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透过戏台顶上的破洞，在积着薄尘的木板上投下道斜斜的光柱，里面浮动的尘埃像无数细小的金屑。陈砚站在台下，看着那座被岁月啃噬得斑驳的戏台，朱红的柱子褪成了淡粉，台口的雕花栏杆缺了半块，露出里面朽坏的木茬——这是村里的老戏台，据说光绪年间就有了，如今只剩个空架子，却总有人在逢年过节时来这儿摆几张桌子，凑个热闹。
“小陈老师来得早。”守戏台的张大爷正踩着梯子，用桐油擦着台柱，油布擦过的地方显出温润的红，像给苍老的木头抹上了层血色，“昨儿听村头老李说，你在寻周老师当年的物件？他以前最爱在这戏台上待着。”
陈砚点点头，目光落在戏台中央的那块方砖上。砖面比周围的更光滑，边缘磨得发亮，张大爷说，那是周明总坐着的地方，“他说这砖底下是空的，坐着能听见地下的风声，写戏词时灵感来得快”。
戏台两侧的耳房堆着些旧戏服，蓝布的袍子、绣着金线的靠旗、缀着玻璃珠的凤冠，都蒙着层灰，却掩不住曾经的鲜亮。张大爷掀开个木箱，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件黑色的褶子（传统戏曲中男性角色的便服），领口绣着圈暗纹，是缠枝莲的图案，针脚细密得像蜘蛛织的网。“这是周老师自己缝的，”张大爷指着衣襟上的补丁，“他说‘戏服破了不能扔，补得巧了，反倒是段故事’。你看这补丁，用的是红色的绸子，他说‘黑配红，像夜里点了盏灯，有劲儿’。”
陈砚拿起那件褶子，布料有些发硬，却带着股淡淡的樟木味——想必是常年用樟木箱存放的缘故。袖口处绣着个极小的“明”字，针脚藏在褶皱里，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像他藏在心底的话。
耳房的墙上贴着泛黄的戏单，毛笔字写的剧目名已经模糊，能辨认出《霸王别姬》《西厢记》几个字。张大爷说，周明当年总在这儿排戏，不光自己演，还教村里的孩子唱，“他嗓子不算亮，却特别会唱老生，那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他能唱得让台下的老太太掉眼泪”。说着，张大爷从墙缝里摸出个铁皮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卷用红绳捆着的纸，展开来，是周明写的戏词手稿。
纸页边缘卷了角，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有力，有的地方用朱笔改了又改，比如《白蛇传》里“断桥”一折，他在“恨上来骂法海不如禽兽”旁边写着：“‘不如禽兽’太硬，改‘忒煞无情’，留三分余地，才显白素贞的柔中带刚”。还有处批注更有意思，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旁，他画了个小小的蝴蝶，旁边写：“村里的孩子说，蝴蝶翅膀该画得像油菜花，黄澄澄的才热闹，下次改”。
戏台的后台有面铜镜，边缘锈得厉害，镜面却还能照见人影。陈砚凑近看，镜中映出自己的脸，叠着镜面上模糊的划痕，像和过去的人打了个照面。张大爷说，周明每次上台前都在这儿整理衣袍，“有回他演诸葛亮，戴的纶巾歪了，自己没发现，是个小姑娘提醒他的。后来他总说‘戏台如人生，得有人帮着看细节’，就把那姑娘画的纶巾草图贴在镜子后面了”。
陈砚果然在镜后摸到张薄薄的纸，上面是个小女孩画的简笔画，纶巾的带子飘得像两片叶子，旁边写着“周老师的帽子要飞起来才好看”。纸的右下角，周明补了行小字：“听你的，下次让它‘飞’得慢点”。
正看着，外面传来孩子们的笑闹声，几个背着书包的孩子跑进来，围着戏台转圈，其中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姑娘站到台上，学着大人的样子唱：“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跑调跑得厉害，却引得大家直鼓掌。张大爷笑着说：“这就是周老师当年教的调，孩子们听着听着就会了，像种子落在土里，自己就发了芽。”
陈砚走到戏台中央，踩在那块光滑的方砖上，果然隐约能听见风从地下穿过的声音，呜呜的，像谁在哼着不成调的戏词。他想起周明的笔记本里写过：“戏台是个奇怪的地方，你站上去，就成了别人，可演着演着，别人的悲喜就变成了自己的，这大概就是戏的魔力。”
阳光移了位，光柱落在戏台的楹联上，上联“三五步行遍天下”，下联“六七人百万雄兵”，字迹被雨水泡得有些洇，却依旧透着股气。陈砚摸着冰凉的木质楹联，突然明白，周明爱戏台，或许不是爱演戏本身，而是爱这方寸之地能装下千万种人生的包容——就像他对待身边的人，总能留出三分余地，让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在他这里，好好演下去。
张大爷不知何时搬来张长凳，递给他个豁口的粗瓷碗：“来，尝尝今年的新茶，周老师当年总说，戏台子上的茶，得用豁口碗喝，漏点才接地气。”
陈砚接过碗，热茶烫得指尖发麻，却暖得很实在。戏台外的风穿过破洞，卷起地上的戏词手稿，纸页翻飞间，像有人在轻轻唱着那句没唱完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余音绕着梁，久久不散。他知道，这戏台的故事还没落幕，就像那些被记住的戏词、被修补的戏服、被孩子们传唱的跑调唱腔，都在悄悄续写着未完的篇章。