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的灯笼还挂在院门口,红绸子被风吹得耷拉下来,沾着雪水,像哭丧的孝带。李秀兰揭了三次锅盖,锅里的玉米糊糊热了又凉,最后还是凝在锅底,从年三十到现在,这口锅就没真正热过,柱子没回,连带着家里的烟火气都散了。
军娃蹲在门槛上,怀里抱着那只缺耳朵的布偶,指尖反复抠着布偶身上的补丁。那是柱子去年捎回的,现在布偶的肚子都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军娃还是不肯撒手。“妈,老陈叔今天会来吗?”孩子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这是他今天第五次问这句话。
李秀兰没吭声,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秀兰,等我”四个字早被指腹磨得发毛,边角卷成了小卷。年前老陈还说“柱子能联系上,就是忙”,可从大年初二开始,不管是去村部打电话,还是托去镇上的人捎信,都没了回音。老陈上周去了趟乡派出所,回来时脸色铁青,只说“矿上那边断了线索,再等等”。
“会来的。”她蹲下身,把军娃冻红的手塞进自己怀里暖着。孩子的手比腊月的冰还凉,指甲缝里还沾着年前贴春联时的红颜料,现在都发黑了。“老陈叔会带爸爸的消息来。”
这话她说了十几天,自己都不信。柱子以前再忙,也会托人捎个口信,哪怕只是“平安”两个字。现在连口信都没了,村里开始有闲话,有人说“柱子是不是在矿上出了事”,还有人说“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不回来了”。李婶听了就骂“别胡说,柱子不是那样的人”,可骂完了,还是偷偷塞给她一包红糖,说“给军娃补补,孩子最近都没笑过”。
晌午的时候,老陈真的来了。他骑着那辆吱呀响的自行车,车把上没挂任何东西,以前他来,总会给军娃带块糖或者半个馒头。老陈的脸冻得通红,进门就搓着手,半天没敢看李秀兰的眼睛。
“秀兰,”他的声音比风还冷,“我去了趟县公安局,他们说……矿上的案子结了,可柱子没去派出所销案,也没人见过他。有人说他年前就离开矿上了,往南边去了,可没谁知道具体在哪儿。”
军娃手里的布偶“啪嗒”掉在地上,他没捡,只是仰着头看老陈:“陈叔,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他是不是忘了我还等着他堆雪人?”
老陈的喉结滚了滚,蹲下来想摸军娃的头,又缩了回去:“军娃乖,你爸爸没忘,他就是……路上遇到事了,过阵子就回。”
这话骗不了孩子。军娃突然蹲下去,抱着布偶哭起来,哭声闷在布偶里,像小猫被踩了尾巴:“他就是忘了!去年他说陪我堆雪人,今年也没回!他说给我买玩具车,也没买!他就是不要我了!”
李秀兰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掉在军娃的棉帽上,砸出小小的湿痕。她想把孩子抱起来,可胳膊像灌了铅,怎么也抬不动。老陈说的“往南边去了”像根针,扎在她心上,南边那么大,柱子一个人,腿上还有旧伤,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我再去打听。”老陈站起来,从兜里掏出十块钱,放在灶台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军娃买袋奶粉。我已经托南边的亲戚帮忙找了,有消息就第一时间告诉你。”
李秀兰没接钱,只是点了点头。老陈走后,屋里静得可怕,只有军娃的哭声和窗外的风声。她捡起地上的布偶,把磨破的地方拢了拢,想起柱子去年托人捎布偶时,附了张小字条:“军娃长大了,该有个像样的玩具。”现在玩具还在,人却没了消息。
天黑后,军娃哭累了,靠在炕头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布偶的一只耳朵。李秀兰坐在炕边,把给柱子缝的棉裤拿过来,铺在腿上。棉裤的膝盖处缝了两层补丁,她当时想着柱子下地干活磨膝盖,特意做得结实,现在却成了没用的东西。她用指尖摸着补丁,眼泪掉在棉裤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灶房里的玉米糊糊彻底凉了,她没去热。以前柱子在家时,灶房总是暖的,他会在傍晚就把炕烧得热乎乎的,还会给她和军娃烤红薯。现在炕是凉的,灶是冷的,连灯都觉得比以前暗。
她走到院门口,望着村口的路。正月十五的月亮很圆,却冷得发慌,把路照得白花花的,连个脚印都没有。她想起柱子回来的那半宿,他就是从这条路上走回来的,身上带着煤渣味,把她搂得很紧。现在这条路空荡荡的,像她的心一样。
“柱子,你到底在哪儿?”她对着空路小声喊,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你要是平安,就捎个信回来,哪怕只是‘好’一个字也行。军娃想你,我也想你,咱们家还等着你来热灶呢。”
没人回答,只有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像小刀子。她站了很久,直到腿冻得发麻,才慢慢往回走。进屋时,看见军娃翻了个身,小声喊“爸爸”,然后又沉沉睡去。
李秀兰把棉裤叠好,放在炕头最显眼的地方,又把那张纸条塞进棉裤口袋里。她知道,现在说“等”很无力,可除了等,她没别的办法。她得守着这个家,守着军娃,等着柱子的消息,哪怕消息来得晚,哪怕要等很久,她也得等。
月亮透过窗纸照进来,落在棉裤上,亮得晃眼。李秀兰坐在炕边,握着军娃的手,心里默念:柱子,你一定要平安。我和军娃都在等你,等你回来,等这个家,能再有点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