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一月的北满，积雪深及人腰。在这个连野兽都蜷缩在洞穴里熬冬的季节，抗联第一军的一支小分队却冒着零下三十五度的严寒，在完达山深处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分队长杨靖宇——三个月前还是爆破组副组长的年轻人，如今已是特种大队第一分队队长——趴在雪窝子里，用冻得发麻的手指调整望远镜的焦距。前方两公里处，是日军新建的“七号密营”。根据情报，这里驻扎着关东军新编第103师团的一个大队，约八百人。
但杨靖宇观察了三天，发现情况不对劲。
“队长，你看。”他把望远镜递给副手，“营地里活动的，起码有一半人动作生疏。那个机枪阵地，射手连装弹链都笨手笨脚。”
副手接过望远镜看了会儿：“新兵？”
“不止。”杨靖宇压低声音，“昨天他们搞了一次紧急集合，从拉响警报到列队完毕，用了十一分钟。如果是关东军的老部队，最多五分钟。”
他掏出一个油纸包裹的笔记本，用铅笔快速记录：“一月十二日，七号密营。发现：一、士兵军事素养低下；二、武器装备老旧，仍在使用明治三十八年式步枪；三、营地纪律松懈，夜间哨兵有打瞌睡现象...”
这些都是要带回指挥部的宝贵情报。因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开始，于凤至给各部队下达了新命令：每一次侦察、每一次接触，都必须详细记录日军部队的“质量变化”。
“撤。”杨靖宇收起望远镜，“情报够了。”
小分队像雪地里的鬼魅，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林海中。他们留下的脚印，很快就被新落的雪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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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在下降，但数量在增加。”
在小兴安岭指挥部，徐建业把一叠侦察报告摊在于凤至面前：“这是各部队十二月份以来的汇总。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师团，至少有两个——第五和第六师团——确认已调往南方。但同时，伪满军的编制扩大了百分之四十。”
于凤至快速翻阅着报告。每一份都印证着同一个趋势：日军精锐南调，伪军填充防线。
“伪满军现在有多少人？”她问。
“三十万左右。”许亨植回答，“但战斗力...杨靖宇那份报告很有代表性。新扩编的伪军部队，很多士兵是强征来的农民，训练不足，士气低下。军官层也混杂，有关东军派去的日本顾问，有原东北军投降的军官，还有地痞流氓混进来的。”
冯仲云刚从第二军视察回来，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伪军内部不稳。王栓柱军长那边策反了一个伪军连长，那人说，现在伪军里流传一句话：‘日本人要完蛋了，咱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于凤至站起身，走到地图前，“通知各军：启动‘两面政权’计划。”
所谓“两面政权”，是于凤至根据另一段历史的经验提出的构想：在日军控制力薄弱的农村地区，建立表面上服从伪满、实际上由抗联控制的基层政权。
“具体分三步。”她开始部署，“第一步，摸底。各部队政治部门，要对辖区内的伪保长、甲长进行秘密调查。哪些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哪些是被迫的，哪些有爱国心。”
“第二步，接触。对那些可以争取的，秘密接触。条件很简单：白天你当你的保长，应付日本人；夜里为我们提供情报、掩护伤员、筹集粮草。我们保证你的安全，将来胜利了，算你立功。”
“第三步，控制。一旦建立联系，这个村子就是我们的了。鬼子的征粮队来了，保长带着他们去最穷的几户转一圈，然后‘无奈’地说收不上来。我们的伤员来了，保长安排到‘亲戚’家‘养病’。需要传递情报，保长的儿子‘去镇上赶集’...”
