家里最后一袋高粱面塞给伤员；想起在黑河突围时，老乡把他们藏在地窖里三天三夜；想起去年冬天最困难的时候，根据地边缘一个屯子饿死了七个人，却没有一个人去向日伪告密。
“你看那麦子。”他缓缓说，“现在才刚冒头，风一吹就倒的样子。可等到秋天，它会结出穗子，一粒麦子能变成几十粒。咱们今天多打一把耙子，秋天就能多收一斗粮；多收一斗粮，就能多养一个兵，或者少饿死一个老乡。”
他转过身，一瘸一拐地往木屋走。
“这世道，人命比纸薄。可正因为这样，咱们才得把每一粒麦子、每一口粮食，都看得比命重。”
来都是这样——没有硝烟，但一样残酷；没有枪声，但一样有牺牲。每一个“两面政权”的建立，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经营；但一次叛变，就能让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可还是要做。因为这是根，是这片土地能熬过严冬的底气。
山脚下，靠山屯里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那是屯子里的识字班在上课，教的是最简单的“人、口、手”，但那些稚嫩的声音在春风里飘荡，像最坚韧的种子。
张兰生整理了一下衣襟，朝下一个屯子走去。
他的脚步很稳，像这山里生了根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