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兴南议事厅的壁炉火光将《全球工业资产分布图》上的红圈映得发烫。楚阳指尖夹着雪茄，目光落在“美国钢铁、波音、福特、杜邦”四家企业的标注上，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我们的策略是‘先持股、再注资、后收产能’——用注资换增持，用增持保谈判，把美国工业的根基稳稳扎进兴南的土地里。”
他翻开楚为先递来的《北美持股与注资增持计划表》，上面清晰列明了初始持股、注资金额、增持目标与产能对价：“1922年至今，我们已悄悄持有美国钢铁3%、波音3%、福特4%、杜邦5%的股份。接下来，每注资一家，就将持股比例提升2%-3%，既强化股东话语权，又让对方无法拒绝我们的产能要求——这是‘以钱生权，以权换产’的连环棋。”
1931年3月的匹兹堡，美国钢铁匹兹堡分厂的高炉像垂暮的巨人，锈迹爬满炉身。分厂经理马克·威尔逊看着楚为先递来的文件，瞳孔骤然收缩——文件上不仅有“3%流通股持股证明”，还有一份“400万美元注资协议”，协议核心条款写着：“注资完成后，楚氏投资公司持股比例增至6%，美国钢铁需转让两座50吨高炉、全套轧钢设备30名工程师及500名技术工人。”
“楚先生，6%的持股比例，足以进入公司前五大流通股东行列。”威尔逊的手指在“6%”上反复摩挲，心中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楚为先将拥有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话语权，而拒绝注资，分厂只能在三个月内破产。
楚为先看出他的顾虑，补充道：“这400万不仅是注资，更是‘产能盘活资金’。我们拿到设备后，兴南钢铁厂生产的特种钢材，将以7折价格优先供应美国钢铁，为期5年——这对双方都是双赢。”
威尔逊再无犹豫。400万注资能保住分厂半数工人的饭碗，6%股东的诉求也符合“保资产、稳股价”的董事会要求。1931年4月，注资完成，楚氏持股比例正式从3%提升至6%；同月，转让协议签订，兴南以“股东注资增持”为筹码，拿下价值1200万美元的钢铁设备（含两座50吨高炉、12台轧钢机、炼钢模具），以及美国钢铁的“特种钢冶炼技术授权”。
拆解现场，楚明杰看着德国工程师与美国技工共同标注设备编号，感慨道：“3%到6%的跨越，不仅是股份的增加，更是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现在我们不仅能拿到设备，还能跟着美国技工学最先进的炼钢工艺。”
1931年4月，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的谈判室里，艾伦·波音盯着楚为先带来的《注资增持与产能转让方案》，陷入沉思。方案显示：楚氏初始持有波音3%流通股，注资500万美元后，持股比例增至5%；作为对价，波音需将闲置的p-26战斗机组装线、35名工程师“委托”给兴南，为期5年。
“5%的持股比例，能让你们获得董事会观察员席位。”艾伦·波音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他清楚波音当前的困境——股价从1929年的45美元跌至12美元，现金流断裂，p-26生产线再不盘活，只能拆解炼钢。
“我们的注资将专项用于p-26的技术升级，且兴南采购的10架民用版p-26，将全部使用波音原厂零件。”楚为先抛出附加条件，彻底打消对方顾虑。
1931年5月，注资到账，楚氏持股比例从3%升至5%，正式成为波音前十大股东；随后，p-26组装线的转让协议签订。兴南不仅拿到了机身组装架、发动机安装平台等核心设备，还凭借“5%股东”身份，获得了波音未来两年的技术更新资料——这意味着，兴南能同步掌握p-26改进型的研发进度。