计划在一月中旬全面铺开。
在方正县的一个山村，保长老李头是个五十多岁的庄稼人。他当保长不是自愿的——原来的保长被抗联处决后，日本人指定他接任，不干就杀全家。一个月前，第三军的政工干部秘密找到他。
“李大爷，我们知道你的难处。”干部很客气，“不让你公开抗日，只要你行个方便。鬼子来征粮，你提前一天在村口老槐树上挂个破草帽，我们就知道要来人。我们的人受伤了，你帮着找个安全的地方养伤。将来赶走了鬼子，这些我们都记着。”
老李头犹豫了三天，答应了。从此，这个村子成了抗联的秘密交通站。鬼子来了，全村统一口径“没见过八路”；抗联来了，热炕头、热饭菜准备好。老李头还发展了两个甲长，三个甲变成了“红色甲”。
到一月底，仅第三军防区内，这样的“两面村”就发展到四十多个。有的村子甚至更进一步——白天是伪满的“模范保”，夜里抗联的识字班、民兵训练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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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八日，春节。
往年的春节，根据地虽然艰苦，总要想法子包顿饺子。但一九四二年的春节，于凤至下达了特殊命令：各部队不得大规模聚餐，要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群众家里过年。
“这不是抠门。”她在给各军的通知里写道，“是要让战士们和老百姓过一个真正的‘团圆年’。吃百姓一碗饺子，要记住这碗饺子的分量；睡百姓一铺炕，要懂得这铺炕的温暖。军民鱼水情，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地同吃同住。”
王栓柱的第二军把这道命令执行得最彻底。干翁的第六师直接解散了营级建制，以排为单位，分到二十多个村庄。战士们帮着老乡劈柴、挑水、修房子，老乡们把珍藏的白面拿出来，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
在碾子山下的张屯，干翁自己就在老乡老张家过年。炕桌上摆着白菜猪肉馅饺子，还有一小碟炸花生——这是老张儿子冒雪走了三十里路，从镇上换回来的。
“师长，您吃。”老张把饺子往干翁碗里夹，“你们打鬼子辛苦了。”
“大爷，是你们辛苦了。”干翁认真地说，“没有你们支持，我们早饿死冻死了。”
老张的儿子，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憋了半天，鼓起勇气问：“干师长，我能当兵吗？打鬼子！”
干翁看看老张。老张沉默半晌，点点头：“去吧。跟着干师长，爹放心。”
那一晚，第二军各部队在群众家里过年，收到了三百多个这样的参军请求。都是青壮年，都是自愿的。
“这才是根基。”王栓柱在给指挥部的报告里写道，“鬼子占的是地盘，我们得的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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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抗联的“两面政权”计划顺利推进时，南方的战报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
二月三日，徐建业拿着一叠电报走进指挥部，脸色凝重。
“太平洋战场，日军势如破竹。”他把电报按时间顺序排列，“十二月攻占香港，一月入侵马来亚、菲律宾，二月...新加坡快要守不住了。”
于凤至一张张看着。电文里那些地名：威克岛、关岛、拉包尔...都是另一段历史中熟悉的败退之路。日军在太平洋的闪电战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英美荷的殖民地纷纷陷落。
“国内战场呢？”她问。
“压力巨大。”徐建业翻开另一份汇总，“日军为确保南下航线安全，在华中、华南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国军伤亡惨重，更重要的是——”
他顿了顿：“日军为了支撑太平洋战争，加大了在中国的掠夺。粮食、矿产、劳动力...尤其是粮食。”
于凤至心中一动：“华北的收成怎么样？”
“去年秋旱，收成本就不好。现在日军强征军粮，很多地方...”徐建业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明白。
冯仲云插话道：“我们派往关内联络的同志带回消息，河南、山东一带，已经出现逃荒的流民。有人往陕西走，也有人...往东北来。”
指挥部里一片沉默。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饥荒。
于凤至想起自己一年多前的预警。她当时说“可能在今年年底至明年间遭遇罕见大范围旱灾”，现在，预警正在变成现实。
“通知各根据地。”她站起身，语气严肃，“立即启动粮食储备计划。从现在起，所有部队、所有‘两面村’，要尽可能多地储备粮食。方法有三：一、节约口粮，定量供应；二、开垦荒地，扩大春播面积；三、用一切可交换物资，从敌占区换粮。”
“还有，”她补充道，“在根据地边缘，设立‘赈灾接待站’。流民来了，不能赶走。老弱妇孺，分散安置到各村；青壮年，经过审查后可以吸收参军。但有一条必须明确：所有接收的流民，要接受我们的管理和教育。”
许亨植快速记录，忍不住问：“副总司令，我们的粮食也不宽裕，这样会不会...”
“会。”于凤至坦然承认，“会加重我们的负担，甚至可能导致粮食危机。但如果不接收，这些人要么饿死，要么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要么变成土匪祸害百姓——无论哪种，都是灾难。”
她望向窗外，雪还在下。
“民心如秤。我们今日多收留一个流民，将来就多一份人心。日本人多饿死一个百姓，将来就多一份仇恨。这笔账，要算长远。”
命令在二月十日下达。各根据地开始紧锣密鼓地储备粮食，同时沿着边界线，一个个简陋的“赈灾接待站”搭建起来。
二月十五日，第一个流民群出现在第三军防区边缘——三十多个从山东逃荒来的农民，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负责接待的政工干部按照指示，先给他们喝了一碗热粥，然后宣讲政策：愿意留下的，分土地、分种子，但必须服从管理；想继续走的，发三天口粮。
三十多人全部选择了留下。
消息传回指挥部，于凤至在日志上写下：“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接收第一批流民三十二人。这只是开始。”
她合上日志，望向南方。在那里，旱灾正在蔓延，战争仍在继续。而在这片冰封的北国，一场关于生存、关于人心、关于未来的新战斗，已经悄然打响。
南进的阴影笼罩着太平洋，也投射到了这片黑土地上。但阴影之下，星火未熄，反而在积聚着燎原的力量。
这个冬天格外漫长。但于凤至知道，冬天过后，将是播种的季节。而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春天的播种做准备——播下粮食的种子，也播下希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