当35名波音工程师抵达兴南时，林墨拿着技术资料激动地说：“从3%到5%，看似只有2%的增幅，却让我们加强原缅北的航空工业生产线，能让兴南的飞机制造至少少走5年弯路。”
1931年5月，底特律福特汽车的办公室里，亨利·福特看着楚为先递来的文件，手指敲击桌面的节奏逐渐变缓。文件清晰列明：楚氏初始持有福特4%优先股，注资800万美元后，持股比例增至7%；作为交换，福特需将关闭的两家零部件工厂（含发动机、变速箱生产线）转让给兴南，并派遣1000名熟练技工赴兴南指导生产。
“7%的优先股，能让你们在分红和重大决策上拥有否决权。”亨利·福特的语气带着几分复杂，他清楚楚氏的意图，却不得不接受——福特当前每月亏损超200万美元，800万注资能让两家闲置工厂“变废为宝”，还能获得兴南市场的长期订单。
“我们承诺，未来5年每年从福特采购100万美元零部件，且兴南生产的发动机，优先供应福特东南亚组装厂。”楚为先补充道，将“股东合作”的姿态做足。
1931年6月，注资完成，楚氏持股比例从4%提升至7%，成为福特第三大优先股股东；转让协议签订，兴南以800万美元拿下价值1500万美元的汽车生产线（含200台精密机床、15条装配线），以及福特V8发动机的技术授权。
1000名福特技工抵达兴南时，负责汽车项目的楚明杰组织兴南工人“拜师学艺”：“7%的持股比例，让我们从‘收购者’变成了‘合作伙伴’——这些技工不仅是来指导生产的，更是来给我们‘传帮带’的。”
1931年6月，匹兹堡杜邦公司的会议室里，伊雷内·杜邦看着楚为先带来的方案，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方案显示：楚氏初始持有杜邦5%流通股，注资300万美元后，持股比例增至8%；作为对价，杜邦需转让匹兹堡化肥与农药生产线，授权氨合成技术，并派遣20名化工工程师赴兴南。
“8%的持股比例，足以影响公司的技术授权决策。”伊雷内·杜邦沉吟片刻，他清楚杜邦的处境——化肥分厂关闭导致氨合成技术闲置，300万注资能维持尼龙研发，而兴南的订单能让杜邦化工产品打开东南亚市场。
“我们的注资将用于氨合成技术的民用化改进，且兴南生产的农药，将使用杜邦的商标进行销售，给贵司分成15%。”楚为先的提议，让这场“股东交易”更像“深度合作”。
1931年7月，注资完成，楚氏持股比例从5%升至8%，成为杜邦第五大股东；转让协议签订，兴南以300万美元拿下价值800万美元的化工设备（含硝酸铵生产线、农药合成装置），以及氨合成、尼龙预制的核心技术。
当杜邦工程师在兴南化工厂调试设备时，陈天工感慨：“从5%到8%，这3%的增幅，让我们拿到了化工全产业链的钥匙——从化肥到炸药，从农药到尼龙，兴南再也不用依赖进口了。”
1931年12月，楚伟带领的金融团队完成了最后一轮增持：
- 美国钢铁：从6%增持至7%，花费35万美元，获得铁矿砂采购独家议价权；
- 波音：从5%增持至6%，花费30万美元，提前锁定p-36战斗机的技术转让优先权；
- 福特：从7%增持至8%，花费42万美元，获得东南亚组装厂的联合运营权；
- 杜邦：从8%增持至9%，花费38万美元，获得尼龙生产设备的优先采购权。
至此，楚氏在四家核心企业的持股比例均达到7%-9%，总注资+增持成本2185万美元，却撬动了价值4700万美元的工业产能与技术授权，构建了一张“股东身份+技术合作+产能供应”的闭环网络。
1931年12月31日，兴南议事厅内，楚阳看着楚为先带回的《北美工业抄底总结报告》，上面清晰列明：“注资增持完成后，美国钢铁6%、波音5%、福特7%、杜邦8%持股，四条核心生产线全部落地，1500名欧美技工到位。”
“从初始持股到注资增持，再到产能收割，每一步都环环相扣。”楚阳将报告拍在桌上，目光坚定，“1932年，我们要让这些生产线在兴南开足马力，真正实现从‘农业小国’到‘工业强国’的跨越——这就是股东身份的力量，也是兴南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